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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建立的那所“模范监狱”，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军事监狱。她儿子关在那里的消息，给请愿这件事投下了一线希望。这个消息也让我看到，明妮不懈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我的儿子被关在里边，我也会竭尽一切可能把他救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出更多力，去帮助那些可怜的母亲和妻子们。
我和明妮都想知道，那所监狱里是不是还关着别的难民家的男人和儿子。明妮把大刘、霍莉和我叫到一起，提出个想法，派二十位妇女到模范监狱去，看看是不是能发现她们的家人。大刘和霍莉都觉得这么做太冒失了，对那些妇女也有风险。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监狱里看到更多难民的家人，就可以使我们的请愿更有力量。我提议，要不我们派三四个模样平平的妇女去看看？他们都赞成我的建议。
在路易斯·斯迈思的帮助下，明妮联系上了楚医生，他在市中心开了家诊所，关系很多，又热心帮助那些妇女找回她们的家人。多数外国人对他都评价很高，不过我对他的感觉要复杂一些。他在莱比锡大学拿到医学学位，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马吉牧师说，楚医生是个热情的人，值得信赖。他不像很多中国人，说话从不绕圈子，直截了当。虽然是为“自治政府”工作，他在当地人们中间却口碑不错，因为他没有任何官衔，大部分时间都在给病人看病。马吉把他推荐给几个美国人当家庭医生。
三月初的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和明妮来到他在城里的诊所，我们带去了请愿书，上面有六百个请愿人的签字和手印。
楚医生将近四十岁，举止温文尔雅。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在两天前已经见过大刘，对这件事情很知情。他身上三件套的西装显得有些大了，鞋子倒是擦得锃亮。他一边说话，一边用长长的指头在桌子玻璃板上敲着，好像在发电报。
“我昨天到模范监狱去过，和一个管事的聊了聊。”他用男低音嗓门对我们说，“那人说，那里关了一千五百来个强迫劳动的‘囚犯’。很多人是平民，有四十多人是孩子。但是那人不许我跟任何‘犯人’说话。他怕他的日本上司会怀疑他泄露情报。”
“您觉得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放人呢？”明妮问道。我有些惊讶，原来他已经介入进来了。
“有可能的。想法让更多的妇女都参加请愿，如果这里的日本人不理你们，就把请愿书送到上海去。总有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办法。”
“我们会照办的。”
“囚犯们都吃不饱，营养不良。有些人虚弱得没法干活。也许你们应该让那些认出来家人的女人送些米饭和咸菜去。”
“现在只有一个当妈的认出了她儿子。”我告诉他。
“我可以肯定大家会认出更多的家人。”
“我们会尽力而为。”明妮说。
“我也会尽我所能帮你们。”他叹了口气，眼睛黯淡下来，眉毛也耷拉了。
楚先生是城里最好的西医大夫之一，自从他一个月前返回南京以来，连一些日本军官都来找他看病。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希望这次请愿会有一些结果。
十八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明妮到校园后院的花园去看几株即将绽放的水仙。十年前，她从美国带来几个花球，老廖帮着种下去了。她很喜欢花，特别是那些在秋天和冬天里绽放的。经过小池塘时，看见一些尺把来长的金鱼，在水里肚皮朝上漂着。我们意识到，一定是被肥皂水和粪便给毒死了，死鱼中间还漂着一块用坏了的洗衣板。很多女人在这池塘里洗马桶。刚开始，我们力劝她们别在池塘里洗，可是太多的人还是在这里洗，弄得现在就成了惯例。她们还在池塘里洗衣服、洗尿布。校园里还有三处池塘，一个在图书馆后边，一个在职工楼南边，宁海路附近，还有一个在练习馆门前。但是那三处都比这一处大得多，所以还没被污染得这么厉害。
虽然目前校园里的难民只剩三千三百二十八人了，可已经离开的那七千难民却留下了大量垃圾废料。草丛里、篱笆旁，到处是粪便，难民中的一群女孩子曾用柳条筐和小粪叉把粪便收拾起来，集中倒在四座楼的后边。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那些排泄物必须尽快地处理掉，不然就可能爆发传染病。那些女孩们挖了一些大坑，把收集起来的粪便掩埋起来，可我们知道，即使掩埋也不是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需要大量的石灰来掩埋粪便，杀死细菌。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点儿石灰也没搞到。
