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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采取了措施保护公民示威的权利。从7月开始，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始在任何有第31天的月份的最后一天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以此象征宪法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权利的第31条。每一次集会都是刚开始几分钟就被防暴警察冲散，参加集会的抗议者被逮捕。国家杜马还通过了一项法案，进一步加紧对街头抗议的限制，但梅德韦杰夫11月否决了这项法案。反观普京对抗议者的看法则是，“示威者要是待在他们不该在的地方，警察用警棍敲他们的脑袋”是正常的。
2010年6月，国家杜马提出法案，为“打击极端主义”扩大了安全部门的职能。法案允许联邦安全局向它认为“即将”犯罪的人发出警告，他们如果置之不理即可对他们进行威胁、罚款，甚至处以长达15天的拘留。梅德韦杰夫总统听到人权委员会抱怨说这项法案“复辟了极权国家最恶劣的做法”后，把它的规定大大减弱，还强调说：“我要你们知道，这是我亲自下的命令。”
在此期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从未公开唱过反调，但他们各自代理人之间的思想战却打得不亦乐乎。一家自由派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在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不久成立，由总统任董事会主席。该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说总统对他的观点“有些赞成，也有些不同意”，但几年下来，梅德韦杰夫确实是越来越向“现代发展研究所”的观点靠拢。2010年2月，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21世纪的俄罗斯：理想的明天》，里面建议取消普京的多项政治改革。它设想建立西方式的两党制，媒体不受国家干涉，法院独立，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削减安全部门的权力。普京的宣传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立即对此报告予以谴责，宣称：“不可能三天内建成民主，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孩子变成大人。”
到11月，梅德韦杰夫对普京津津乐道的“稳定”亲自发起了攻击，遣词用字酷似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把他自己上台前政府管理的时期称为“停滞”的年代。梅德韦杰夫在一段视频博客里似是谴责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众所周知，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停滞的迹象，稳定有可能会变为停滞。这种停滞对执政党和反对派同样有害。如果反对派完全没有机会赢得公平的选战，它就会堕落，变得可有可无。如果执政党从未输过一次选举，它就会不思进取。最终它也会堕落，像任何静止不动的生物一样。为了这些原因，必须加强政治竞争。”
尽管梅德韦杰夫似乎是鼓励媒体敢于冒险，但克里姆林宫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频道。11月底，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波兹纳在他的每周节目结束时提到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死在监狱里的事，结果他这段话被剪掉了。另一位受人尊敬的电视记者列奥尼德·帕尔菲奥诺夫在一次授奖仪式上尖锐抨击对电视新闻的管制—负责管制的人大多数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他说新闻简报越来越像苏联时期的宣传，不允许对总理或总统表示任何批评、怀疑或嘲讽。“记者……不再是记者，而是唯唯诺诺的官僚。”他这样说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9月，梅德韦杰夫本人还利用他对国家电视台的控制，败坏莫斯科的腐败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名声，然后又撤了他的职。从这件事上可看不出一点梅德韦杰夫有民主倾向的影子。因为普京废除了市长选举，所以无法通过投票赶走卢日科夫，只能用总统令这一招。没有充足的理由又不能这么干，特别是对像卢日科夫这么威权赫赫的市长。他的腐败也同样猖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人都知道莫斯科绝大多数利润最丰厚的建筑合同都给了他妻子的公司，他妻子也因此而成为俄罗斯女首富。可卢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宫根基深厚，他从叶利钦时代起即任莫斯科市长，现在仍然颇受群众拥护。他把莫斯科建成了一个展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重新崛起的流光溢彩的橱窗，并且他有普京的支持。但是梅德韦杰夫想开掉他，让梅德韦杰夫忍无可忍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卢日科夫公开批评总统停建一条高速公路的决定。那条高速公路要经过莫斯科北面的原始森林，因而引起了不少争议。在圣彼得堡和报纸编辑的一次会见中，梅德韦杰夫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俄罗斯俗语说卢日科夫满口胡言，这倒像普京的说话风格。
梅德韦杰夫上紧了旧式宣传机器的发条，命令帕尔菲奥诺夫所谓的记者“官僚”听从主人的吩咐。三大电视台都播出了给卢日科夫抹黑的纪录片，批评卢日科夫“重建”莫斯科建筑遗产的政策，说18世纪的建筑物只是保留了表面，里面全被拆毁；把莫斯科的交通拥挤归咎于他；揭露他妻子神话般的财富；讽刺他在2010年酷暑难当的夏天，当莫斯科笼罩在泥炭起火造成的有毒烟霾之下时，不是帮助莫斯科人渡过难关，却去国外度假或照看他的蜂巢。
9月17日，卢日科夫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的办公厅主任要他“悄悄地走人”，但他没有悄悄走人。他先去奥地利休了一个星期的假，然后在9月27日给梅德韦杰夫写了一封信，指责他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污蔑运动”，想要赶走一位“太独立、太难管”的市长。卢日科夫要求恢复市长选举，还说梅德韦杰夫要把他赶下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市长的位子上，使他自己在将来的总统选举中胜算更大。“你有两个选择，”卢日科夫写道，“如果你有足够理由的话就开除我，要不就公开疏远那些帮了你这个忙（策划抹黑宣传战）的人。”第二天早上，梅德韦杰夫解除了他的职务，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
