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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刺客信条：大革命
作者：（英）奥利弗·波登著 朱佳文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8月
ISBN：9787513318419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科幻
图书》小说》外国小说》英国
内容简介
我遭受了挫败、欺骗和背叛。
他们谋害了我的父亲，
我会不惜代价为他复仇！
1789年，宏伟壮丽的巴黎城迎来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人民奋起抗击压迫他们的贵族阶级。鲜红的血液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流淌，但正义的革命总是伴随着高昂的代价……
在这个贫富阶层间的不和达到*，整个法国都陷入动乱和分裂的时代，亚诺和伊莉斯正在努力为他们失去的一切复仇。
很快，他们就被卷入了刺客兄弟会与圣殿骑士团之间历史悠久的争斗――在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他们无法想象的可怕危险。
基于育碧娱乐软件公司的畅销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改编
作者简介
奥利弗·波登，科幻奇幻小说作家，曾创作过多部畅销作品，被《泰晤士报》盛赞为“高阶奇幻的先行者”。著名游戏公司“育碧”旗下的刺客信条游戏系列小说由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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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阿尔诺·多里安的日记
1794年，9月12日
我的书桌上放着她的日记，摊开到第一页。我才读到这里，潮水般涌现的情绪便夺走了我的呼吸，眼前的文字也变得支离破碎。泪水自我的脸颊流下，关于她的记忆在眼前重现：那个在大凡尔赛宫里和我玩捉迷藏的淘气女孩，还有那位与我相知相爱的女子；她披散在肩头的红色卷发，以及乌黑睫毛下的热情的双眸。她既是优秀的舞者，也是杰出的剑客。对她来说，在宫廷里翩翩起舞——以及面对房间里每个男人的火辣视线——就和搏斗一样轻松惬意。
但在那双眸子后面，藏着许多我将会发现的秘密。我再次拿起她的日记，把我的手掌和指尖按在纸页上，抚摸那些词句，感受着她埋藏在这一页里的那部分灵魂。
我开始阅读。
摘自埃莉斯·德·拉·塞尔的日记
1778年4月9日
我的名字是埃莉斯·德·拉·塞尔。我今年十岁。我父亲是弗朗索瓦，我母亲是朱莉，我们住在凡尔赛：闪闪发光、美丽绝伦的凡尔赛，整齐的房子和庄园笼罩在庞大宫殿的阴影里，还有种着椴树的林荫大道，熠熠生辉的湖泊和喷泉，一切都精致至极。
我们是贵族。幸运的那种贵族——也就是特权阶级。证据在于，我们只需要走十五英里的路就能进巴黎城。挂在路边的油灯为那条路照明：在凡尔赛，我们用的是这种路灯，但巴黎那些穷人用的是牛油蜡烛灯，牛油燃烧所产生的烟雾飘浮在城市上空，就像一块裹尸布，不光弄脏皮肤，还让人难以呼吸。巴黎的穷人们穿着破衣烂衫，身体的负担或是精神上的痛苦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穿行于巴黎的街巷，终日不见阳光。街边是露天的阴沟，烂泥和污水自由地流淌着，泼洒在轿夫的腿上，而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色。
之后，我们乘着镀金的马车回到凡尔赛，路过田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包裹在雾气里，仿佛幽灵般的人影。那些赤脚的农夫负责照料贵族的田地，一旦粮食歉收，他们就得挨饿，完全是地主们的奴隶。在家里的时候，我听父母们说过，为了让地主睡个好觉，那些农夫被迫整夜挥舞树枝驱赶青蛙，有时还得靠吃野草活下去。与此同时，贵族们过着富足的生活，不用缴税，不用服兵役，更不用去做有失尊严的免费劳役。
我的父母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徜徉于宫殿的走廊、宴会厅和前厅之间，想象着挥霍她的服饰津贴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路易十六舒舒服服地坐在位于国会的御用席位里，通过一条又一条损害穷人利益，让他们忍饥挨饿好让贵族更加富足的法律。他们神情阴沉地说，这样的行为很可能会挑起革命。