“哎呀！太难闻了。”明妮说。
“我们最好马上把这块地方清理干净。”我说。
“说得对，我们一定得尽快弄到些石灰。”
我和明妮不再继续往西去看水仙花了，二人返身朝经理办公室走去。她想派路海到安全区委员会去找普莱默——拉贝走后普莱默继任当了主席——去问问他们答应帮我们搞的石灰有了眉目没有。我们在路上碰上了茹莲，她一看见我们就说：“有个姑娘自杀了。”
“在哪儿？”明妮问。
“中心楼。”中心楼现在由茹莲负责，霍莉因患扁桃体炎和过度疲劳而住医院了。两天前我去看霍莉，她就想要回来，说医院里太吵，可是威尔森不允许，一定要她再住一个星期。他知道一旦放她回学校来，她是不会躺在床上休息的。
我和明妮、茹莲一起赶往中心楼。果树的花香闻起来有点儿甜甜的，一些难民在校园里闲坐，寇拉领来的那两个盲女孩，和另外两个盲女孩一起在吹笛子、拉二胡，练习演奏昆曲选段。
中心楼的二楼围着不少人。我们走进一间住了六十多个妇女的教室。屋里一股呛鼻子的怪味儿，让人想起鸡笼，不过我已经习惯这种气味了。茹莲把我们带到最里边的角落，这里用天蓝色的帘子遮起来了。明妮和我俯下身去，细看那死去的女孩——她不满二十岁，相貌平平，但皮肤细腻，一头乌发。她一脸病容，合着双眼，嘴巴微微张开，嘴唇黑紫，我可以看见她嘴里面有浓稠的血迹。她的圆脸已经发灰，但表情安详，好像要张嘴打哈欠一般。她的手指短短的，手搭在似乎仍在起伏着的胸前。她的衣服包裹起来当了枕头，枕头旁边有一个空了的老鼠药瓶子，那可能是她在哪个废弃的厨房里找来的。一条破毯子盖在她的肚子上，两条腿却伸在外边，一只脚上穿着深红色的羊毛袜，另一只脚光着。虽然看上去眼熟，我一时却认不出她来。
“这是谁呀？”明妮问道。
“她叫余婉菊。”茹莲回答。
这一说我想起这女孩来了，她是十二月十七日那天被日本兵带走的十二个姑娘里边的一个，可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明妮讲她的事情。
“她干吗要对自己这样做？”她继续问。
“我也不知道。”茹莲说。
“你们有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吗？”明妮问站在周围的女人们。
她们都摇头。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那女孩夜里总是在哭。另一个人补充说，她经常不去吃饭，雕像一般盘腿坐在角落里，盯着地板出神。一位三十来岁、抱着个吃奶孩子的女人说，她觉得死的这个女孩一定是个学生，因为她经常独自一人在看一本厚厚的书，还哼唱电影插曲。从第一天开始，这些女人就怀疑她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我拽了拽明妮的袖子，说：“咱们出去吧。”
我们走出房间，茹莲跟了出来。在走廊里，我告诉明妮说：“那姑娘怀孕了，前两天去过医务室。她想做人工流产。我们跟她说，没法给她做，因为这里没有医生。我们应当更多地帮她，但却不能杀死孩子。护士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胎。”
“孩子的父亲是谁？”明妮问。
“日本鬼子。”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记不记得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鬼子抓走了十二个姑娘？”
“记得，有六个人第二天早上回来了。”
“死的这个姑娘就是那六个人里头的。”
“可她们都说自己没受到伤害。”
“那只是她们自己说的。她们怎么能承认被人强奸了？要是大家知道她们被日本鬼子祸害了，她们还怎么找婆家？她们自己和家人都丢不起这个人。”
明妮大惊失色，身子一晃。她把手搭在茹莲肩上，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怎么对这事一字不露呢？那些姑娘至少应该接受一些治疗。”
“这种事情大家是不会说的。我想过要告诉你，可是我一直没有证据验证我的推测。谁会想到那姑娘会自杀呢？”我垂下眼睛，婉菊到医务室来之后，我应该告知明妮。
“其他五个姑娘在哪儿呢？”
“除了大刘的女儿美燕，其他人我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儿了。”
明妮二话没说，转身重重地走下楼梯。她一个人出去了。
我叫来看门的老胡，还有老廖，他俩把尸体放在一个拖车上拉走了。明妮又转回来，我们跟着拖车，来到小果园外边的小山坡。我们在一道峡谷的坡上选了个地方，就开始挖坑。
