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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探虚实，看蒋会不会收回成命。蒋却决心已定，再次电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须实施撤退，保存部队，即刻跨过长江。唐甚至无法把命令送达到所有部队，有几个师不仅失去通讯设备，而且官兵来自各边远地区，诸如广东、四川，还有贵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难，以至于无法传递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舰队已经驶进长江，正向上游而来，我们没有战舰抗击敌人的海军，所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很快就会被全部切断。唐将军万般无奈，紧急求助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恳求外国人代表中国出面干预，实现三天的停火。爱德华·施佩林今天过午时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阵地，挥着一块白单子，白旗上用日语写着：“休战，和平！”是那个黄眼睛的年轻俄国人寇拉写上去的。施佩林滚圆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亲王朝香宫将军长着蒜头鼻子，留着八字胡，使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见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脸上，又抽出刀来厉声喊道：“去告诉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找死。现在才雇来你这么个和平掮客，晚啦！他们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来。”
“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
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
“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
“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
“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
“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
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
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半个犹太人，不能佩戴纳粹党的“卐”字徽记。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还控制着撤退的路线。大都会饭店出现在眼前，已经被浓烟和火焰包围了。我们经过的那一刻，一队仍然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跑过来。一共九个人，都穿着草鞋，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扔掉步枪，两手抱在胸前，请求明妮接受他们的投降，好像她也是个占领者。他们的班长一脸泪花，向明妮恳求道：“大婶，救救我们吧！”
这一举动使明妮慌乱不安，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办法替他们找到避难所。这些当兵的真可怜，被当官的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太伤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来。
明妮拍着我的头，用中文对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想留在城里，到安全区去吧，你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
那几个人摇着头，仿佛被吓得再也不敢返回那个方向了。他们向后一转，跑掉了，枪也丢掉不要了。明妮拣起一支步枪，还很新，枪托上印着这样四个字：“人民血汗”。这些字来自委员长的教诲，刻在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武器上。明妮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结，深深叹息着扔下了枪。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农民干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支步枪。想想他们扔掉的那些装备——天大的糟蹋啊。”
“是啊。路易斯说，他看见一些崭新的大炮被丢弃在郊外，一次还没有放过呢。”
