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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大略扫了一遍，就递给了我。传单上印着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劝降书。他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投降，宣称“这是保护无辜平民和古都文物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欢迎皇军进城。劝降书中还说：“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人，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在十二月九日下午六点以前，必须全部投降，苟欲继续交战，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
此时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明妮告诉老廖说，“这是日本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下达的一道命令。”
“从来没听说过他。他想怎么样？”
“他要求中国人立即投降，把南京城交给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嘛，”老廖抓了抓后脑勺，“我可不知道。我希望他让大家过安生日子。”
他的回答倒把明妮逗乐了。老廖不像别人，他对日本人的逼近没什么恐慌，尽管连他女儿都带着外孙们撤走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关心的只是种花种菜，战争不战争的，根本不在他的视野里。可明妮还是深深地喜欢这个老花匠，他总带着一身青草气息，是个非同凡响的“绿手指”——不管是什么，他碰过之后，没过几天就变得漂亮又茂盛。等他慢吞吞地走开之后，我把他的回答仔细回味了一番。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普通民众总得活下去，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来统治，只要他没有破坏人们的生计，大家就可以接受他。不过，我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日本人近来犯下的暴行都跟这样一种可能性截然相反。
松井石根将军的传单可能解释了今天早上为什么这般安静——入侵的部队一定是在等待我方对最后通牒作出反应。我把这个分析对明妮一说，她也表示同意。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医疗设施，他证实了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电话线当时已经不通，所以他本人只好亲自跑来。金陵学院到这时候已经接受了三百难民，这让路易斯很意外，不过他称赞了我们谨慎的计划，还告诉我们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里的四个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刚刚离开了南京。不过，他让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加入救济工作的队伍了。
路易斯来自芝加哥，在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也是一个传教士。他生性敏感，有些虚弱，但说起话来总是很富于表现力。即使在平时和大家说话，他也像在发表演说似的，大幅度地打着手势。这些天里，路易斯的情绪似乎十分高昂，仿佛迫在眉睫的围城给他输入了活力和体力。他甚至对明妮承认，他很享受“所有这些活动”。我想，他大概从来没发现自己的人生这么积极，这么富有意义——尤其是这么紧张热烈。明妮邀请他到宿舍主楼去吃午饭，我也去了。伙食很简单，米饭，清炒雪里蕻，咸鲭鱼。路易斯和明妮一样，是为数不多喜欢中国饭的外国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城里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外国食品店更没影儿了。而且，常吃当地食物，据说是有助于增强人体对痢疾、疟疾等疾病的免疫力。路易斯告诉我们，他组建急救体系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军队对所有汽车都任意征用。到目前为之，他手上只有两辆还能跑的带篷货车。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跑，要确保每个难民营都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我们一边吃着饭，路易斯又谈起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曾经试图促成停战协定的事儿。前一天，他们建议停火三天，在这三天里，日本皇军停止进攻，而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这样可以让日本部队和平进城。尽管唐将军公开的态度是“决战到底”，实际上他非常希望实现停火。他请安全区委员会致电蒋委员长，并通过现在班乃号上的美国大使馆同时致电东京。瑟尔·贝德士和美国长老会在南京的牧师普莱默·米尔士，带着唐将军的一位副官前往停泊在下关一带的美国炮舰。关于停火的电报发出去以后，唐将军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便焦急不安地等待回复，然而蒋介石今天早上回复了：“绝无可能”。
“真是愚蠢和荒唐，”路易斯评价蒋先生的拒绝，“他简直不考虑停火会拯救多少人的生命。现在南京城是在劫难逃了。”路易斯叹道，小胡子随着他的咀嚼颤动不已。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镜片几乎盖不住他暗淡的眼睛。
“他一定是为了保全脸面。”明妮说。我知道她喜欢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个基督徒，有一次来参加过金陵学院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一次，他说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端起瓷茶壶，给每个人的杯子都加满。
“谢谢。”路易斯说。
“在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的时候，还去担心什么个人的脸面，太荒唐了。”
“可怜的士兵们，他们都像老鼠一样给困在城里了。”明妮说。
