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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练习馆。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见娄小姐正在跟路海说话。“感谢上帝你回来了，路海！”明妮惊呼道。“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我对一个老翻译官说，我太太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还给他看了我跛的这条腿。他们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那个翻译跟一个当官的说了之后，他们看了看我的膝盖，就让我走了。我这条命都是那个大好人老翻译官给的。”
“别的人怎么样了，那个‘运煤工’呢？”
“他们没放他。”
尽管路海声调镇定，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在发抖。他的两颊青肿，嘴唇乌青。我们四人一起去了校门门房，再一起去了旁边不远他家住的小屋。他太太一见他就高兴得哭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杀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娄小姐离开之前，我们一起为那十二个女孩的安全、为运煤工的性命做了祷告。我们的声音多么诚恳，我们多么渴望奇迹会发生。
祷告之后，明妮和我去了校门口。那一夜，我们是在门房过的，就在藤椅里打打盹儿，以防日本兵再来。我脑海里不停地响起一个声音：“主啊，你什么时候才会倾听我们祷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示你的愤怒？”我不时地醒过来，听见明妮喃喃诅咒：“禽兽！禽兽！”
第二天天刚破晓，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惊醒。我一下子坐起来，心头突突直跳，听见卡车呼啸而去的声音。明妮也起来了。我们走出房门，看见路海急奔过来。我们一起奔向大门口。几个女子正摇撼着大门，喊着：“开门哪，让我们进去！”
我们吃惊地看见六个女孩子站在那里，都是头天晚上被日本兵带走的，她们头发蓬乱，脸上全是泪痕。路海立刻把小门插销拔开。“快进来！”明妮边说边朝她们招手。她抱住大刘的女儿美燕的肩膀，对她说，“你父母发现你被抓走了，急得活不下去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那戴眼镜的姑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明妮又问她们，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她们都说，日本兵打她们的耳光，掐她们的脸，扯她们的头发，不过除了这些，并没有糟蹋她们。那就是说，她们没有遭到强奸，因为大多数本地姑娘不会直截了当地用“强奸”这个词。明妮得知后很高兴。“真是个奇迹！”她说，而且一定在心里把这归功于我们昨天晚上热切的祷告。
我不敢置信，日本兵什么坏事都没做，就放这些年轻姑娘回来，不过我保持了沉默，不想破坏明妮的欣喜。这些天来令人心碎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她也该高兴一下了。
在父母的宿舍里，美燕告诉来看望的人们，日本人把其他六个比较漂亮一些的姑娘送到一家旅馆去了，那里住着一些当官的，剩下她们六个人，又被卡车送回来了。我们已经听说，昨天有很多高级军官到这里来，参加胜利庆典。
十
那天早上，丽雅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她说肚子疼得厉害。我摸了摸她的前额和身体——她浑身烧得滚烫。我给她倒了杯茶来，听她说睡裤都湿了，我一看，只见鲜血和内膜在流出来。她流产了！我叫耀平赶快烧一壶开水，我则帮着丽雅脱下衣裤。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问她。
“昨天夜里。”
“你怎么没跟你爸爸说呢？”
“我以为睡上一夜就会好的。妈，孩子掉了吗？”
“看这样子是掉了。你昨天晚上不该跑得太急，弄伤了身子。”
