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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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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一作“究”。成铭赞之序,“序”字似当作“笔”。



温子升尤工一作“喜”。复语,卢思道雅好丽作“俪”字用。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
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未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当有“值”字。



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旧讹作“职”。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一作“共为能事”。
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一无“其“字。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
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一无“也”字。



昔傅玄或作“毅”,非。有云:一脱“云”字。“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
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以上并傅玄语。嗟乎!拘时之患,其
来尚矣。斯则自古一有“之”字。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一无“当”字、“者”字。



序传第三十二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一无“乎”字。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
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读“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
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班固《汉书》,
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闻”。逾于本书远矣。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
竟学孟坚,从风而靡。施于家谍,一作“谱”。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一作“每”。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乃旧讹“及”。记其容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
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已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炫,士女之丑行。然则人奠我知,君子不旧作“所”,误。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曰:“吾每自一依经作“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经作“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则圣达之旧无“之”字。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
其情,或选与“巽”通。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诸门人“各言一作“见”。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
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恐误,或当作“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何则?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岂所谓宪章
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迫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淳维、当作“始均”。
李陵,俱称拓拔之始。河内旧讹作“南”。马祖,迁、彪之说不同;吴兴沈先,约、炯“先约炯”一作“约先后”,非。之言一作“序”。



有异。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旧作“古”。失之弥
远者矣。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亲,人斯悖德。凡为叙传,宜详此理。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烦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旧作“录远略近”,误。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旧作“患”,误。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
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并《史议》原文。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



是班不如马也。”并《优劣论》原文。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甚”旧作“非”。恐误。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
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由”通。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一讹“言”。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一
作“同”。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一作“远”,非。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
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一作“事”。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原注:杜预《释例》云:文公已上六公,书日
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此亦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也。是则传者注书已先觉之矣。此一作“左”。丘明
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一作“时”。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一作“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府”



字旧讹在“京兆”下。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一作“世”。



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即《后汉书》也。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一作“周”。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
中,巴、梁语详于二或作“一”,非。国。《蜀志》最短,何以云然?



恐兼寿所撰《益部耆旧传》而言。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大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
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一无“者”字。但当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弟以多少,理则不
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牺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筛,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
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衷也,不衷于一也。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
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
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钟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一作”今”,非,之所书,
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同后来”旧作“后来同”,误。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



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宋书》、《南齐书》,事倍于孙、习;皆有《晋史》。华、谢之所编,皆《后汉书》。语烦于班、马,此四句旧木杂乱不成语,
录见篇后。不亦谬乎!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



卷十杂述第三十四



在昔旧作“昔在”。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当作“皆”。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爱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一作“记”,后同。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
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
阳一有“公”字,一以偶句从删。载记》、王韶本名韶之。



《晋安陆当作“帝”。纪》、姚最旧脱“最“字。《梁昭旧脱“昭”字后略》。



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



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



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



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厄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



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或作“松玠”。



《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一作“裴”。《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
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二字恐误,当云“高士”。赵采《忠臣》、
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本名台之。《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字,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
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
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逸事
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
全构虚词,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
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或作“炳”,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
箕裘不堕,则其录犹一作“虽”,非。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
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或作“练”。气,可以益寿延年;语
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駰所书,
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
故实,鄙哉!都邑薄者,如宫阙、一作“闱”。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一有“故”字,或
作“于”字,疑皆衍,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一讹“论”。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
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期间碍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一脱“然”字。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
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一作“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冒皆琐碎,事必从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
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然则作“然而”用。萏荛之言,明王一作“主”。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当作“欲”。
博闻旧事,多识其恐当作“奇”。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
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辨职第三十五



夫设官分职,伫绩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一作“称”。下无虚受,其难矣哉!昔汉文帝幸诸将营,而目周亚夫为真将军。嗟乎!必于史职求真,“求真”二
字,或作“求其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斯乃特一无“特”字。



为难遇者矣。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秉直者。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
也。勒巨册者。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徒多闻者。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昔鲁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势;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晋起居注》载康帝诏,盛称著述任重,
理藉亲贤,或误“览”。遂以武陵王领秘书监。寻武陵才非河献,河间献王。识异淮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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