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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他老婆告诉我们的。这女人有点儿缺心眼儿，把整个事情合盘托出。
学校刚刚收到一些小麦和大麦，加了豆子和其他粮食的大米粥，终于稠到可以把一双筷子插在碗里不倒了——这才是传统标准的好粥。再也没人对伙食问题抓住不放了。路海开心解气，说是“上帝之手”帮助我们清除了大耗子，然而对明妮来说，这个结局来得太晚了。她还说，这样的惩罚也太狠，她是反对死刑的。
五月中旬，“自治政府”下令，所有的难民营月底前都要关闭。同时，日本大使馆设晚宴招待在难民营工作的外国人。一开始，明妮不想去，但转念一想，她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跟官员们交换一下看法，争得他们的同情。她带了一份请愿书去赴晚宴，希望把它呈交给日本的最高外交官。
总领事冈崎没在宴会上露面，晚宴由田中和福田主持，约翰·埃里森和一些美国传教士，包括明妮和霍莉都出席了。田中讲了为什么有必要关闭难民营，并赞扬了外国人为难民所做的一切。明妮把请愿书递交给这位副领事，他很快地翻阅了一下，答应要深入调查此事。他的许诺得到来客们的一阵掌声。所有难民营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同意将难民营关闭。明妮很感激同事们的支持，这种支持等于是一种帮忙，以回报田中的这一表态。
三天后，我们听到了田中的回音。他说，素芬的儿子，还有被认出的另外八个人中的四人，一星期内可以从监狱被释放。不过，根据监狱里的档案，其余的四人与中国军队有牵连，只能继续关在监狱里。明妮反驳说：“你看，我们的资料都讲了，那些人都完全是无辜的。”
“魏特林小姐，”田中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监狱方面同意让你的女人们来看她们的丈夫、儿子在不在里边。我相信，更多的人逐渐会被释放。”
明妮没有再给他施压，而是确定了一个时间，允许女人们到监狱去探看。挂上电话以后，她一脸兴高采烈，我也很高兴，两人紧紧拥抱了半分钟。
经过五个月的争取，终于有了一些进展。我们希望情况继续好转，几百名男人和孩子们都被释放。明妮去到大刘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好消息，可他不在里边。我们俩一起走出屋去，到校园里溜达溜达。
半小时后我们回来了，看见大刘正在走廊里吸烟。他告诉我们：“教友会的人来过，说他们医院里有一个疯姑娘，他说她是我们学校的人。”
“她叫什么？”明妮说。
“不清楚。”
“我们怎么办？”她问我。
“也许应该去看看。”
“那好，咱们去看看。”
我俩叫来一辆人力车，到城南原来安全区之外的那家小医院去——两个星期前，安全区已经取消了。我们沿着炮楼胡同正走着，四架中国飞机突然出现，向东飞去，去轰炸句容附近的飞机场。日本的高射炮立刻朝它们射击，拉出燃烧的弧线。相比之下，尽管日军的飞机拦截中国轰炸机比较有效，他们的高射炮火力却不及我们部队的猛烈。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我们的飞机这是第三次飞过南京上空，不少人面露喜色地注视着它们远去，不过没有人发出欢呼的声音。
“希望他们把日本飞机都摧毁。”我说。
“我只希望他们执行完任务以后安全地返回营地。”明妮回答。
我们的空军，尽管规模不大，想必是受到我军最近在徐州地区胜利的鼓舞，我军挫败了皇军的进犯，迫使皇军不得不后撤。南京的各家报纸，都将这一胜利说成是日军的“重新集结”，而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真实的情况：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投入了六十四个师，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使日军抵挡不住。
教友会的医院设在一所弃置的学校大楼里，看上去敦敦实实，却挺干净，给人以半空的印象。我们一到，就被带到二楼。那个精神错乱的女人，穿着法兰绒上衣和一条黑色绸裙，被关在一个朝南的小房间里。她骨瘦如柴，二十岁出头，头发乱蓬蓬的，前额宽大，两片薄嘴唇。一看到我们，她大眼睛一转，哼唧起来：“美国间谍来了。”
“她叫什么名字？”明妮小声问一个护士。