我们继续向城门走去。看到四周的一切都被摧毁，真让人难过万分，大半楼房和平房都被烧毁了，有些还在冒着烟。走过英国大使馆之后，远远便可以看见挹江门，可我们已经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动了，而且我们意识到，想出城门去看看江边是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停下了脚步。从这里遥望，城门前堵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成串的士兵用绳子、消火水管和云梯，去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墙。逆着烟雾弥漫的落日，可以朦朦胧胧看见城墙顶上，还有两层的楼阁边上，都趴满了人。从人群移动的样子，我们看得出码头一定还在中国部队手里。我们转身返回，朝德国大使馆走去。
暮色降临了，几只蝙蝠掠来掠去，像是鬼头鬼脑的蝴蝶。往回走我们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边，一边推搡一边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人们都在不顾一切地急于往外逃，遇到我们挡道碍事，就骂起来。突然响起汽车鸣笛声，身穿便装的卫兵们挥着盒子枪，大声吼叫：“闪开道！闪开道！”
那些来不及让开的人，便被卫兵连推带搡。只见卫兵身后开过来两辆长轿车。“看！唐将军！”明妮对我说，指着坐在第二辆别克后排座位上那个瘦脸男人。将军垂着脑袋，好像正在打盹儿。我们注视着这位南京守军总指挥，这时半块砖头打在他的车上，一个声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砖头只在车窗上留下一个白点儿，卫兵什么也没说，瞪了叫骂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继续清道去了。几分钟以后，轿车向左转弯，看不见了。天黑后唐将军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过江。
七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城南和城西，炮声响了整整一夜。凌晨两点，我回到校长办公室的里屋，忙里偷闲打个盹儿。外边不时传来机枪的射击声。我和衣在一把扶手椅子里睡着了。蒙蒙眬眬间，我看见中国士兵们在长江里爬上帆船、小木船、木筏子，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朝他们扫射。有的船起火了，有的翻了，成百上千的士兵掉进浑浊的江水。有人在水里扑腾着，有人抱住船板、桅杆，很多人沉了下去，嘶声呼救。
一声爆炸把我惊醒。“大灾大难啊。”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我坐起身来，伸出脚去摸索我的鞋。又去摸台灯，马上意识到早就停电了——我们学校有一台发电机，不过还没开始发电。我站起身，向门口摸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磕磕绊绊朝大门走去时，东边天空已经出现绯红的云彩，微微发亮了，校园里静悄悄的。路海迎上我，说有几批中国军人过去了，有些大兵还向正在门房里值班的他们讨要老百姓的衣服。几个人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他们。
大门外沿墙，士兵们丢下了一大堆军服，还有一些步枪、匕首和子弹袋。我们把衣服收集拢来，一把火烧了。至于武器，我叫路海都沉到图书馆大楼后边的水塘里去了。
天亮以后，附近的一大群居民出现在大门口，恳求门卫让他们躲进来。明妮走过去，隔着铁栅栏门告诉大家，他们的住所已经在安全区以内，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应该把地方省给没地方住的难民。大家又发泄了一阵不满之后，愤愤地离开了。有几个表示要给我们干活的男人还骂了起来，因为我们只能雇两个送水工。金陵学院有自己的水井和水龙头，不过，给住在室外的人们提供饮用水，需要有人运送。现在校园里共安置了两千五百多难民，已经饱和。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南京城，粥场终于在操场旁边搭建起来了，是一个没有门的棚子，大约二十米长。粥场的粥，三分钱一碗，卖给身上有钱的人，但是对于没钱的人，这里也免费提供粥饭。来粥场领饭的难民，按照各个住宿楼的顺序，一个楼的人领完，下一个楼的再来。即使是这样，到开饭的时间，手拿饭碗和饭盒的人群还是蜂拥而上。我一看到这情景就很生气，忍不住地训斥他们。早饭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十点半才能收摊。在这之后，伙房的人们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到下午再开第二餐。校园里一天提供两餐。
早饭时间里，很多妇女便在校园的四个池塘里洗衣服和刷马桶，母亲们不时呼唤着孩子们。一群男孩子到处乱跑，好像急于把这个新地方看个遍，几个小女孩子也跟着他们。早饭以后，校园里安静下来，可是大约正午时，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鬼子，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孩子喊道。我和明妮赶快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抽路海的嘴巴，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绳子，要把他捆起来。“住手！住手！”明妮大声喊道，冲到他们跟前。“他是我们的雇员。”
矮胖的中尉惊愕地转过脸看她，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蔑地示意身后那个当兵的，那人把路海放开了。
一队日本兵经过之际，忽听一声叫喊：“救救我啊！”
