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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在编织上是一把好手。她又有文化，认识的字足以看得懂报纸。如果她没疯，明妮可能会让她教一教识字班。在编织班里的三十九个学生当中，她很快就名列前茅了，尤其擅长织围巾和长袜。偶尔地她还是会发一发病，没来由地对别人吼叫或自己哭起来，不过大家都觉得，只要不去招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人的。几个年纪大些的女生甚至还很喜欢她。
二十五
因为战争而瘫痪的当地政府，在很多地区都不复存在了。据难民们告诉我们，一些地方部队在乡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村民们简直就被放在了石磨上面，上边下边都来挤压。比如说，一些地方部队摧毁了一段路面，日本人就会来对村民下命令，限他们在最短的期限内给修好；若是他们去修路，地方部队又会来警告他们，有的人还会被干掉——村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弃家远逃，可是很多人一没东西二没钱，想走都走不了。
地方部队有些是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他们不断地骚扰日本占领军，夜里袭击日军岗楼啊，切断通往南京的运输线啊，等等。那些把大米和其他粮食卖给日本人的村民，还会遭到他们的惩处。偶尔的，日本人也会贿赂一下地方部队，好让粮食能被运到城里来。地方报纸上不时会刊登消息，说刚刚付给地方部队两万五千块钱，地方部队同意了让道路保持畅通，所以市民们在今后几个月里不必担心大米的供应。可是米价仍然一直上涨，我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给两个学校多买些粮食呢，还是等一等价格的回落。
燃料是另一个难题。弄到足够过冬的煤很困难，因为每一家煤场最多只有一百吨可卖。更糟的是，现在的煤价已经翻了一番——烟煤四十元一吨，无烟硬煤五十元一吨。我们决定想办法从武汉附近的一家煤场搞四十吨二十元一吨的煤，但是日本人会不会允许这批煤进城，我们根本心里也没底。好消息是，美国大使馆赞成我们的计划，答应帮助把煤运进城。
明妮又雇了一个护士，所以我再也不用帮医务室做任何事了。我很高兴，尽管手上的工作还是忙不过来，仍要管理仆人和厨子们。不知为什么，在教职员工中，我和年轻的女教师们很难想到一起。她们不少人对我的管理啧有烦言，姗娜和茹莲甚至给我起外号叫“老顽固”——这是送信的本顺告诉我的。
我常常对明妮抱怨，一个疯女子，加上四个瞎眼女孩子，实在让我们难以招架。我建议把玉兰送到傀儡政府营办的精神病院去。“日本人毁了她的脑子，”我说，“那么日本人的走狗就应该照料她。”可是明妮根本不听我的。
一天下午，本顺又来向我告那个疯女人的状，我带他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我对明妮说：“玉兰又在惹麻烦了。”
“怎么回事？”她问。
“你告诉她。”我催促本顺。
本顺比去年冬天长高了快两寸，但还是瘦得像根麻杆。他一脸嫌恶地说：“那个疯子，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还管我叫‘小日本儿’。”
明妮一脸不解。“你不必为这个生气，她不会伤害你的。”
“她老吓唬我。”
“好啦，她又瘦又小，她能把你怎么样？”
“她叫他‘小日本’，”我说，“因为她把他当成日本兵了。”
本顺又说：“她老是朝我喊：‘打倒小日本！滚回你们的小岛子去。
“躲她远点儿。”明妮建议说。
“没用啊。她跟别人说，我祸害了好多姑娘。她还管我叫拉皮条的，说我不要脸。”
我对明妮说：“有的人不知道她的脑子被日本人整坏了，就真把本顺当成流氓。”
“她毁了我的名声！”男孩哭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得罪她了。每次碰见，她都吓唬我。”
“在她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我加上一句。
“她欺负我。”本顺呜咽着。
“就是，他成了她最顺手的替罪羊了。”我说。
明妮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了。她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
“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
