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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简介
《史通》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
刘知几（661—721）字于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 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 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 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以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 《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 （瞿林东）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前言
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
史学起于记事①，逐渐衍为资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掌官书以赞治”②，此后历代相沿。中国的史书，从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算起，三千年
间连绵不辍，代有佳篇，其间涌现从《春秋》到《正续通鉴》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从《史记》到《清史稿》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从《通鉴纪事本末
》到《清史纪事本末》一类以事为纲，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十通”与“会要”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真切著称
于世，而且力图“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③，试图将“历史——现实——未来”
勾连一气，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因此，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还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散见于各类典籍，集成专
书而且脍炙人口者，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史通》和《文史通义》。
唐人刘知几（661 —721 ）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其内篇三十六篇，论史书源流、
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作者
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
又畅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其中尤重史识，倡导“不掩恶，不虚美”的实录、直书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对“妄生穿凿，轻
究本原”。由这一评史标准，作者赞扬《左传》与《齐志》，称“左氏之义有三长”，“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春秋》“真伪莫
分，是非相乱”，并指出《尚。书》、《论语》中的不实之载，显示了一种“疑古惑经”的批评精神。
清人章学诚（1738—1801）所著《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作者详论“六经皆史说”，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强调“史
德”，也即“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提
倡史学经世，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建立方志学，并将其
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史通》和《文史通义》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吴琦、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
力，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
①《说文》：“史，记事者也，从义诗中。中，正也。”
②《周礼。天官冢宰》。
③《史记。太吏公自序》。
冯天瑜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
史通原序
长安二年武后临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
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旧脱“兼”字。修史皆如故。兼修史，以领职言，脱“兼”字则非。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旧脱“东”
字。都。无儿，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一作“官”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
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旧误作“司”。
其优，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一作“确”。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
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爱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
旧注：除所阙篇，凡八万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中宗元，是时复辟六年矣，仲春之月也。
校点说明
一、本书的《史通》以清代浦起尤的《史通通释》为底本，《文史通义》以民国时期叶玻先生的《文史通义校注》为底本。
二、底本之外，分别又据《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史
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等与《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以及学术界的有关成果，作为校点参考。
三、凡底本中的明显错简之处或错讹文字，皆据他本或内校径直改正。
四、为了严格体例，《史通》底本中的“释”与“按”皆予删减；同时，《史通》底本“附录”中的《新唐书。刘知几传》及《文史通义》底本中所附的《
校雠通义》，皆予抽出。
本书承蒙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惠赐“前言”，谨此谢忱。
校点者1992年12月
内篇
卷一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谓《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
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
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
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古“象”
字，一作“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一作“唯”。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
号令，所以宜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
《洪范》总述灾祥，董、刘五行之说。《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谓世所传汲冢《周书》。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或作“二”，非。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
甚一误作“其”。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周礼》。无异；《时
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一作“迨”。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
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
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衍。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卷与《隋。志》不合。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
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疑当作“止”。故事，虽有旧无“有”字。
脱略，四句言有事无言者不收。而观者不以为非。爱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
》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
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体不类史，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六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
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
《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家春秋”，盖皆指
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藉”通。朝聘而正礼乐；微
婉其说，志一作“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
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一作“昔”。
《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旧作“授”，非。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旧亦作“授”。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
传原音：平。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
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史而以经名者，至《左传》后遂绝。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
春秋后传》。其书一脱“书”字。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同“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
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苟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一有“附”字。《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А⑺锸ⅰ⒏�
宝、徐贾、当是“广”字。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当有“其”字。
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
别为此二字或作“列于”，或作“列为”，皆非。《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
韦曜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