“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算守城。这种愚蠢行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从军事上除掉异己。”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想削弱唐生智将军的势力。他的德国顾问曾经劝告他，不要做保卫首都的打算。南京城周围的地形就像个大口袋，袋口就在通达长江南岸的下关。如果人数有十万之众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从东西两头进攻，他们可能首先占领下关码头，从而彻底切断南京防区十三个师和十五个团总共十五万人的撤退路线，并把这些兵团全部挤进以城墙为界的大口袋里。从军事观点来看，守卫这样一个地方，简直如同自杀。
明妮问路易斯：“这么说，今天早上的安静，只是飓风中心的平静了？”
“日本人随时可能重新开始进攻。”
当天晚上，日军对南京城内的炮击又开始了。巨大的炮弹落在城中心的新街口一带，爆炸声此起彼伏。炸弹无数次落在市民聚集的安全区内，每一条通向中立区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群，人们把家当装在所有能找到的车子上——独轮车、人力车，甚至婴儿车，任何带轱辘的家伙都被利用上了。很多男人用扁担挑着担子，很多人背着铺盖卷。女人们抱着孩子，或手提衣裳包裹和热水瓶。已经走不动路的老人，坐在大竹筐里，被两个人用长扁担抬着走。我们听说，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圣经教师培训学校难民营已经满员，可他们还在不停地接到新难民。比较之下，金陵学院只接收了近七百人。很多难民拥来，但我们坚持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很多妇女不愿意和家里男人分开，就另外去找可以接收全家的难民营了。有些男人在我们大门前开口咒骂大刘、娄小姐、霍莉和我，有一个人甚至向我们学校的牌子和栅栏门上扔泥巴。
整整一夜，拥入难民营的难民源源不断。随着其他难民营的爆满，现在所有男人都愿意把家人留在金陵学院，然后自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庇护所。人们听说我们学校对妇女和儿童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就一齐拥来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个个应接不暇，于是难民中有不少人主动来帮我们的忙。由于到来的人太多，第二天中午时分，教师楼已经满员，中心楼和练习馆也都满了。有些人我们收下来后，他们哪个楼也去不了，就从附近一个工地上搬来砖头，在操场上自己搭住处了——长方形的窝棚，活像一个个大炉灶，上边盖一块竹席，用树枝削出的细棍支着。
南边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从一大清早就没有停息过，东北方向的紫金山燃起大火，那一带战斗正激烈，浓烟时常遮天蔽日。炸弹无数次在安全区外的什么地方爆炸。日军轰炸机没有任何警报声就出现了，此时偶尔会有一两门高射炮还在朝它们射击。一有飞机飞过我们的校园，大多数人都赶快找地方躲避起来，可有些从乡下来的人，却以为安全区里是可以防弹的，所以他们就待在原地，眼看着飞机轰炸和扫射。路海和大刘只好朝他们大喊大叫，要他们赶快藏到隐蔽的地方和防空洞里去。
那个两天前跟十一岁的女儿失散的母亲，整整一天都站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边，两眼盯着人群，希望可以找见她的孩子。她不断地问人，有谁看见一个短头发、脸上有酒窝的小女孩没有。可谁都没看见。娄小姐端给她一碗米粥，那母亲一言不发地吃了。我想过把她带进门来，但又转念，还是让她待在那里，继续伤心吧。
六
第二天，日军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南京城。校园里，人人心神不安，但还是继续干着活儿。北校园的两座宿舍楼中间，搭建起一些竹席窝棚，我们让小贩在窝棚里向难民卖吃的，蒸米饭五分钱一碗，不带芝麻的烧饼，也是五分钱一个。不过，每人一次限买两个或两碗，不得买双份。当地的红十字会已经答应在这里开设粥场，只是到现在还没设立起来。有些难民既没食物，身上又没钱，就只好挨饿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为止，我们已经接纳了大约两千难民，总算还能把他们都安排住下。
我正在用木头水舀子给疲惫不堪的新来难民分发热水，约翰·马吉牧师来了。我让手下的一个人替我接着分发，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刚从城里来，”他对我和明妮说，“那边情况可怕极了，福昌饭店和首都剧场门前躺了几十具尸体。有家茶馆被打中了，胳膊腿被炸得满天飞，挂在电线上和树梢上。日本人随时会开进城来。”
“你是说，中国军队放弃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愤怒了，两眼喷火。
“我说不准，”马吉回答，“我在安全区里看到些军人，在抢商店里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
“他们就这么散伙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们以“保卫南京城”为名义，在郊区烧毁的那些农舍。
“现在还很难说，”马吉回答说，“还在作战的也有。
他告诉我们，下关一大片地区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筑、斥资两百万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楼，连同它那富丽堂皇的礼仪厅，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带不走的，中国军队一律将之毁掉，把很多房屋都烧了，包括蒋委员长的夏宫、军事学院、现代生化战争学校、农业研究实验室、铁道部以及警官培训学校——全都烧了。也可能这是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吧，因为他们现在才知道，蒋介石和所有当官的都撤走了。
约翰·马吉正说着，一个戴着一顶护耳毛毡帽、拄着手杖的驼背男人走过来，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
“能收我们进来吗？”那人声音微弱地问道。
“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明妮说。
那男人笑了，两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哑的女声说，“我是女人，请看。”她摘掉帽子，从口袋里扯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烟灰擦去。原来她相当年轻，二十多岁，瘦削的脸上仍留着一道一道的黑灰。不过，她的脖子现在伸长了，柔软的后背显出她的杨柳腰。
我们让她和小女孩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燕英，”她说，“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膊搂住女孩。