我们冲过去，认出是给图书馆看门的老胡，他的胳膊被两个日本兵抓着，其中一个胳膊肘上挂着老胡的新哔叽大衣。明妮一把在老胡背后抓住他的背带，迫使那两个日本兵停下脚步。“他是给我们干活的，”她对那个矮粗的军官喊道，“苦力，苦力，你懂不懂？”她的褐色眼睛气得要喷出火来，“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抓人。”
那军官看了看她胸前的红十字标记，仿佛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冲两个日本兵挥挥手，把老胡放了，带着其他人走开了。
“也救救我，魏特林院长！”另一个声音哭叫道。那是一个叫范树的孩子，他正被日本兵拖着走。他奋力挣扎想要挣脱，胳膊里还夹着个篮球。
我们都朝范树跑去，可是一个日本兵猛地转回身，端起了步枪，刺刀正对着明妮。她毫无办法，只能待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孩子连同其他三个我们不认识的中国人一起拉走了，其中只有一个人看上去比较强壮，像个当兵的。范树是给一对美国老夫妇干活的，他们刚刚离开南京，想必他是留下来帮他们看房子的，可他悄悄跑到这里来打篮球。他刚十四岁，个子和块头要比他的实际年龄高大，所以日本人把他当个军人抓了。
“谢谢您把我救下来，院长。”老胡说着，朝明妮鞠了个躬，现出他已经斑白的头顶。“我攒了整整一年的钱才买了那件大衣，被他们抢走了。”“这帮该死的！”明妮顿足恨道，两脚周围扬起灰土，“本顺，本顺，你在哪儿呢？”
“在这儿，我在这儿。”本顺跑过来了，他是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孩子，我们的送信员。
“去告诉拉贝先生，日本人在我们学校逮人。”
“我不会说外国话呀，院长。”
“他的秘书韩先生会说英语，让他给你翻译。请他们过来帮我们制止那些日本兵乱抓人。”
本顺小跑着去了，两只胳膊肘一摆一摆的，脚上一双警靴他穿着太大晃来晃去。他比实际年龄显得个子更矮小，只有一米五的样子。我感到派他去送这个口信未必明智，不过我没把这个疑虑说出口。就算拉贝先生知道了，他又能怎么样？这种任意的抓捕，在整个南京城一定到处都有。
下午两点左右，茹莲来了。她的外号叫“佛勒小姐”，因为她酷爱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因为“佛勒”这个英文单词有鸡鸭的意思——她是家禽饲养员。她气喘吁吁地说：“山坡上有几个鬼子。”她指着西边，她掌管的家禽实验中心在校园后边的小山坡上。
“你觉得他们会闯进养鸡场吗？”明妮问她。
“肯定会的。”
“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明妮得留在大门口，于是，我和路海、霍莉跟着茹莲赶快朝西边走去。我侧眼看看年轻的茹莲，她穿了件乡下女人的深蓝色褂子，一张光滑的脸上抹着烟灰。她现年三十一岁，面容姣好，却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病怏怏的。走起路来，她甚至显得有点儿外八字，好显得矮一点儿。然而她的漂亮是没办法完全掩盖的。我想逗她一下，说她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自己变成乡下人，但还是没张口。
家禽中心的鸡、鸭、鹅都像疯了一样嘎嘎大叫。我们走进饲养院，看见两个日本兵在里边，一个抓着一只鹅的脖子，那鹅的两脚无声地在空中蹬着，另一个正在追逐一只长尾巴公鸡，那公鸡飞到一个架子的顶上，歪头瞪着那日本兵，身上的红黑羽毛一抖一抖的。那人嘴里骂着公鸡，还朝地上啐着。
“嘿，嘿。”霍莉大喊道，“它们可不是吃的！”
日本兵停下手，朝我们走过来。那个高个子指着一只母鸡，凶巴巴地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矮个子用中国话说，“吃……鸡……肉。”
“不行，不行。”我很高兴他懂点儿中文，“这些都是做实验用的，不是你妈妈养的那种鸡鸭。不要吃有毒的东西，懂不懂？要是吃了这些鸡鸭，你会七窍流血的。”
“有毒？”那人问道，又对同伴咕哝了几句。两人都一副不解的模样。
“是啊。”茹莲指着墙边一排棕色瓶子，里边装着给家禽治病的各种中西药。
那矮个子又对同伴说了几句，高个子把鹅松开了，又朝一个陶瓦水盆踢了一脚。他二人大步走了出去，恨声恨气地好像是在诅咒自己的坏运气。
我们四个人在里边相视而笑，因为所有鸡鸭都很健康。“我的老天，‘你会七窍流血的’。”霍莉对我说，“你一定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
茹莲咯咯笑了。我们赶快返回校园，下午饭时间到了，又该给难民们放粥了。
本顺一去不返，明妮着急起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没有多远，他早就该回来了。我们不禁担心他可能出事了。那孩子是个孤儿，由我们学校出钱，一直住在附近一家孤儿院里，直到我们雇他来做事，所以他对于我们，不仅只是个雇员而已。
等难民们吃完饭，我们都去饭厅吃晚饭。很多人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明妮和霍莉瘫在椅子上，说她们更想睡一觉，然后闭上眼，打算睡了。
“你们应该吃点儿东西，好有力气。”我说着，把一碗粥放在明妮面前，又把一碟炸黄豆挪近一点儿。我正给霍莉盛粥，路海冲进来了。
“明妮，”他说，“几个日本兵闯进我们存粮食的屋子了。”
“他们拿大米了吗？”她问。
“不清楚。”
“他们跟你怎么说的？”
“他们只给了我几拳。”一边说，他一边揉着受伤的脸颊。
我们三人跟着路海去了。有麻烦的那个房子在大门外对面。大米其实不是我们的，是红十字会配给粥场的粮食，九十麻袋放在那里，大约有一万八千斤。可要是日本人把粮食拿走的话，这里的难民就要饿肚子了。快走到房子时，我们看见门口一盏灯晃晃悠悠。一个日本兵拦住了我们的路，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站住，不许过来！”
“这是我们学校的房子！”明妮也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