“要是那地方条件不错嘛，我们可以送她去。可是你知道疯人院里面是什么样子，就和监狱差不多——实际上它就是在当做囚牢使的。我们不能把她扔到那儿去，我绝不让那种事儿发生。”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让玉兰待在咱们学校啊。她给我们添了很多额外的负担，让所有的人都精神紧张。”
“我会跟姗娜商量这事的。”
“她也是个疯子。”
“好啦，安玲，我们不能把玉兰一扔了事。你知道那完全违反我的做人原则。”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颊烧了起来。“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这人心肠好得无可救药。”我对她说。
我把本顺带走了，心里不太痛快，因为明妮要先找姗娜商量才肯对玉兰的事作决定，好像这事是个教学问题。可另一方面，我又钦佩明妮坚持自己的原则。
让大家意外的是，姗娜现在对于把疯女子留在学校也感到不舒服了，说有很多学生都被玉兰弄得紧张不安，还说有不少人总是逗她，怂恿她说出下流话。
明妮让娄小姐负责看管疯女子。娄小姐认识玉兰两年前死于肝硬化的母亲，娄小姐同意让玉兰当个救济工作的帮手，因为她有一双巧手，可以缝纫编织。只要没人招惹，她其实是个不错的工人。
每个季节，我们学校都会向周围的穷人家提供些食物和衣服。娄小姐最了解谁家最需要救济，这些救济品都是经娄小姐的手分发下去的，所以玉兰在她那里吃穿应该不成问题。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也都很感激娄小姐。
二十六
十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见到路海等在我办公室里。他一脸焦急，但仍与平时一样穿戴整齐，打着方格图案的领带，穿着皮鞋。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了这个。”
我把文章扫了一遍，是印成传单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白鬼子，滚回老家去！》。我看到过类似的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报纸上，但是骂得没有这么难听。显然是一些本地人，也许出自不同政治派系，在发动对洋人的攻击。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对路海说：“谢谢你拿来给我看。”
“我担心可能有一些针对我们朋友的秘密行动。”路海说，喉结一跳一跳的。
“是啊，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东西交给瑟尔·贝德士。”我知道美国人多半都常去贝德士教授的家。
路海还要操心怎么弄到过冬的燃煤。他刚刚得到明妮的许可，准备砍倒一些树木，以备武汉来的煤不能运到时来用，而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各教室都需要取暖。我们学校周边那些长在学校地段上的树木，反正是随时都可能被窃贼砍倒的。
路海半小时以后离开了。现在我比以前更喜欢他了。我曾经觉得他有点儿不够老成，也许因为他比较年轻，才二十六岁，然而过去几个月里，他似乎成熟起来，不太夸夸其谈了。老师和学生们都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女孩子们，有几个甚至挺迷恋他，别看他有些跛脚，又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小孩儿。他偶尔去礼拜堂讲道，教大家唱诗，一直到现在他都常说他多么仇恨日本人。谁能责难他呢？去年秋季，他失去了好几位家住大连城外的亲戚。他一个会功夫的表哥，曾在一次比武中打败了一个日本军官，成为当地的英雄。可是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到他家来，把他和他唯一的孩子一起抓走，用铁丝绑在一棵树上，在父子俩身上倒下一罐煤油，一把火把他们烧死了。