燕英告诉我们：“我们镇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他们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邻居龚阿姨和她的儿媳在家里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们赶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里出来，所以我没带他，自己就和妹妹来了。”
明妮把她们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楼。这时乔治·费奇来了，他穿了件灯芯绒大衣，香烟插在个小烟嘴儿上，看上去很像支弯曲的小烟斗。他一脸倦容，头发稀疏，琥珀色的瞳人湿湿的。费奇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的负责人，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苏州，苏州话讲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当成了维吾尔族人。他告诉我们，有好几百名中国士兵来到南京大学医院难民营，想要投降，很多人都扔下了武器，请求让他们进入难民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破门冲进来。他可以断定，会有更多的士兵，大概上千吧，都会进入安全区来请求保护，这样一来，国际委员会在与日本战胜者打交道时，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马吉和费奇一刻也没敢耽误，就一起动身去医院了。从后边看，瘦弱的费奇今天似乎背更驼了，马吉则强壮结实，虎背熊腰。明妮对我说：“我希望中国士兵别来金陵学院避难。”
“反正我们也没地方给他们了。”我说。
那天晚上，校园里的三座楼都已经满了，其他几座还在接收着新难民。最后保留的艺术楼，刚刚也开放了。红十字会还没有把粥场建立起来。我们两天以前建起来的临时厨房，连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没法应付。明妮提议，由我们自己来开设一个粥场，可是，粥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大部分的定额的分配，都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掌控，他们坚持说，粥站要由他们来开设。很显然，这里边有个赚钱的问题。他们在这种局面下还在考虑赢利，让明妮大为恼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红十字会总部，申请办粥场的许可。
第二天早上，四周安静得好像仗已经打完了。我们感到日本人也许已经攻破城门，控制了南京城。有传言说，日本攻城部队爬上城墙，用炸药炸开了几个口子，中国守军溃败，日军高喊着“天皇万岁”，挥舞着战旗蜂拥而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刘说，他看见爱惠中学一带的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大多是老百姓还有孩子，除此之外，闹市区已经成了死城。
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挠她的后脖颈，觉得浑身又痒又黏。她和衣而卧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自从五天前到车站看望伤兵回来，就再没顾上冲过一次澡。她都无法连续睡上两个小时，就会被枪声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亲自处理一些紧急情况。什么时候实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个盹儿，所幸她总是可以一沾枕头就睡着。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说一定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我是个觉很轻的人，夜里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校门房和不同的楼里值班。谢天谢地，我身体很好，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应付，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时候，累得没法继续干下去，我就在体育楼里找间贮藏室，在里边小眯上一会儿。这些天来，我头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稳，可我必须在校园里巡查，必须处理的事情太多。我丈夫和女儿开玩笑说，我已经成了“流浪汉”了，不过，家里没我他们还可以应付。
快到傍晚时，明妮想到江边去看看情况。大刘要陪她去，可她对他说，“不用，你还是留在家里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却说：“你应该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好处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国部队也不会伤害两个老女人的。”其实，我五十岁，比明妮还小一岁，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头，而我都有不少灰白头发了，幸好体形还没发胖。于是我和她一起坐进吉普，那是马吉牧师给我们的一辆旧车。明妮开起车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她看起来笨手笨脚，不是霍莉那类对开车十分娴熟的女人。
“希望这车不会半道抛锚。”明妮说。确实，这辆车响动得很厉害，好像是不大牢靠。
“我要是会开车就好了。”我说。
“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教你学开车。”
“但愿到那时候我还没老得学不成。”
“什么话，别那么悲观嘛。”
“好吧，希望这话能实现。”
我们先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去了一下，看到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和爱德华·施佩林都在。他们一脸忧郁，告诉我们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德国保险公司经纪人施佩林，其实在三个小时前刚从日本人的前线回来，他受中国军队委托去交涉，希望就停火进行谈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要给中国一个血的教训，打算“血洗南京”，好让中国人看看，蒋介石是多么无能的领袖。
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