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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逻辑学体系的同、异比较，说明墨子逻辑学作为一个逻辑体系不仅是对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同时，具有独创理论见解的墨子逻辑学是可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可与之并列为形式逻辑的世界三大源流。
二、墨子逻辑学体系的结构
晋朝鲁胜在其《墨辩注叙》中首先指出：“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 鲁胜这个论断说明，他认为墨子的辩学已有自己的体系，并以经、说相连，说明了墨子辩学的结构。在清末墨学第二次复兴时，孙治让对《墨子》一书“研校十年，略识旨要”，写下了力作《墨子閒诂》。他在了解西方的形式逻辑，印度的因明学之后，感到墨子的辩学可与它们相通，认为墨子的辩学有其体系结构。“尝谓《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德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以后的治墨学者对墨子辩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墨子逻辑已成体系，有其结构。但墨子的逻辑学体系结构具体如何，仍是见仁见智。一种看法，是用形式逻辑和印明学的框架来解释墨子逻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墨子逻辑学有其特有的结构体系。既然墨子的辩学已经自觉地将思维形式、方法、规律作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那么，墨子关于思维形式、方法规律的认识成果应当是和西方的形式逻辑、印度的因明学相通的，因为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是有其普遍性的。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诸如文化环境、语言形式、现实需要的影响，墨子逻辑学有其本身的特点。例如，强调思维的某一种形式，推理论证有其自己的格式，对思维规律和悻论等逻辑形式有自己的认识和表述方式。所以，在论述墨子逻辑学的结构时，必须顾及到这两个方面。
（一）墨子逻辑的名、辞、说
墨子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用名、辞、说三种思维形式来揭示论辩过程的思维程序。在论辩中，概念是最基本的，它反映了论证对象的特征，概念是用词项来表达的。概念的产生和存在，必须依附于词语。判断是断定事物情况的思维形式，它是由语句来表达的，判断的形成与存在要依附于语句。每一语句是由表达概念的词项所构成的。推理是关于判断前后关系的一种思维形式，它是由按一定文法关系联结的语句集合表达的。墨子用名来表示概念或表达概念的词项，用辞来表示判断，用说来表示推理。墨子已认识到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
墨子提出的名有两重含义。名既是反映事物对象的概念，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单位，又是表达概念的词项，是思维内容的表述形式。墨子说：“以名举实”，“举，拟实也。” “告以之名，举彼实也。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诸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也谓，言由名致也。” “言，出举也。” “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 墨子首先肯定了概念——名是用来反映客观事实的，是用语言形式来摹拟，抽象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客观事实也只有借助于概念，其本质才能被揭示出来，为人们所正确认识。概念必须和事实相符，达到“名实耦”，否则，这种概念——名就没有举实，而是“不可以知异”的“狂举”，就是失实的“或名”，“或，过名也，说在实。” 其次，墨子认为，概念是用词语形式表述，是可以用声音来表达的，一种有组织的语言。词语作为一种表征形式，就可以通过文字或交谈的途径，成为思想交流的基本单位。墨子还强调了名和实不同的对应关系。例如，异名同实，“二名一实，重同也”。 狗和犬是异名反映同一实，所以，知狗就是知犬，杀狗就是杀犬。也会有同名异实，一个词语反映了不同的实，“为丽不必丽，为暴不必暴，……为非以人，是不为非。若为夫勇，不为夫勇。” 附丽的不等于美丽，做恶的不一定暴露，被人强迫和自觉做坏事有区别，有人当战士勇敢，当丈夫却未必。所以，丽、暴、为非，夫都是同一个词语反映了不同的实。墨子告诫，在思想交流中必须注意异名同实，同实异名的情况。词语与概念对应的多样性，说明不能用词语来混淆概念的本质或差异。名作为词语形式，大家都认同了。名作为概念内容，必须反映事物、对象的本质规定，使人们的思想和交流有真实的内容。例如画虎，画家把主观意识中虎的形象表现在画面上。画面上的虎既表现了真实虎的内容，又作为一种虎的艺术形式为大家所接受。