任命新市长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这说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人选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最后选中了普京的得力助手谢尔盖·索比亚宁。他是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是普京一手提拔起来的。（顺便要说的是，他在首都才住了5年，对这个他即将掌管的城市一无所知。至于莫斯科臭名昭著的交通拥堵，他只是在乘坐政府配发的轿车沿高官专用道飞驰而过的时候透过黑色的车窗玻璃扫过一眼。）如果卢日科夫怀疑得不错，梅德韦杰夫确实想安插他自己亲信的话，那么这场重要的战役他败给了普京。以后他还有更多次失败。
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力图建立自由开明的形象。但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仍然身陷囹圄，这使得梅德韦杰夫的努力效果大打折扣。霍多尔科夫斯基到2011年底服刑期满，但他的敌人（霍多尔科夫斯基特别点名副总理伊戈尔·谢钦）坚决要多关他几年，无论如何也不想让他在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之前获释，于是2009年2月对他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对他提出的新指控完全不合情理。第一次审判已经判他犯了诈骗罪和逃税罪。这次检方想证明他和另一个被告人普拉东·列别捷夫侵吞了尤科斯从1998年到2003年生产的全部石油—可是过去检方说尤科斯出售了那些石油，却没有上缴应缴的税款。如果已经确认石油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出售”了，那么怎么可能又被他“偷窃”了呢？
工业部长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和前经济部长格尔曼·格列夫都出庭作证，对检方的指控提出怀疑。这似乎给辩方打了一剂强心针。格列夫说：“如果发现有侵吞的事情，应该会向我报告。”赫里斯捷恩科则表示，他不知道几百万桶石油消失的事。
不幸，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辩护律师们没有高兴多久。法官本应于12月15日作出判决，但那天一早来到法院的记者们却看到门上贴了一张通知，说宣判推迟到27日，却没有任何解释。也许有一个解释：第二天，也就是16日，总理要出席一年一度的电视连线节目，一定会有人问他有关这场审判的问题。那就尴尬了，普京要想影响判决肯定也太晚了。现在判决推迟，他就可以利用回答民众打电话问问题的机会公然干涉司法进程。当有人问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普京说，“小偷就得进监狱”。这听上去像是向当时正在斟酌各种选择的丹尼尔金法官发出的直接命令。就连梅德韦杰夫总统都不认同这么公开的干涉。他在电视采访中说：“任何官员都没有权力在法院宣判前发表对案子的立场。”这是梅德韦杰夫第一次超越了仅仅发表与普京稍有不同意见的界限，实际上是公开的申斥。
可是这对审判的结果没有丝毫影响。丹尼尔金法官按照强人的意志宣判霍多尔科夫斯基有罪，并判处他14年徒刑，与对他的第一次判决合并执行，时间追溯到他被捕的2003年。他要等到2017年才能重获自由。
2009年和2010年间，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民主和人权讲了很多，偶尔也采取点实际行动，可他总理的反应却越来越怪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普京开始在百忙之中抽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宣传作秀，通过异乎寻常的方式显示他的阳刚活力，以表明尽管他比梅德韦杰夫大13岁，但他更加强健。
2009年8月，普京赤裸着胸膛在西伯利亚冰冷的河水里以蝶泳的姿势畅游。克里姆林宫的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成一片，记录下他钓鱼和骑马的镜头。2010年间，他几乎每个月都有这么一次照相的机会：他给一头北极熊套上追踪的项圈，他骑着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参加摩托车拉力赛，他驾驶飞机向熊熊燃烧的野火洒水救火，他在海上的狂风巨浪中用十字弓向一头鲸发射飞镖，他驾驶着一级方程式赛车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速度飞驰。10月，媒体纷纷猜测他可能为显得年轻采取了非常手段。在基辅的一次露面中，他的脸看上去浮肿淤青，化妆痕迹明显。“没有淤青，”他的发言人说，“他只是飞行和开会太多，非常疲倦而已。另外，光线的角度也可能不对。”但是媒体猜想他可能和他的朋友、永远年轻的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一样，做了面部拉皮手术，或注射了肉毒杆菌。
梅德韦杰夫没有试图和普京比试硬汉的身手—虽然他走路时也开始摆出雄赳赳的姿态，说话时像是在咬牙切齿，这都是跟普京学的。不过总体上他的道具不是赛车和野兽，而是平板电脑和推特。
形象对他们二人都至关重要，他们是在向不同的群体争取人心。到2010年底，离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还剩一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明朗了：两人都想做下任俄罗斯总统，而决定谁上的人是普京。说到底，他们共驾的双人自行车是前轮大后轮小的那一种。
2011年大选
从某种意义上说，梅德韦杰夫在他整个总统任期期间都在为下一次选举进行小火慢工的竞选。然而随着最后一年的开始，总统的克里姆林宫和总理的“白宫”再一次陷入瘫痪—和上次大选之前的情况一样。一致的口径是他们二人将“共同决定”谁将成为2010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会在时机成熟后宣布。两个阵营的官员们猜不准最后结局如何，纷纷开始私下活动。在最高层，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发言人惜字如金，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对会造成天平的倾斜。在较低层次，官僚们随时准备一俟形势明朗就另选靠山。每个级别的官员都害怕因说错话影响前程。
米哈伊尔·德沃尔科维奇（总统的经济顾问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的弟弟）在博客中写道：“部长们不知道真正的老板是谁，茫然失措，努力执行着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指示。这两人其中一个会在2012年成为总统，在他们中间作选择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一着棋错，一年后就会成为‘政治上的死人’。”
