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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和我没随他们一起去下关，知道开船之前她们得在那里等上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们都很焦急，直到下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才松了口气，因为雨天日本轰炸机就来不了了。船上还装着四百多个故宫艺术珍品的箱子，吴校长和范小姐上的这艘船，很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明天早上她们会经过芜湖，过了那个小城市，敌人的飞机就不大可能轰炸到她们了。
昨天晚上，范小姐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我和明妮，我们把现金都拿出来，分别藏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
霍莉他们的电台解散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住到我们这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除了明妮，霍莉是校园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且她钢琴、风琴都会弹。这就是说，我们教堂可以照常做礼拜了。近日来，她时常在夜晚去下关帮助照料伤兵，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带上一些新做的衣服和被褥。我在教会医院里接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我学会了英语，学校的医务室有时候缺人，我也会去帮把手。
十二月七日晚上，霍莉开着她的迪索托小轿车带我和明妮去了下关。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时一样，看到三百多伤兵躺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明妮感到又震惊又难过。他们大多受的是枪伤，很多人缺胳膊断腿。候车室让人觉得像一个临时太平间，不断地传来呻吟声，有些人在不停咒骂他们的长官。有个人乱甩着两臂在说胡话：“杀呀，杀呀！”大多数伤兵都光着脚，我不明白谁把他们的鞋袜都剥走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穿上真正的鞋子，因为很多来自南方的部队，都是穿着草鞋上前线的。
我们三人开始分发今天带来的几条薄被子。对那些呻吟不止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说，马上就会送他去医院，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肩膀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直瞪瞪地看着我和明妮，微笑着用平静的湖南口音说：“别让他们把我带走。”
“你想待在这里？”明妮问他。
“我太累了，浑身还没干呢。他们在大雨里抬我走了三天，从丹阳一直过来的。好多人死在了路上。去医院以前，我得歇一歇。”
我看见在他的担架下面，水磨石地面上聚起一个小水洼，马上意识到他身下的棉被一定湿透了。“我去去就来。”我起身走开，转了一圈想找些干的铺盖来，却根本找不到。在一间装满了没送出去的包裹的贮藏室外面，我看见两条旧麻袋，于是不管它们是谁的，就带回来了。我和明妮把那人的担架拉开几步远，把麻袋在担架旁铺开，然后帮他挪到这个临时拼凑的“床铺”上来。
“谢谢，谢谢你们，”明妮把担架上弄脏的被子摊开好晾干，那人一个劲儿地道谢，“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他说完就闭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了。
明妮一声不吭地把他的腿放舒服一些，我把担架靠在他身旁，这样等被子干一些了，他自己可以再回到担架上去。我们还没转身，他又睁开了眼睛。“我碰见过另一位好心的外国人，”他喘息着说，仿佛看不见我长着一张中国脸。接着他声音提高了一点，“是个加拿大医生，在丹阳，隔一天来给我的伤口换一次药。每次都疼得我发疯一般地吼叫，可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拍着我的额头，让我平静下来。有一次，他还用一条暖和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跟他分开之前，对他说，如果我年轻一点儿，我会想要他做我的教父。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基督徒。明妮摸着他的前额说，“上帝会帮助你尽快好起来的。”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起身离开时，我寻思如果不说假话，怎么能够安慰这些伤兵。他们身上尽是虱子和跳蚤，体力都耗尽了，很快就会化作中国的黄土。骤然而生的悲哀把我的心揪成一团，一下子使我眼泪盈眶，喉头哽噎，急忙冲出候车室，让凛冽的风迫使自己平静下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块土地经受如此可怕的摧残？这些无辜的人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上帝什么时候才会对残暴的入侵者发怒？这些问题通常都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让我苦无答案。
明妮也出来了。“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当中带着哭腔，脸上泪迹斑斑，“我从来没想到会惨成这样。”她头发凌乱，嘴唇扭曲，我沉默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在外边待了几分钟后我们又返身进去。看见一个人，不过十几岁，用孩子般的声音喊着：“送我回家！死以前我要见我爹我娘！”他的眼睛受伤了，整个脸部除了嘴都裹着绷带。
明妮拉着他的手说：“他们很快会送你回家的。”
“别骗人了！骗子，骗子，你们全是骗子！”
她转过脸去。我去帮着霍莉往水壶里灌凉开水。大厅的另一边，好心肠的牧师约翰·马吉正在祷告。他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指挥一些年轻的志愿者来帮着照料这些伤兵，也为那些要死的人们做临终祈祷。