墨子逻辑对概念——名的研究以“取实予名”为基本出发点，从内涵定义，外延定义分析了概念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例如，“梦，卧而以为然也”， 就是从其内涵本质的规定上，反映了认识对象的存在状态。“久，弥异时也。”就是从其外延范围的规定上，说明了认识对象的存在界限。攻和诛其内涵规定不同，但有联系。马和白马其内涵规定有联系，但存在差异。下面举例子以进一步的说明：概念的内涵定义以揭示事物对象的本质特征为主要内容，以举实来正名。“中，同长也。” “中。心自是往相若也。” 墨子提出的“中”名，用几何学的观点看，就是对称中心的概念，它反映了对称几何体中的某一点到各相应边界的长度相等这一几何特征。如果某一点符合这一条件，那么它就是对称中心。圆是一种对称的几何体，圆心到圆周的长度（即半径）处处相等，圆心就是对称中心，即墨子所说的“中”名，“圆，一中同长也。” 墨子确定的中名、圆名，都是从本质上反映了客观存在的几何体的实际状况。它们形成于对这些几何体几何特征反复观测的实践中，是以这些几何体确实存在的这些几何特征为基础的，即中名、圆名来之于中实、圆实。墨子提出的中名、圆名也从本质特点上反映了中实、圆实的几何含义。
墨子不仅强调了内涵定义对正名、举实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很重视从外延的角度对概念进行划分，使概念表征得更为明显，这对正名、举实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名：达、类、私。” “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达名指一切事物，外延最大，类名是指具有某种属性的这种事物，外延比达名小。私名是指个别存在的单独事物，外延比类名小。又如“知：闻、说、亲、名实、合、为。“ ”传授之，闻也；方不，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 墨子根据知识的来源，即从知识的外延将概念——知名作了划分。由间接从他人得来的知识称为闻知；由按逻辑推理得来的知识称为说知；由亲自用自己的各种感官得来的知识称为亲知；由只从名谓称呼得来的知识称为名知；由从具体事物得来的知识称为实知；由从名称和事实相耦合得来的知识称为合知；由从实践得来的知识称为为知。
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有机的相互联系，因而作为以实为基础，反映实的各种名也就作为逻辑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纽结，彼此间产生了有机的联系。从单个孤立的概念到相互联系的概念。墨子关于“撄”、“仳”、“次”这3 个概念的形成就是一个例子。
“撄，相得也。” “撄。尺与尺不俱尽，端与端俱尽，尺与端或尽或不尽，坚白之撄相尽，体撄不相尽。” ……“仳，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 ……“次，无间而不相撄也。” ……这3 条经文都是按顺序排列的。墨子先对几何学（线与线，点与点，线与点，体与体）、物理学（物体的各种物质属性）中各种撄的现象（有的相交，有的重合，有的同属一个物体中的不同物理性质）的分析比较，对撄这个概念作了一个本质的规定：“撄，相得也。”相得就是相交，相遇的意思，从几何学的角度看，就是几何图形的相互重叠。各种经验材料中关于撄的感性认识都结晶到关于撄的科学概念的规定中去。墨子这个撄名是取之于几何现象、物理现象中的撄之实，而不是先杜撰撄名之内涵，然后去正客观之实。
“仳”，墨子指的是比较之比。在几何学中可用相交重叠的方法来比较几何形体的长度、大小，即用有以相撄的方法来仙。这种比较的结果就相当直观。也可用不相交重叠的方法，例如用计算长度、面积、体积的方法来比较几何形体的长度、大小，即可用有不相撄的方法来解决。用相撄不相撄的办法来比较，必须是有限物体才有意义。如果是无限物体，则无论是相撄还是不相撄都无法进行比较。
“次”表示几何物体的位置关系，即几个几何体相接于点或一条线，但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但也没有任何空隙，即无间“次无厚而后可”。无厚就是没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厚表示有体积的几何体。这是用“次”名来反映几何图形不相撄而又无间的客观事实。