路海拿来的那篇文章，攻击了前安全区委员会中的所有外国人，声称他们和日本人共谋，欺压和迫害中国人，所以中立区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作者列举了西方人与侵略者合作的几个例子，比如解除中国军人的武装，然后把他们交给日本皇军啦；比如参加日本人的庆典和音乐会啦；比如在基督教学校里教日语啦。文章还说，有些外国人经常造访日本大使馆，甚至出席那里的宴会，秘密商量针对中国人的罪恶计划，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通过出售食物给难民牟取暴利，而他们从前政府那里得到的配额粮食都是免费的。仅仅一张白人的面孔，就可以是一张通行证，一份人身安全的保证，这就是事实。文章把路易斯·斯迈思指为头号同谋，说他甚至每天两次同日本官员会面。文章还特别点出了警官学校事件，说那次有四百五十名警官生被白人“出卖”。“那些年轻的警官生都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步枪（不是手枪），连他们的制服、头盔、和铜扣皮带都是德国式的。”作者说。“我们都知道那些警官生体格多么健壮，多么训练有素。如果让他们去作战，他们至少可以抵抗敌人，为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赢得宝贵时间，或让他们其中更多的人突出重围。可是美国传教士却欺骗了那些警官生，说日本鬼子会仁慈宽大，所以他们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后来，我们看到日本兵押着他们走过大街。他们大多都比那些日本兵更强壮、更善战，可是他们被缴械了，被捆在一起，以为自己不至于送命。所有的人都两手高举，列队行进到河边，然后被机枪全部扫死，日本人把他们扔进江水里，连埋都不用埋了。同胞们，他们的愚蠢之死是谁的罪过？我们的悲剧是谁的罪过？美国传教士！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一帮骗人的家伙。”
我怀疑文章的背后有某种势力。
我把传单拿给明妮看，她倒不惊异，这类攻击言论她早就看到过。那天晚上她去拜访瑟尔，我和她一道去了，因为我想亲口感谢他救了我丈夫的命。自从收到儿子的信，耀平一直情绪沮丧，我鼓动他多出门去见见人，好宽宽心，所以他开始经常去南京大学，甚至还重新开始教一门满族史的课程。一个星期前，他刚一下课，一群日本兵就来了，把他抓住，说他会讲日语，必须去给他们当翻译。显然，有人出卖了他。日本兵正把他往外拖，瑟尔赶来了，把门堵住，坚持说耀平是这里的教师。作为历史系临时的主任，他不能把耀平交给任何人。为首的日本兵大骂瑟尔，但他就是不让步。最后，日本兵气得把瑟尔和耀平都推下楼梯。看到他们都摔倒在地，瑟尔在呻吟，耀平昏了过去，他们才没有带走耀平。这些天来我丈夫一直待在家里，吓得再也不敢到学校去了，虽然答应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会继续去教课。
我和明妮到达的时候，看见路易斯·斯迈思和鲍勃·威尔森也在瑟尔宽敞的书房里，屋里充满焚香的气味，却乱七八糟，书本和镜框扔得到处都是，墙上空空荡荡的。前一天，日本宪兵搜查了瑟尔的家，因为他们怀疑他是刚刚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的作者，书中披露了南京以及其他南方城市中的战争暴行。明妮向我透露过，瑟尔的确化名写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恐怖在中国》一书中的一部分。日本宪兵没有搜到什么有关文件和目击者的自述，因为瑟尔把材料都存到美国大使馆去了。
“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也没有拿走？”我问他。
“拿走了我的一些书和字画。”他做了个鬼脸，下巴颏儿上现出一道浅浅的竖纹。“早该把它们卖了的。他们还没收了我儿子的玩具枪，他会生我的气啦。”
我知道他收藏了一些珍本书籍，一定都被拿走了。他向宪兵司令部提交了抗议，可是根本没用。
他脱臼的肩膀还吊着绷带。我递给他一袋肉包子，谢谢他救了我丈夫。
“这可真是太好了，”他说，“谢谢你的包子，安玲，不过你不必给我拿这个来。耀平和我是朋友，我应该帮忙。”
他把袋子放在满是饮料瓶子的茶几上。路易斯和鲍勃伸手来拿包子，瑟尔赶快说：“不行不行，这是给我一个人的。你们刚吃光了我的炖南瓜啦。”他抱住袋子，然后把它放到桌子底下去。这几位独居男人，把家眷都送走了，现在是食无定时，什么时候有东西就吃一顿。他们三人最近都老了不少，鲍勃才三十二岁，可头发都快掉光了。
我在窗户旁坐下来，明妮把传单拿给他们看，他们都听说了有这事。然而看到文章的内容后，路易斯还是很受刺激，脸色变得苍白，两眼一眨一眨的，湿润起来。他皱着眉头说：“我知道会有这类事情，可是我没想到被安上‘头号同谋’的标签。我每天都去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的确有时候和田中一起走在大街上，可是我那是带他去看日本兵干的那些坏事。”
他一只手蒙在脸上，竭力保持着镇静。“受不了，真受不了。它伤到了我这里。”他悲叹道，左手抚在心口上。
书房里一片沉寂。明妮走进洗手间，拿来一条干净手巾递给他。“我知道这很可怕，路易斯，”她说，“可是不要让它吓倒你。那正是他们希望达到的。”