老胡和老廖轮流着挖，我拿过铁锹也帮着挖，不到三分钟就干不动了。矮胖的老胡由于出汗稀疏的头发都贴在了脑门上。坟坑挖到快一尺深，老胡每扔出一锹土都要“嘿”地喘出一声，明妮便接过手去。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右脚下的铁锹上，往外扔土时再直起半个身子。她的铁锹挥得很有节奏，灵活的动作让我们感到意外。我知道她是在乡村里长大的，小时候什么活儿都干过。在伊利诺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读本科时，她还是个篮球运动员，用她自己的话说，“壮得像个大洋马”。没多一会儿，她也开始气粗起来，却干得更猛了。眼泪时不时涌出眼睛，和汗水一起流下脸颊。只见她气喘吁吁，鼻子好像也堵住了。
干了一阵后，明妮说：“可惜我们不能给她口棺材。”她把铁锹递给老廖。
“要是知道她家人在哪里就好了，”我说，“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她接回老家了。”
一群乌鸦在清澈的天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两只浑身是泥巴的野狗，活像一对双胞胎，站在附近，一会儿用爪子在地上刨刨，一会儿用鼻子到处闻闻，看那情形，一旦周围没人，它们就能把埋在土里的姑娘扒出来。这让我们警惕起来，一定要把尸体至少埋两尺深。老廖后悔没有带张芦席来，好把尸体包裹一下。
“婉菊，请原谅我们。”在老胡、老廖把姑娘放进坑里时，明妮说道。他们把土铲回坑里。在他们需要喘口气的间隙，我就拿过铁锹来接着干。把她埋好以后，我们站在土堆前默哀了一会儿。明妮像是对死者发誓一般地说：“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罪行在我们校园里重演。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如果需要跟日本兵拼命，我会拼的。我再也不当懦夫了。”
我说：“安息吧，婉菊，忘掉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明天会来给你烧炷香的。”
明妮蹲下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都是我不好啊，婉菊！我应该守在你们旁边，不让日本兵把你们抓走。你们回来以后，我们应该多关照你们……”明妮停了停，又接着说，“你放心，那些畜生一定恶有恶报，上帝会代表你们惩罚他们的！”
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也哭了起来。
老廖和老胡把明妮拉起来，我们一起返回校园。老胡把皮垫子套在肩膀上拉着拖车。
我们在厕所里洗了洗脸，然后顺着走廊回到校长办公室。大刘在屋里，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翻着他的小课本。看见我们走进来，他抬起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明妮。
她坐了下来，把婉菊自杀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了。”
“我真是个白痴。”她说。
“不要太自责了，明妮。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
“我今天没法上中文课了——脑子里满满当当的。”
“我明白。”他说。
“安玲，别走。”明妮恳求我。
于是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请愿怎么进行。素芬刚刚向大刘报告，她现在已经看见儿子四次了。那孩子告诉她，囚犯们常常被送去拆房子，并在城外修建一座桥，全不管他们中间很多人病弱得再也干不动活儿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两碗高粱米粥，外加几块咸萝卜或芥菜疙瘩。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大米。他哀求母亲设法快点儿把他救出去，不然他会死在里边的。她答应儿子一定救他出去，可其实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还请她带点儿吃的东西给他，她也同样没有办法弄到。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请愿，共有七百零四人登了记。我们决定把名单交给楚医生，希望他能转送到负责这类事情的有关部门。
十九
明妮和我带着请愿书到日本大使馆去见福田。一到上海路，我们就看到街道两旁冒出了很多简易商店，大多是用胶合板和波纹铁皮搭起来的，有很多不过是些一个人经营的小摊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摆出来换钱，或是以物易物：门板、窗户、油灯、铁炉子、家具、小石磨、炊具、乐器、衣服和旧书旧杂志。至于食物，有烙饼、油条、豆腐、蔬菜、鸡蛋、猪肉和猪下水……所有东西都比日军占领前贵了五六倍。我花了七块钱给丽雅买了一只熏鸡，她流产以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咳嗽，没干什么就大汗淋漓。“这简直就是吃银子呀。”旁边一个老妇人不住嘴地说，斜眼看那小贩用油纸包起了我买的鸡。我没搭腔，觉得那钱反正可能会继续贬值，还不如现在花掉合算。