2月底，佩斯科夫告诉我几个月后世界会陷入“歇斯底里”。我以为他指的是普京将宣布参选总统。但没有任何动静，仍然是一片人心浮动，惶惶不安。
两位“候选人”虽未公开宣布，但已经开始了选战，第一枪是关于索契冬奥会吉祥物的闹剧式的争论。普京要昭显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影响国家的任何决定。正如他发话“小偷就得进监狱”，使审理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的法官大伤脑筋一样，这次—在就冬奥会吉祥物举行全国电视投票的几小时前，他似乎不经意地表示雪豹做冬奥会的吉祥物就挺合适。雪豹果然中选了。梅德韦杰夫可是很不高兴。两天后，在谈到新的电子身份证的设计方案应放到网上让大家讨论这件完全无关的事情时，他尖刻地说：“我希望能比对奥运会吉祥物的讨论更公平一些。”
更为对立的交锋还在后面。3月，在世界对卡扎菲镇压利比亚反对派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上，两位“候选人”的分歧公开化了。俄罗斯就授权对卡扎菲的部队进行空袭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这个立场是一个妥协—梅德韦杰夫想支持西方的立场，但外交部不同意。普京则愤怒不已并公开开炮。在参观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一家弹道导弹工厂时，他把联合国决议比做“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号召”。他说他对于“在国际事务中如此轻易决定使用武力”感到担忧。他把这看做美国政策中这种倾向的延续：“克林顿时期他们轰炸了贝尔格莱德，布什派兵进入阿富汗，然后又使用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现在轮到利比亚了，借口是保护和平的人民，但空袭炸死的正是平民。逻辑何在，良知何在？”
普京此言是直接批评梅德韦杰夫允许西方进行空袭的决定，梅德韦杰夫得知以后大为光火。外交政策是他的地盘，不归总理管。不到两小时后，他就召集了一群俄罗斯记者到他的别墅，在花园里对总理的话作了严厉的长篇反驳。他紧张地吞咽着口水，抽动着肩膀，说普京的评论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提到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字眼可能导致文明的冲突。他还说，“我们不要忘记是什么促使安理会通过决议的。这些决议是对利比亚当局行为的反应，所以我们才作了这样的决定。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平衡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们赞成了第一项安理会决议，对第二项投了弃权票。我们是有意这样决定的，目的是防止暴力的升级……如果现在又纠缠于这件事，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做什么，那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我们清醒地作出的决定。这是我给外交部的指示，他们执行了我的指示。”
这是梅德韦杰夫总统第二次（第一次是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杀普京总理的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约一周后，梅德韦杰夫的新闻秘书季玛科娃紧急电告所有电视台不准播放普京带着梅德韦杰夫驾驶新款试验车的镜头也就不奇怪了。选战至此已全面开打，不能再有普京在驾驶座上的镜头。
这是一场荒诞而不真实的选战。唯一真需要说服的人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本人—是他们拍板他俩之间谁当选。（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唯一的选举是普京脑袋里的选举。）但梅德韦杰夫决定向人民喊话，可能他希望获得媒体的支持，使普京迫于压力允许他留任总统。3月3日，他利用纪念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废除农奴制150周年的讲话提出他的思想理论，说“自由是不能推迟的”。普京自是不肯让他独出风头，几个月后找出了历史上可与自己相比拟的人物—不是“解放者沙皇”，而是俄国最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首相，既是改革家又是镇压者的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推行了开明的土地改革但杀人如麻，大批反对他的人被处决，人们甚至因此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普京使用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的词语赞美斯托雷平，还呼吁在政府“白宫”前为斯托雷平立纪念碑。
梅德韦杰夫呼吁自由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他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的一篇讲话中列举出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做的10件大事。他要求兼任国有公司领导的政府部长放弃公司的职务，引起一片哗然。此事涉及的人中包括普京最紧密的盟友、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伊戈尔·谢钦。梅德韦杰夫（他自己就曾在任副总理时兼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说不能再让“为产业制定规章制度的政府领导同时担任互相竞争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生意人报》把这个用独立董事取代国家官员的建议称为革命性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实质上是要求废除国家资本主义。”
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说政府（也就是普京）“难以同意这项举措”。＇2＇专门研究精英阶层构成的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什塔诺夫斯卡娅却说，自从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之后，强人在国家机构中的势力日益减弱，而这个步骤只是大趋势的一部分。在强人势力的鼎盛时期，安全部门和军方的官员占政府精英的47％，而到了2007年夏天，这个数字降到2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京把重要职务的任命权让给了新总统。克里什塔诺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