“是的，路易斯，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瑟尔说，“我们没做任何亏心事，可以高高地抬起头。”
“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好了。”路易斯喃喃地说，用毛巾擦起脸来。
过了一会儿，鲍勃说：“我在上海，也在报纸上看到过这类的宣传。”
“你觉得这文章有没有地方部队的影响？”明妮问。
“这背后更有可能是傀儡政府。”瑟尔答道。
“可是，只有地方部队才敢像作者这样痛骂日本人和美国人。”鲍勃接上来。
明妮对此表示同意。
“我觉得不一定，”瑟尔说，“我们没办法知道作者是谁，也许不止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化名。”
路易斯告诉我们，“自治政府”一直想解散国际救济委员会，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太大，竟能组织起一千四百人从事慈善工作。傀儡政权的官员并不想接管帮助穷人的任务，可他们急切地想掌握国际救济委员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继承下来的资源。有人正通过垄断某种资源而获得暴利。比如说，掌管城中房屋的官员们，占有了空置的房屋建筑，再转手出租，日本人允许他们把得到的每一千元租金，自己留下四百元，所以那些官员们对房产的占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对其他东西也出现了垄断，比如像食品、药品、酒以及燃料。
四个美国人开始谈论起城里出现的新轿车，多半都是德国人造的福特、奔驰和别克。南京城突然之间似乎到处是大官，每个人都有司机和仆人。在我看来，那些个要人更像有钱人家出来的酒囊饭袋。明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愿意为自己国家的敌人效劳。”
“有钱人总得找到保护他们财产的办法。”路易斯解释说，“所以他们的孩子一定得控制政府。”
“这话没错，”鲍勃表示同意，“有一天我在市府大楼里就碰见那么一位有钱人的儿子。两年前，他爸爸给蒋介石贺寿，送了一架战斗轰炸机。”
“说句公道话，”瑟尔说，“傀儡政府里有些官员倒不一定多坏。他们是对国民党政权不抱幻想了。我认识一个负责文化事务的人，是立教大学毕业的，一个很好的人，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章写得很漂亮。他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角色，可是他得糊口。”
“没错，”鲍勃说，摆动着他的大巴掌，“要是我有八张嘴要喂，我一定会为任何付我钱的人工作。肚子比原则的叫声要大呀。”
大家都笑了。
我们临走前，瑟尔提醒这几位美国朋友要有所防范，避免和傀儡政权的官员搅合到一起，免得日本人通过中国走狗来伤害他们，然后再推到共产党头上。作为美国人，他们需要表现中立态度。瑟尔把我给他的肉包子分给鲍勃和路易斯每人三个。他又要陪我和明妮一起回学校，但我们没让，说现在还不到九点，我们自己走回去没问题，何况明妮还带着一个大手电筒。
我们向他们道了别，走上落满梧桐树叶的黑漆漆的街道。两对探照灯像四根巨型利剑，刺进月光辉映的天宇深处。其实有一个多月天上没有飞来中国飞机了，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拉开防御的阵势，也许因为此刻守卫南京的部队不够。我们一路走着，明妮谈及欧洲战局，她觉得慕尼黑会议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她说：“我很高兴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保住了，很多城市乡村也可以免遭破坏了。”
“我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战争吧。”我说。
“连政治家也不喜欢？”她问。
“当然，没有人是真正希望流血的。”
“那么日本人呢？”
“我还是在考虑，可不可以把他们归为人类。”
“好啦，安玲。你不应该让仇恨控制你的人生。”
整个汉口路上，没有一座房子有灯光，好像全都无人居住。偶尔会从什么地方传来孩子的哭声。这条小街曾经是情人们，尤其是这一带的大学生们散步的地方。成双成对的年轻人，晚上会到这里来，拉着手或挽着臂在这里漫步；或是相互依偎在树下的长椅上。有时候，他们还低声吟唱着情歌。现在，长椅基本上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