“每次问她，她的名字都不一样，有时候她叫谭爱玉，有时候又叫傅曼玉。上星期她说她从满洲里来，这个星期却又说自己是本地人。”
“那你们怎么能相信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我问。
“她经常提到魏特林院长。”
“她都说我什么了？”明妮问道。
“没法跟你说。”那护士摇了摇头发花白的脑袋。
“看她倒还真是有点儿眼熟。”我说。
“确实眼熟。”明妮也说，“我好像见过她。她可能是去年十二月里被日本兵抓走的那十二个女孩子里边的。”
“对，我想起来了，”我说，“可我觉得她不是回来的那六个里边的。她一定是本地人——一听口音就知道。娄小姐曾经把她介绍给我，我见过她用纸叠动物，叠得非常好。她是叫玉兰还是什么的。”
一听这话，那疯女人不再咕哝，吃吃地笑了，指尖戳着自己小巧的下巴。她喊了起来：“我不是玉兰！玉兰死了，被美国传教士出卖了，被当官儿的杀死了！”
“你说的是什么当官儿的？”我问。
“日本中佐。”
疯女子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让人不知所云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把她带回金陵学院去吗？明妮和我走到一边去商量。我们决定等一等，先把娄小姐找来；我们应该先辨认一下这个女人是谁，再说该怎么办。现在精神错乱的人太多了，哪能把每个人都照顾得过来啊。
我们请护士好好看着玉兰，并说我们很快还会再来看她的。
娄小姐第二天晚上来到校园，确认玉兰是住在附近的姑娘。她的单亲父亲曾是名电工，是约翰·拉贝五个月前召集起来恢复南京城电力的那群电工中的一个，活儿干完后，日本人把他和其他四十二个人一起枪杀了。日本兵进城之前的几天，听了邻居的建议，玉兰的父亲把她送到我们学校来，还留下了一袋四十五斤的大米、一罐鱼酱，给女儿当口粮。娄小姐很肯定，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玉兰和二十一名所谓的“妓女”一起被带走了。她当时正在艺术馆里，帮着一家难民用旧棉花做被子，日本兵冲进来，把她抓走了。
我们一听，吃了一惊，直后悔没当时就把玉兰接回来。第二天下午，明妮和我再次去了教友会医院，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玉兰已经不在那里了。医护人员说，她悄悄溜走了，只跟一个病人留下句话，说她到芜湖去看表亲。这话一听就不太对劲儿，因为芜湖已经被日本兵占领，她的亲戚可能早都已逃得没影了。
“她再一露面就请通知我们。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明妮对那个满头灰发的护士说。
“我们会的，魏特林院长。”
“我再问一句，她一直骂我，是不是？”
“是。”
“她怎么说的？告诉我。我不会生气的。”
“她说你二百元把她卖给了日本人……别往心里去，我们都知道那是疯话。”
明妮的脸僵硬了，没有再说出一个字来。我对护士说：“你听到她的消息就告诉我们。”
我们没再多停留，就离开了医院。回家的路上，明妮一直没说话，好像陷入了沉思。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忙于解散难民营，说服大家回家去。很多妇女，尤其是那些有小孩儿的，都离开了。可另一方面，由于其他难民营解散，有些年轻女孩便来到我们学校，请求住进来。我们暂时收留了她们，所以校园里仍然有一千多难民。很多盼着家里男人回来的妇女都没有走，每天早上都去模范监狱，去恳求那里管事的人。
五月底的一天下午，田中先生亲自来了，告诉我们，大约三十个男人和孩子会从监狱释放。我们都心存疑虑，因为他早先就答应过有四个人会放回来，可现在人还在监狱里。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明妮问他，“那些女人都很懊丧，也很生气。那些男孩子的母亲天天到我办公室来问，为什么她的儿子还被关着。我担心那些女人在背后可能都在叫我骗子呢。”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田中说，他那张阴郁的脸皱了起来，“这一次，监狱方面会放人的。这是确定的，绝无二话。”
他说得那么诚恳，我们都相信了。明妮感谢了他，微微鞠了个躬。他用平板的声调说，但愿狱中再也没有需要被释放的平民了。我们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刘、霍莉、娄小姐，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不过，我们没有马上把消息放出去，不想让那些妇女再次期望过高，再说，释放的人也没有一个名单。明妮提醒我们，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说：“救下三十条生命，怎么辛苦都值了。明妮，从一开始请愿，你就是对的。”