“我好难受。”她哭起来，眼睛闭上了，“日本鬼子杀了我的孩子，我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嘘，咱们先把你身子尽快养好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也要哭出来了，但我尽力眨眼，把眼泪忍了回去。
“我不想活了。”
“别说傻话。全家人都指靠着你呢。”
丽雅在疼痛中呓语和挣扎，我在她身边给她收拾着。我用旧布把流出来的血污接下来，卷走扔掉，又给她洗净，用手巾擦干。我不知道死掉的胎儿是不是全部流出来了，她需要不需要做刮宫，或其他什么治疗。在正常环境下，我们可以去请个专门的护士来，可是现在，所有的产科诊所都关门了。我叫耀平把帆帆交给邻居，然后把丽雅放在他的飞马自行车后座，驮着她去了我们学校的医务室。他们父女俩出门向北，我在后面跟着，一手扶着丽雅的肩膀，帮她坐稳。
护士给她做了检查，说看样子流产是流干净了。即使丽雅需要做刮宫，护士也做不了，她以前从来没做过。丽雅一定要卧床休息至少两个星期，因为一般都认为流产比生孩子还要伤元气。丽雅不能吃辛辣、腌制和生冷的东西，一个月不能跟丈夫同房。我几乎要叫护士闭嘴了，她不知道我女婿根本不在家。丽雅需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鸡蛋、牛奶、老母鸡、鱼类、猪肚猪肝、新鲜水果。可是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呀？
不过，我在办公室里存了一小袋小米和一瓶红糖。我把这些交给耀平，让他给丽雅熬些小米粥，再加些红糖。他还会给她烤一些干鱼，保证她吃下去些饭食。把她在床上安置好以后，我就返回难民营了。
明妮要大刘陪她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他们乱抓女孩子。一开始他不愿意去，两眼在眼镜后面喷出火来。我催促他陪着去，他才答应了。他有君子风度，善于同人打交道，如果他陪着去，明妮会觉得心里更有底。
校门外边聚集了不少上了岁数的妇女，请求放她们进难民营里来。明妮和大刘一露面，人群就安静了一些。明妮走到我和霍莉跟前，我俩一直在劝说这些四邻八舍的妇女们，要她们回家去，好把地方省出来——如果还能有任何地方的话——让给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
“可是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对我哭诉。
“他妈的。”另一个声音叫喊道，“日本鬼子连老女人也不放过！丑老婆子也是人。”
明妮对我们说：“让她们进来吧。但要说清楚，她们只能待在室外了。”
“我们已经收了七千多难民。”霍莉说，“如果再让她们都进来，校园里就一块空地也剩不下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开始接收新来者的时候，明妮和大刘出门去了日本大使馆，步行需要二十分钟。我在四年前陪着儿子浩文去过一次日本大使馆，那是座二层的旧楼，那次浩文是为了在日本读书，去申请长期居住签证。他两年前进了大和医学院学习，打算当一名医生。他现在还在东京，我们有七个多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自从战争爆发，他的来信就断了，他爸爸和我都为他担着心，可我们不能对别人说这个，特别是不能对我们中国同事说。我们只求他健康、安全。我丈夫曾经在日本学习亚洲历史，会讲日语，不过他很少使用这种语言。除了吴校长，金陵学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家与日本的纠葛，但我知道，只要我忠实于她，她是会替我们保密的。
快到中午时，明妮和大刘坐着一辆凯迪拉克回来了。路上他们先去了美国大使馆，那里的一位留守的中国秘书派了这辆车，送他们去日本大使馆，这样去会显得郑重——秘书说，日本人很注重仪式，所以，作为一所美国大学的负责人，明妮去应该排场一些，好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看来，开辆大型轿车去就是完全必要的。看见那辆深蓝色的轿车徐徐开来，停在了大门外边，我把准备拿给饥饿孩子们分的半桶煮红薯递给另一个工作人员，自己走到门前，看着明妮和大刘走下车来。
明妮给了那个中国司机一块银元，可那人把钱推了回来，说：“我不能要您的钱，魏特林院长。”
“为什么不能？”