我父亲有几位“同事”。那些是他的顾问，克雷蒂安·拉弗雷尼埃先生，夏尔·加布里埃尔·西维尔先生，以及莱维斯克夫人。我叫他们“乌鸦”，因为他们穿着黑色的长外套，头戴黑色毡帽，眼睛里也从来没有笑意。
“我们还没有吸取乡巴佬起义的教训吗？”母亲说。
当然了，母亲跟我讲过乡巴佬起义的事。那是两个世纪前的农民革命。
“看起来的确没有，朱莉。”父亲答道。
有句话是形容你突然明白某件事的那一刻的。那就是“恍然大悟”的时刻。
作为小孩子，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学的为什么是历史，而不是礼节、规矩和姿势；我从没问过母亲为何会在晚餐后去找父亲和乌鸦们，还用同样响亮的嗓门与他们争论；我从没想过她为什么不是侧身骑马，也从来都不用马夫帮她牵马；我也从没质疑过，她为什么对流行话题和宫廷八卦毫无兴趣。我从没想过问我母亲，她为什么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直到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当然了，她很漂亮，而且总是衣着考究，尽管她从来都懒得研究宫廷贵妇的服饰。谈到那些女人的时候，她会抿起嘴唇，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按照她的说法，她们痴迷的是外表和地位，还有别的一些东西。
“她们根本没有思考半点能力。埃莉斯，答应我，不要变成她们那样的人。”
我想知道要怎样才能避免变成那样，所以我躲在有利的位置——也就是我母亲的裙边——去打量那些令人厌恶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群涂了太多脂粉、喜欢闲言碎语的人，她们装作对丈夫忠贞不二，目光却越过扇子的边缘扫视房间，寻找不容易引起怀疑的候选情人。我躲在不起眼的裙边，等到轻蔑的笑声停止，嘲弄的眼神褪去，我就会瞥见那些脂粉面具后面的真相。我会看透她们的内心，看到她们的担忧——担忧自己失宠。担忧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
母亲和她们不同。比方说，她从不在意流言蜚语。我从没见过她用扇子，而且她恨脂粉，也从不用炭笔点美人痣或者涂护肤膏。她对流行的妥协仅限于鞋子。除此之外，她只会为了一个理由整理仪容：遵守礼节。
而且她对我父亲死心塌地。她总是陪着他——只不过是在他身旁，而不是身后——支持着他，对他的忠诚毫不动摇，在外人面前永远为他说话，即使在私下争论的时候，她也会温和地安抚他。
我上次听到她和父亲争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说她今晚可能会死。
1778年4月10日
她那晚没有死。
我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错以为是我在安慰她，直到她转过头来，用浑浊却能看透心灵的双眼凝视着我，我才明白，原来恰恰相反。
昨天晚上，我好几次看向窗外，看到阿尔诺在下方的院子里，对仅有咫尺之遥的悲伤毫无察觉。这让我非常羡慕。他当然知道她生病了，但肺痨并不罕见，每天都有人因此而死，即使在凡尔赛也一样。而且他不是德·拉·塞尔家族的人。他目前在我们家族接受监护，但他对我们最隐秘、最深邃的秘密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对别的那些事也几乎一无所知。对阿尔诺来说，我的母亲只是个在庄园楼上被人照料着的模糊角色：对他来说，她只是个病人而已。
所以，父亲和我只能用眼神交流彼此的担忧。面对外人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举止如常，母亲卧病两年的事实也缓解了悲痛本身。我们的悲伤只是向阿尔诺隐瞒的另一个秘密而已。
我们离恍然大悟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我想到了最初的事件，想到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思考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那些事的时刻。在我看来，它就像一块路牌，指引着我的命运之路。
那件事发生在女修道院里。我第一次去女修道院的时候只有五岁，关于它的记忆远远算不上完整。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成排的床铺，外加一段清晰却有些不连贯的记忆：我透过结着霜花的窗户向外张望。除此之外，我还有印象的就是女院长了。
女院长弯腰驼背，始终是一副臭脸，而且出了名地残忍。她穿行在女修道院的走廊时，总是用双手托着手杖，仿佛要给宴会上菜。回到办公室以后，她会把手杖放在书桌上。那时候我们常说“轮到你了”。有一阵子，我是她办公室的常客，因为她痛恨我的乐观，对我喜欢笑这件事颇有怨言，总是把我快活的笑容称作“假笑”。她说那根手杖会让我笑不出来。