我的声调很真诚，所有的人都咧嘴笑了。大刘说：“安玲，你欠我一顿好饭。”
“我不会忘的。”我回答。
那天夜里，我对耀平说到田中的来访。我丈夫认识那位副领事，他说，那是个可靠的人，答应的事情能够做到。事实上，我们都听说了，去年十二月，田中几乎遭到一些日本兵的伤害，他们扬言要火烧大使馆，因为田中将他们的暴行报告给了东京。
二十二
五月末的天气已经让人感到灼热，空气闷湿又凝滞。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一切，给每一个生灵都加了温。有时候，我在街上看到有的日本兵大汗淋漓，军装都湿透了，斑斑点点。有的人热得面红耳赤，一边走一边下意识地抓喉咙，像是喘不过气来。我希望天气越来越热，热到他们在酷暑的南京待不下去。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打下来了什么，今后要是生活在这个以“火炉”闻名的地方，他们要好多年才能适应。我可以断定，今年夏天他们会有很多人中暑和长痱子。炎夏会使他们减员，正像几个世纪前酷暑杀死了几千蒙古人。
暑热天气却让我们难民营里的孩子们挺自在，尤其那些赤着脚到处跑的小男孩子，有些孩子甚至一丝不挂，毫不在意那些无处不在的蚊子。我和明妮正站在职工楼外，只听一阵喧闹声从中心楼后面的池塘边传来。一个赤条条的六七岁男孩，被几个妇女捉到了，她们想把新裤子硬往他腿上套。“我不穿，我不穿！”他一边喊着，一边连踢带打往外挣脱。旁边一群看热闹的人们都在大笑，有的欢呼有的拍着巴掌。男孩的母亲对他呵斥道：“你害臊不害臊？这么大孩子了，还到处野跑！你爸爸要是在这儿，不把你的屁股打烂了才怪呢。”可那孩子仍旧连喊带推，到底还是挣脱跑掉了，仍是全身赤裸。
“天哪，那孩子肺活量好大。”一个女人说。
“他应该参加教堂的唱诗班。”另一个女人对孩子母亲说。
明妮刚刚把九双童鞋送给几位马上要离开校园的母亲们。她们要阻止自己的孩子赤着脚跑来跑去，肯定是很困难的，也许，她们根本不该把那当回事。等到了天冷时节，孩子们就会自动穿上鞋子了。我看见男孩子赤脚是不会介意的，不过，他们应该穿上点儿什么遮住羞。我对明妮说：“应该有个规定，禁止六岁以上的孩子当众赤身裸体。”
茹莲一边笑着一边咂舌，朝我们走过来，跟来一群蠓虫儿，开始在我们头顶打转。我们说起马上将被释放的那些男人和孩子们。田中会不会骗我们？明妮肯定地说，他是真诚的，不然他不会亲自来报告这个消息。我们还讨论了怎么去帮助那些失去了家园的难民，那些回去以后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女人们。我们学校最近得到了一小笔基金，明妮已经把这钱分给了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几位妇女，每人五六元钱，她们拿去可以用来做点儿小买卖，比如开个洗衣铺子、茶水摊子，或是摆个卖些扇子、肥皂、香烛、铅笔什么的货摊。
要商量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决定到办公室去继续商议。我们坐在校长办公桌边的高背椅子上，开始罗列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们的名单。几天以前，明妮已经向国际救济委员会提交了开设暑期学校、招收一百名学员的计划，也就是一个职业培训项目，叫做家庭手工业学校，和我们曾经为当地穷人家庭女孩开设的学手艺的项目类似。明妮把这一计划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因为她不想让我们学校继续充当一个难民营，然而现在看来，显然有更多的人们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必须把这些人都包括进来。经过一番筛选，我们确定下来，有两百多难民将继续留在这里。还需要为她们拿出个教育计划来，使她们有个留在金陵学院的理由。
此外，明妮还同意从已经关闭的大方难民营接过来八十名年轻妇女。这样一来，留在校园里的总共就会有将近三百难民，虽然她们都叫做“学生”。
“哎呀，”明妮说，“这样看来，我们的家庭手工业学校得跟‘民间学校’结合起来了。”