城里各处守卫森严，只要没有身份证的，不管是谁，都马上被抓起来。日本兵会把人们身上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抢走——一包香烟、一支钢笔、一把口琴，甚至衣服上的一个铜扣子也给拽下来。看到像是当过兵的，他们便仔细搜查，剥去他们的外套和上衣，让他们伸平胳臂。要是谁有个种过牛痘留下的疤痕，就会被他们扣留，认为那是弹片留下的伤疤。日本人似乎很害怕，尤其对游击队感到头疼，游击队会袭击他们在乡下的据点，阻断他们的运输线。最近以来，火车出轨的事情发生得很多，弄得火车总是晚点，有时候一连三天都没有去上海的火车。更为麻烦的是，游击队么，作战是不按正规军作战常规的，他们会没日没夜地突击小股日军，在偏远地区炸他们的碉堡，伏击他们的车队。时不时地从城外十来里地一带传来炮火声，仿佛又有部队来攻城一般。与此同时，尽管更多的西方外交官已经返回南京，但根据新政府的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更不允许中国人离开南京。
在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家鸦片馆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大书“官土”。鸦片曾经在这里是被禁的，可现在什么都可以合法出售了。显然，大多数商品是从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抢来的。日本兵抢过的民宅，当地老百姓会进去再次搜刮，把有用的或可以卖的东西统统拿走。打劫成了很多人的谋生办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在安全区里边做生意，相对安全一些，所以大多数小贩都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卖。
福田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解释说，还是找不到明妮在一月底交给他那名单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一个穿着花色和服和木屐的年轻日本女子，端着一个放着一把陶茶壶和三个茶杯的茶盘走进来。茶上过后，明妮对福田说：“我们刚刚在模范监狱里看见了很多老百姓。”
“真的吗？”他一脸难以相信的模样，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千真万确。”明妮说了素芬儿子的事情，“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十二月五日被抓走的。他告诉他妈妈，监狱里还有很多男孩子。”
福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在一个扁鱼形烟灰缸上磕了磕手里的香烟。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我以为那地方是个只关士兵的地方。好吧，我们会调查的。请更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个孩子。如果他在里边，我会尽力帮他出狱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母亲了。谢谢你。”
“魏特林小姐，”福田瘦瘦的脸红了，像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说，“我是想帮忙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当然相信。”
我知道明妮并不完全信任他。他也许会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使馆官员，他本人不太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另外，这类事务必定掌握在军方手里，可是当明妮问他，他却只说他不清楚谁管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我们的请愿书交上去得罪军方。这也就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地介入此事。
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礼，印象很好，不过，我和明妮现在对他会不会把请愿书交给上司更没有信心了。他总是公事公办得像戴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