女院长没说错。我的确不笑了。暂时。
接着有一天，母亲和父亲出于我不清楚的理由来拜访女院长，而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了办公室。我发现我的父母转过椅子，欢迎我的到来，而女院长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脸上挂着平时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看起来随时都会开始历数我的众多缺点。
如果来看我的只有母亲，我还不会表现得这么正式。我会跑到她身边，躲到她的裙摆后面，希望能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但他们两个都来了，而父亲对我来说就像国王。我们遵守的礼仪模式都是由他制定的——当初坚持要我来女修道院的人也是他。于是我走上前去，行了个屈膝礼，然后静静等待。
我母亲抓起了我的手。我不清楚她是怎么看到的，因为我把手收在身侧，但不知为何，她仍旧瞥见了手杖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这是什么？”她抬起我的手，质问女院长。
在我的记忆里，女院长从来都镇定自若，但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她脸色发白。眨眼的工夫，我母亲就从女院长眼中那位彬彬有礼、举止得体的宾客，变成了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我们都感受到了。女院长的感受尤其强烈。
她连说话都开始结巴了。“我说过的，埃莉斯是个任性又淘气的孩子。”
“所以你就用手杖打她了？”我的母亲质问道，她的怒气正在增长。
女院长硬着头皮答道：“不然你觉得我还能怎么维持秩序？”
母亲抄起那根手杖。“我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方法。你以为它会让你强大吗？”她用手杖用力敲了敲桌子。女院长吃了一惊，她吞了口口水，目光转向我父亲，后者却带着令人费解的古怪表情看着她们俩，就好像这些事完全和他无关似的。“噢，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母亲补充道，“它只会让你更弱小。”
她站起身，怒视着女院长，然后第二次用手杖敲了敲桌子，让女院长又吓了一跳。接着母亲拉起我的手：“跟我们走，埃莉斯。”
我们离开了女修道院。从那以后，教我学习的人就换成了家庭教师。
我们冲出女修道院，坐进马车，一路无言地回了家。但看到生着闷气的母亲和父亲，我想到了一件事：贵妇人是不会做出母亲刚才那种举动的。至少普通的贵妇人不会。
另一条线索出现在大约一年以后。那是在某个千金小姐位于附近庄园举办的生日聚会上。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都在和玩偶玩耍，让它们“喝下午茶”，只不过那儿既没有真的茶，也没有真的糕点，只是几个小女孩假装给玩偶喂茶和糕点。即使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么做也蠢透了。
男孩们在不远处玩着玩具兵，于是我走过去想一起玩，对他们的震惊和沉默毫无察觉。
我的保姆露丝把我拉到旁边。“埃莉斯，你还是跟玩偶玩吧。”她的语气坚决却紧张，胆怯地看向投来不满目光的其他保姆。我听话地坐了下来，装作对不存在的茶和糕点感兴趣的样子，等这段尴尬的插曲过去以后，草坪恢复了常态：男孩们摆弄着玩具兵，女孩们陪着玩偶，保姆们照看着我们，而在不远处，一群贵妇人坐在铸铁长椅上，聊着天。
我看着那些正在闲聊的贵妇人，用母亲的目光去打量他们。我看到了自己变成那种成日闲聊的贵妇人的可能性，而我突然非常肯定，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不想变成那样的母亲，我想和我的母亲一样，找个借口远离那些长舌妇，独自站在远处的水边，显得鹤立鸡群。
我收到过一张韦瑟罗尔先生的纸条。他用他的母语——也就是英语——写道，他希望见母亲一面，要求我在午夜时和他在藏书室碰面，然后护送他去她的房间。而且他希望我别告诉父亲。
这下我又多了个秘密。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在巴黎见过的那些穷苦百姓，因为那些沉重的秘密几乎压弯了我的腰。
虽然我只有十岁大。
1778年4月11日
午夜时分，我穿上睡袍，拿起一根蜡烛，悄悄走下楼梯，来到藏书室，在那里等待韦瑟罗尔先生。