茹莲和我都同意，因为我们还想帮助那些难民妇女学习文化。明妮头脑中的“民间学校”，很像在北欧常见的公共教育项目，她在一九一三年夏天访问过北欧，对丹麦、瑞典、挪威的民间学校印象深刻。那里的人们一年中有几个月去上成人学校，学习科学、文学、艺术和实用技术，不必有成绩好坏或是考试的负担。在那些小国家，人们上那类学校，纯粹是为了提高自己，丰富人生。从那次旅行之后，明妮就经常谈论，如何在我们这个识字人口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国家采纳那种模式。讽刺的是，现在我们倒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第二天，难民营关闭，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们都要离开。有的人把铺盖卷背在背上，有的用扁担挑着自己的家当。我喜欢她们当中那些强壮的，她们回到村里，会成为好劳力。很多人过来向我们道谢，感谢金陵学院收留了她们六个月，这是一段她们难忘的经历。大约上午十点，一大群人集中在中心楼前，要向明妮道别。她赶快走出去见大家。
一看到她，四百多名在地上坐成一个半圆的妇女、姑娘们一起跪了起来。茹莲一跃而起，用响亮的声音喊道：“一叩头！”
人群一起叩下去，以头磕地。
“再叩头！”茹莲又喊，人群再次磕下去。
“起来，都请起来！”明妮喊道，站在半圆中间，拼命打着手势，她的掌心朝上，十个指头摇动着示意，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她的。霍莉闪到一旁，和我站在一起。我两手交叉在腹前，静静地看着，暗自惊叹茹莲怎么成了她们的首领。
“三叩头！”她又喊道，人群再次叩头。
“茹莲，让她们都起来！”明妮恳求道。
这时人群开始以各种声音一起叫起来：“再见了，大慈大悲的女菩萨！”
“救命恩人魏特林院长万岁！”一个声音喊道。
人群一起喊起来，有些人还摇晃着脑袋。
“我们大慈大悲的女菩萨万岁！”那个声音又喊。
所有的人又一次齐声喊起来。
明妮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见路海站在人群最后，满脸笑容，耳朵后边插着一根烟卷，看上去对这一情景十分欣赏。
明妮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对人群说道：“好啦，现在都站起来吧，我有话要说。”
大家开始站起身来，有人揉着膝盖，有人扛起铺盖卷。“虽然你们今天就要离开了，”明妮开始讲话，“你们在这里都待了好几个月，成为金陵大家庭的一员。记住我们的座右铭，那就是‘厚生’。从现在起，不论你们走到哪里，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一定要怀着金陵的精神，珍视和养育生命，帮助穷人和弱者。你们还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国家的命运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肩上。只要你们不灰心，只要你们人人为中国出一份力，这个国家终会挺过所有苦难，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回来看我们。金陵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感情的迸发让她哽咽了。
我走上前，对大家说：“现在，你们都回家，去当一个慈母、贤妻和孝顺女儿吧。大家再见了，上帝保佑你们。”
人群开始散去。明妮走向茹莲，只见茹莲一脸是汗。“你干吗让她们磕头？”明妮问她。
“她们让我带这个头，她们想要表达感激。我还能怎么办？”
霍莉和我走到她俩跟前。“明妮，都结束了，”霍莉说，“你应对得很好。”
“她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我被她们弄成偶像了。”
“好啦好啦，”我大声说，“我们都知道她们热爱你，尊重你。”
“可是她们那样的爱和尊重，应该只表达给上帝。”明妮沉思着说。
“上帝的精神是体现在人类中间的。”我真心实意地说。
霍莉咯咯直笑，一巴掌拍在明妮的肩膀上，说：“大慈大悲的女菩萨，多妙的一个称呼啊。要是她们这么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我会使出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