“安玲，”明妮在一个候车长椅后边唤我。我放下手里的水壶，走过去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右腿到大腿根都没有了。他一动不动，伤口处发出恶臭。明妮悄声问我，“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我正拿不准，忽见他的手像是被什么叮了一般抽搐了一下。“他肯定还活着。”
我俯身去看他的伤口——肌肉已经有点儿腐烂，幸亏天冷，苍蝇不多，可我仍看见四五条小蛆在腐肉边缘蠕动。残肢上的恶臭太难闻了，我只好屏住呼吸。显然，这些人已经很多天没人照料了。
“他们有没有这些人的名单呢？”明妮问道。
“我不知道。”我对她的问题感到意外。
“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死后有没有一块墓地，他们为中国牺牲了一切。”明妮的眼泪再一次涌了上来。
内心里我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单。一切都这么混乱，他们的长官哪里还会为这些没用的人们操心呢。他们死了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他们的尸体丢在哪里了？他们的父母也许会收到一纸“阵亡通知书”。这些乡下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来受苦、来供人使唤的——他们生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忍耐和坚持的时间。
越看这个只剩下一条腿的人，我们就越是伤心。明妮走到霍莉面前，指着椅子后边，几乎是蛮横地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给他清洗和包扎伤口？”
“他们没有药，连酒精和碘酒也没有。”霍莉答道。
我担心明妮会大发雷霆。果然，她朝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走过去，说：“喂，我知道那边那个人可能没什么希望了，可是为什么不给他包扎一下，让他死得像个人样？”
“我们一点儿绷带也没有了，”那女子回答道，“我们只能给他们吃上饭，喝上水。”
“那么你们的工作就是延长他们的痛苦了？”
“我也想能够多做点儿什么，魏特林院长。”那年轻人勉强挤出笑容，她的面孔憔悴又疲惫。
“明妮，这不是她的错。”我说。
我把明妮拉开的时候，她也承认：“你说得对，她连护士都不是，一定是个像我们一样的志愿工。”
“她顶多是个护理员。”我回答说。
“要是我们的学生都在就好了，我们可以带两三个班过来。有钱的那些学生肯定会捐出些药品和绷带来。”
“她们一定会的。”我说。
我盘算着要不要给那位伤员擦擦伤口——至少把那些蛆都弄掉，可是我拿不准那样会不会让他更疼。什么药也没有，这样去擦可能会使他的伤口感染得更厉害。最后我没擦，而是找来一张报纸，过去把他的伤处遮盖一下。
十点后，我们才离开火车站。回去的路上，明妮一言不发，霍莉和我谈论着中国防线的失守。显然，南京沦陷只是几天的事情，城里肯定会拥进更多的伤兵和难民。
快到学校时，明妮开口了：“我得冲个澡，洗掉一身的臭味儿。”
“我想你会一直惦记那些垂死的伤兵的。”我说。
“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吗，安玲？”明妮问道，用了句中国人的比喻，“你怎么能猜透我的心思？”
霍莉哈哈大笑，接着说：“我们也许没有精力再去看他们了。”确实，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忙得再也顾不上去车站了。
四
安全区的四周都插上了红十字会会旗，中国军队却在安全区范围内的南边架起了大炮，构筑了防御工事。约翰·拉贝不得不跟蒋委员长的一个副官黄中校吵了起来，要他们把部队撤出中立区。那个年轻的副官坚信，那些“必须死守南京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看到这个安全区，他们的士气会受到影响。不管拉贝怎么吵，并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这里设立防线是荒唐的，可中校就是不听——但他没过几天就跟着委员长的参谋部一起撤退了。拉贝事后开玩笑说：“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
委员长临撤退之前，又送来了答应提供给安全区的四万元现金，还附上了一封信，感谢西方人的救济工作。不少外国人觉得守卫首都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脸面而装装样子，可是拉贝不这么看。那个唐生智将军，蒋委员长的对头，勉强承担了南京保卫战司令长官的使命，拉贝担心他也许会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包括牺牲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的性命。两天前，唐将军已经把长江上的几十条船都烧掉了，以示他的部队已经断绝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
拉贝再次对负责在安全区内架设大炮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甚至扬言，如果军事人员还不撤走的话，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军事人员在这里，会给日本借口炮击并消灭掉安全区。唐将军派了龙上校来协助拉贝，他们一起总算是把部队撤走了。听到他们撤出去的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建立难民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十二月八日下午，明妮召集这一带的居民开了一个会，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通常，这样在礼拜堂里的聚会会吸引来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会后提供的吃食，主要是面包和糕点。今天来开会的人们，却对“天食”都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一旦情况危险，他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搬进金陵女子学院。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了。娄小姐是为福音派教会做事的，也来参加会议了。她是个中年女人，明亮亮的眼睛，瘪瘪的嘴，前一天，明妮已经允许她搬进练习馆，负责管理住进这里的难民。娄小姐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却是我们很依赖的几位当地人之一。这个娇小女子很了解附近居民谁真正贫苦，所以每当我们要救济穷人，总是找她来协助。