他早就溜进了庄园，脚步悄无声息，甚至连狗儿都没有惊动。他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差点没听见门的开合声。他轻巧地几步跨过房间，扯掉头上的假发——他痛恨那东西——然后攥住我的双肩。
“他们说她的病情很不乐观。”听他的语气，似乎希望这只是谣言。
“是的。”我说着，垂下了目光。
他闭上了眼睛。虽然他算不上老——大概四十五六发，比母亲和父亲稍大一点儿——可岁月却在他脸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韦瑟罗尔先生和我曾经很亲密。”母亲曾经告诉过我。说这话的时候，她露出了微笑。我甚至觉得她的脸红了。
我初次和韦瑟罗尔先生相遇，是在一个寒冷的二月日子。那年冬天是我经历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寒冬。在巴黎，塞纳河泛滥结冻，贫苦的人们在街头奄奄一息，但凡尔赛的情况截然不同。等我们醒来时，下人们已经在壁炉里生好了火，我们吃完热腾腾的早餐，然后裹上厚厚的皮衣，穿上暖手筒，在宅地上悠闲地散步。
那天阳光明媚，但丝毫没能缓解刺骨的寒意。厚厚的积雪上结了一层坚硬的冰，我们的爱尔兰猎狼犬“挠挠”走在上面，爪子甚至都不会陷下去。它试探着走了几步，然后放下心来，快活地吠叫一声，冲向前去。母亲和我慢慢朝着南部草坪边缘的树林走去。
我拉着她的手，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在远处，我们家的庄园在阳光和积雪的反光中熠熠生辉，闪烁的窗璃仿佛眨着眼睛。等我们走到阳光下，钻进树林里的时候，庄园变得模糊不清，仿佛笼罩在铅笔描绘的阴影里。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走得比平时要远，已经脱离了庄园的庇护。
“如果你看到有位绅士站在树荫下，不用害怕。”母亲说着，朝我略微弯下腰。她的声音很轻，我不由得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些，而她大笑起来。“我们来这儿可不是巧合。”
我当时只有六岁，对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和男人见面可能代表的意义一无所知。在我看来，我母亲只是见了个男人而已，就像她和我们的园丁伊曼纽尔聊天，或者跟让——他是我们的马车夫——一起出门那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寒霜的笼罩下，整个世界都仿佛静止了。树林里比积雪覆盖的草坪更加安静，我们沿着小径步入树林深处，感受着周围的静谧。
“韦瑟罗尔先生喜欢玩游戏。”我母亲说。她压低了声音，以免打破这片宁静。“他也许想吓我们一跳，所以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审视并观察周围的环境。你看到脚印了吗？”
我们周围的积雪保持着原样。“没有，妈妈。”
“很好。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出可能的范围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藏在哪里呢？”
“树后面？”
“很好，很好——那这儿呢？”她指了指头顶，我伸长脖子，看着头顶的林冠，寒霜在破碎的阳光中闪烁着。
“永远留意周围的一切，”母亲微笑着说，“用你的眼睛去看，如果可能的话，永远不要低头。别让其他人注意到你的目光所向。在这一生里，你会遇到许多对手，而那些对手会尝试理解你的意图。只要让他们没法猜透，情势就会对你有利。”
“妈妈，我们的访客会爬到树上吗？”我问她。
她吃吃地笑了起来。“不会。事实上，我已经看到他了。埃莉斯，你看到他了吗？”
我们停下了脚步。我看着前方的那些树。“没有，妈妈。”
“现身吧，弗雷迪。”妈妈大声说。果然，在我们前方几码远处，有个灰胡子男人从树后走了出来，摘下头上的三角帽，夸张地鞠了一躬。
凡尔赛的男人都是一个样子。他们看不起所有打扮跟他们不同的人。他们的脸上挂着“凡尔赛式笑容”——那是我的叫法——那种表情介于困惑与厌烦之间，仿佛随时都会说出一句诙谐妙语——而这一点似乎是宫廷里的所有男人最看重的事。
但我面前这个男人却不太一样：光是他那副大胡子就足以证明。虽然他也在笑，但那并非凡尔赛式笑容。恰恰相反，那笑容温柔却又认真，代表他是那种开口前会三思，而且说到做到的人。
“我看到你的影子了，弗雷迪。”母亲笑着说。他走上前来，吻了她伸出的手，又吻了我的手，接着再次鞠躬。
“影子？”他说着，嗓音温和却略显粗野，语调就像水手或是士兵。“噢，见鬼，看来我的身手不比从前了。”
“那可太糟了，弗雷迪，”母亲大笑起来，“埃莉斯，这位是韦瑟罗尔先生，一位英国人。他是我的同事。弗雷迪，她就是埃莉斯。”
同事？就像乌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