“我们都蒙了您的大恩。要不是你们外国人留下来，建立了难民区，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命了，就是没被日本人杀死，很多人也得被饿死。华小姐，千万别再给我钱了。”他叫她“华小姐”是明妮的中国名字“华群”——魏特林的音译。他动了动鸭舌帽，遮住自己含泪的眼睛，低头离去了，一边还挥着手，像是要护住自己扭歪的脸。他把车子开走了，那车篷上插着美国国旗。
他们走进校门，明妮对大刘说：“我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日本官员。”
“我还是对他们恨之入骨。”他嘟囔着。
听上去都不像他了，因为大刘是个好心肠的人，有一次甚至跟我们辩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把儿子伊萨卡祭献给上帝，说至少他大刘本人，是绝不会伤害一个孩子的，更不要说杀害孩子了。我意识到他女儿一定遭到了什么不测，也许被日本兵祸害了。明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仇恨日本人？上帝不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甚至对他们行善吗？”
“那是我做不到的。”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以德报怨’吗？”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报德呢？善良和邪恶必须区别对待。”
明妮没有回答，对他的论点似乎感到惊讶。我反复体会着他的说法，觉得他可能有道理。
后来，明妮给我讲了他们去日本大使馆的经过。她说：“田中副领事答应派一些宪兵来保卫我们学校。他似乎挺有同情心的。”
“除此之外他还怎么样了？”我问。
“他一边听我讲校园里强奸和抓人的情况，一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显然他很生气，说东京方面可能很快会发布命令，制止那些士兵的暴行。他告诉我们，松井将军为了士兵的军纪败坏而训斥了有关军官，不过对此田中并没有谈到任何细节。”
“那是机密情报，嘁！”我鼻子一哼。
“看样子是吧。”
我突发的怒火似乎让明妮糊涂了，但我没有告诉她丽雅的流产，不想再给她报坏消息了。
第二天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学校来了，更详细地讲了松井将军的恼怒。路易斯和田中现在很熟悉了。安全区委员会每日一次，有时候是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的那些暴行。一开始，田中副领事还无法相信，然而一天下午，他亲眼看见一名日本兵朝一个卖布的老人开枪，因为老人不肯让他拿走一个银烟盒。田中向路易斯透露，在一次有二十几位高级军官和三位大使馆人员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上，松井将军落了泪。这位司令官责骂几位将军和校官，说他们毁坏了皇军的名誉。“会遭报应的，可怕的报应，你们懂不懂？”他大喊道，边把拳头往桌上砸，“我发布过命令，南京城里，任何强奸、纵火、屠杀平民都是不能容忍的，可你们却没有控制住你们的士兵。只此一举，一切都完了。”
会议之后，田中在厕所里听见几个军官议论他们的司令官：“这个老守旧！”还说：“他太老了，太蠢了。退了休就不该再回来。”站在小便池前的一个大佐又说：“他当菩萨倒容易。要是不许当兵的这么干，那我们拿什么犒赏他们？”
田中还告诉路易斯，军方处决中国战俘，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养活这么多人，他们也不愿意费那个事看管战俘。如果是为这个理由，那为什么一开始要逮捕他们？为什么枪毙那么多从来没当过兵的人？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年轻男孩子？他们这是要消灭中国潜在的抵抗力量，要把我们吓倒，乖乖地臣服于他们。
十二月二十日早上，日本兵的卑鄙行径仍在继续。路海在校长办公室里找到我和明妮，说有两个日本兵刚刚进了教工楼。教工楼在中心楼北边，相隔只有几步。我和明妮一起跑去。正在上楼梯，就听见一个女声在尖叫。218号房间门前站着一个瘦长的日本兵，抱着胳膊，步枪靠在他身边。叫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明妮把那日本兵一推就冲了进去，我和另外三个比较结实的年长女难民也跟在她后边。一个日本兵在地板上压着一个女孩，正在那里扭动和呻吟，女孩的脑袋扭过来又扭过去，鼻子里流出血来。