“魏特林院长，我可不可以把我爸爸一起带来？”一个肩膀削瘦的女子问道，“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啊。”
“这个，我们的校园只为妇女和儿童开放。”明妮回答。
几个男人发出嘘声。其中一位抗议起来：“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拒之门外，魏特林院长！这不公平。”
我生气地转脸一看，那些人中间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没黑没夜地下棋、玩牌、打麻将，有几个还溜进校园来偷东西。
明妮挥手让他们住口。等到屋里安静下来，她又接着说下去：“我们学校是个女子学院，我们接纳男人们来住，是不合适的。”她转向一群妇女，“你们家男人可以去其他接受全家人的地方。”
“为什么把我们分开啊？”一个女人问道。
“你们不会分开太久的，”明妮说，“我们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可你还在想着怎么和你男人舒舒服服地待在一起。”
人群哄堂大笑。我们都知道那女人没有孩子，她的外号叫“怀不上”。她垂下眼皮，脸变得通红。
“哪里有同时接纳男人的难民营？”另一个女人问道。
明妮回答说，“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军事化学办事处——事实上，除了南京大学宿舍楼，所有其他难民点都接纳男人。”
“那些地方离我们太远了！”一个老女人嚷道。
我的怒火快忍不住了，正想着要不要对这些自私的家伙说上几句，只见娄小姐站起身来，转身面对他们，眼镜后边一对深陷的眼睛目光坚定。“咱们要知道自己是谁，”她说，“金陵学院无论如何没有接纳我们任何人的义务，可是在东洋鬼子面前，它为我们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应该感激魏特林院长和她的同事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闭嘴，你这马屁精！”一个男人在后边喊道。
我站起来说话了。“这里是礼拜堂，不是你想骂就骂的下等小酒馆。不许你再骂人，否则就请你出去。至于这里的男人，你们和妇女、孩子争地方，不觉得羞耻吗？就算你们不能和敌人打仗，不能用武器保护自己的家人，至少你们应该把他们留给更能保护他们的人，而你们自己，应该另外给自己找避难的地方去。”
人群不出声了，大厅里一时异常安静，使得远方的炮声突然显得更近、更响了。娄小姐和我坐下以后，明妮继续说道：“我们欢迎所有妇女和孩子，不过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年轻妇女和女孩子们。也就是说，如果居住在安全区内，我们建议年龄稍大的妇女还是留在自己家中。”
“小男孩们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从后排问道。
“问得好，”明妮说，“十三岁以下的男孩我们可以接纳。”
“我家孩子十四岁，长得很小。”一个母亲叫着。
“可是有些十四岁的男孩几乎是成年人了。我们得省出地方来给女孩子们和年轻妇女。至于你儿子嘛，你应该说他只有十三岁。”
这话引来一阵大笑。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来？”还是那个女人接着问。
“到了留在家里不再安全的时候。只可以带着你们的铺盖、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少量的钱过来，箱子什么的都不要带。”
会议结束之前，热情的娄小姐大声朗读了《旧约·诗篇》第七十章。她用高亢的声音念道：“主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我们都站起来，一起唱了赞美诗《万古磐石》。我敢说，只有少数人背得下来那歌词，有人双手捧着大本的赞美诗集。然而，我们人人都放声歌唱，歌声真切而有力。
那天晚上，我们迎进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乡下，有的人是从东边三四百里远的无锡一路跋涉而来的。日本人不仅抢掠了他们的村镇，还抓走了青年男女，他们只好弃家而逃，跑到南京来，或是跨过长江跑到浦口去。他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外区，切断了中国军队在那边撤退的路线。日本兵沿路把大部分房屋付之一炬，用不着的东西看见什么毁什么，把铁路两侧一里多宽的灌木丛和树林悉数砍倒，以防他们运输补给品的火车遭到埋伏。为了保卫首都，中国军队也摧毁了一些民房，尤其在句容一带。同时命令居民离开自己的村庄，然后把他们的住房烧掉，好为大炮扫清所有可能的障碍，这就造成南京各个城门前都聚集了大批难民，希望能进城来。
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在我们面前瘫倒，坐在一块石头上哭诉她的遭遇。“我女儿和我进城来卖芋头，”她呜咽道，“可是光华门前那么多人，我把她给弄丢了。我以为她可以进城门来，约好在城墙边上碰头，可是我进来以后，日本鬼子开始轰炸，城门就突然关上了。我在里边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法出去找她。我们的家已经没了，她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我那苦命的孩子，刚十一岁呀……”
有些人家倒还没有走散，可是男人们得去另外的地方找避难所。他们大多都很愿意另外去找，有些人甚至感激不尽，只要老婆孩子安全了就行。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走到明妮跟前，乞求她给家人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钱。她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听说，那些也接收男人的难民营，都在迅速爆满。我们没有预料到难民来得这么快，此刻，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已经到来一百多人了。明妮让红脸膛的路海赶快把厨房建起来，第二天早上好开始给难民分粥。
五
第二天早上安静得出奇，几个钟头都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东边、西边和南边的炮击声都停止了。我们禁不住怀疑，日本兵是不是已经进入南京了？可那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军队都还守在阵地上。明妮和我正在商量如何安排拥入的难民，我们的园艺工老廖来了，递给明妮一张传单。他是她多年的朋友了，合肥来的。十八年前，明妮来到金陵，接替返回美国一年去筹钱的丹尼森夫人，当了这里的代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