“放开她！”明妮冲上去一把拉住他的衣领。他大吃一惊，慢慢地爬起来，喷着难闻的酒气，蜡黄的两颊松垮垮的。那女孩闭着眼睛，开始呻吟喊疼，脖子上一根青筋直跳。
我把那日本兵的皮带用力一扯，这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提起裤子，朝外走去，不过，还没到门口，他又一个转身，朝明妮伸出手去，咧嘴一笑，咕哝着“谢谢，谢谢”，弄得她摸不着头脑，我也奇怪他谢她什么。她喷火的眼睛瞪着他，他却面无愧色，仿佛强奸一个姑娘只是一点小小的失礼。接着他又向我伸出了手，我也没碰他。这时候，他的同伴进屋来，把他连人带枪拖出屋去了，丢下一个银酒壶在地板上。
“另外那个畜生也强奸了她。”一个女人告诉我们。
“给她打盆水来。”明妮说着，她的眉毛在跳。
“你们今天要守着她，不要让她一个人待着。”我说。
几个女人点头答应。我拣起地上的银酒壶，作为一个证据，我们会把它交到日本大使馆去的。
两个女难民帮着那女孩穿上衣服。这时，茹莲走进来，对我们说，“几个日本兵闯进了西北楼。”
“该死的！霍莉在哪儿？”明妮问道。
“她在图书馆楼。那边也闯来几个日本兵。”
西北宿舍楼在教工楼后边，我们赶到那里时，看见两个日本兵坐在饭厅里，正就着一罐炼乳，大吃巧克力饼干，他们是用刺刀开的罐头。厨房的门躺在地上，门上的合页被弄断了。一看到我们，那两个日本兵赶快起身，飞快地跑出门去，一个人手里抱着饼干盒子，另一个拿着炼乳罐。他们的皮带上都串着绳子，是捆人或捆牲口用的。
整个过程谁也没说一句话。这事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日本兵配给不足，面临饥饿了。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从老百姓这里明抢暗偷所有吃的东西，甚至是烤白薯和一把花生米？我们在大街上已经好几次碰上日本兵枪上系着鹅、鸭子、鸡，甚至小猪，有些小猪肚皮裂着，内脏都掏干净了。我希望西方记者们会把那些野蛮行径和到处是平民尸体的街道都拍下照片，这些尸体的脸已经变黑了。滞留在南京的记者有五六个，他们设法把这些暴行的文章发给了《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及美联社。
第二天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位留着又硬又粗的短胡子、身形瘦长的少佐，带着六个人，到难民营来检查。明妮带他们慢慢走遍了几座楼，我知道她在盼着看到几个日本兵，好让当官的亲眼看看日本部队的士兵多么无法无天。我们走过了艺术楼，那里住着八百多难民，然后进了中心楼，这里是霍莉负责的，住了一千多人。我们刚离开中心楼，正要穿过院子，路海一瘸一拐地过来了（这些天里他经常故意瘸得更厉害），说有几个日本兵正在南宿舍楼骚扰妇女。明妮邀请那少佐和我们一起过去，他同意了。我们动身往南楼走，他带着手下跟着我们，两手背在身后。
在宿舍楼的进门处，就听见楼上传来日本兵的叫声和笑声。我们加快脚步，在楼梯的平台上撞见一群人。一看到明妮和我们身后的军官，两个日本兵放开了他们正从楼梯往下拖着的四位妇女，急忙逃出楼去了。一位妇女，两手仍紧紧抓着光滑的栏杆，恳求说：“魏特林院长，救救我们！他们打我们，强迫我们当着孩子们的面脱衣服。上边还有两个，正祸害人呢。”
“这个我们回头再谈。”明妮说着，快步上了二楼，一个男声正在上边叫着。
进了走廊，我们看见一个日本兵，像个哨兵一样站在一间宿舍的门口，一手攥着步枪，枪托戳在地上。那人想拦住我们，但一眼看见那军官和随从，就改了主意。我们从他身边冲过去，进了房间，看见一个年轻妇女赤身裸体，躺在一块绿色雨布上，一边哭叫一边挣扎，一个络腮胡子日本兵，一手狠插在她两腿之间，发出欢快的声音。一把刺刀就立在她脑袋旁边。我们冲过去，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日本兵的整只手都插进了那妇女的阴道，她身下是一汪血水和尿水。明妮喊道：“放开她，你这畜生！你没有母亲和姐妹吗？”
那日本兵吓了一跳，抽出手来，站起了身，嘴唇颤抖着还带着笑意。那女子痛楚地呻吟着，合上眼睛把头转向墙壁，只见她右耳下边有一块胎记。如果不是两三秒钟一次的抽搐，她的身子会让我想起一大片正待切割的肉。少校走进屋来，明妮对他吼道：“看看你的人对她干了些什么！”她指着地板上的女子。巨大的愤怒使我的视线一时间都模糊了。
那军官跨步上前，看了一下她被严重残害的身体。然后他转向那肇事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