墨子用撄、仳、次3 个名来表示3 种几何关系。撄、仳、次这3 个概念都和撄这种几何关系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撄、仳、次这3 个名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
概念的相互联系还包括概念的属种关系。墨子认为，属概念是兼含有种概念的，具有种概念的共同性。例如，“牛马之非牛，与可未可，说在兼。” “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牛是一个种概念，马是一个种概念，牛马作为一个属概念包含了牛和马两种种概念的共同性。所以，牛是牛，马是马，而牛马既不是牛，也不是马的认识就不难理解了。
墨子关于概念的内涵定义也有个逐步深入的认识。例如，在《墨子。经上》篇，墨子定义力为“形之所以奋也。”墨子是将力理解为能使物体运动的一种原因。《墨子。经说上》篇的有关条文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解释：“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物体自由落下，是由于物体自重的原因。当然，墨子还没有认识重力问题，只是认为物体自由下落和物体本身的重量有关。
在《墨子。经下》篇中，墨子对力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规定，“负而不挠，说在胜”，“挈与收反，说在薄”，“推之必往”。墨子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形式和相互关系，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力的本质属性。
古汉语中，辞的字义有判断的意思，《说文》云：“辞，讼也。从辛，犹理辜也。”《周易。系辞上》说：“辩吉凶者存乎辞”，“系辞焉从断其吉凶”。辞在墨子看来是一种表征对事物实在状况的一种断定。辞从内容上看是一个命题、判断，它所表达的是“意”，它是由概念构成的；从形式上看，辞是一个语句，它是由词语构成的。“以辞抒意”， “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意是对事物实在状况的判断，是思维活动，心之察、辩的结果。
一方面它可以从辞的语句形式领会它所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人所领会后，用言语交谈将其表达出来。这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求信，即语言形式必须和意的内容相合，“信，言合于意也。” “信。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 言合于意，意合于实就是信，就是当。对逻辑判断来说，言合于意的信更为要紧。有时言不合于意，但碰巧与实事相符。例如，甲骗乙说，城内有金子，你去找。乙相信，真地在城里找到了金子。事实上，甲并不真知道城内有金。这就是其言虽当而不信的情况。
辞的形式结构，墨子是从辞的语句——“谓”加以分析的。“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 “合。与一，或否。说在复、拒。” 所谓是判断的主词，是反映客观事实的概念；所以谓是判断的宾词，是反映判断对象性质的抽象之名。主词与宾词组合构成一个判断。在这种主、宾结合的判断中，宾词说明的事物与主词说明的事物外延相重合（“复”），即主词和宾词同一（“与一”），这种判断就是肯定判断。如果宾词说明的事物与主词说明的事物外延不一致（“拒”）即主词和宾词不同（“否”），这种判断就是否定判断。墨子逻辑关于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的认识反映了墨子对事物同、异的认识。在墨子的逻辑学中S 是P 式的肯定判断为多数，这符合逻辑学上为了使概念明确，概念的定义应该用肯定判断形式的要求。这在《墨子。经上》篇的众多定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判断作为推理的前提和结果，其肯定形式使推理的过程更为明确和简洁。
S 不是P 的否定判断，墨子使用的较少。墨子将同和异是作为一对概念出现的，“同。重、体、合、类。”“异。二、不体、不合、不类。” 对同作了肯定的判断，异是作为同的否定形式而出现的否定判断。在思维的逻辑中，用否定判断的形式表现的对异的认识是和对同的肯定判断相关联的。
墨子逻辑学没有对判断的种类作系统的形式分类，而是在具体的论辩和论战中，有的放矢地应用了各种判断形式，说明墨子对判断种类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尽，莫不然也。” “尽。俱止，不动。” “盈，莫不有也。” 墨子用“尽”、“俱”、“莫不”等来表示全称判断。判断的主词周延，就是所有S 都是P ，或所有S 都不是P 的表达形式。墨子说：“越国之宝尽在此”，“白马，马也。”“盗人，人也” 都是全称判断形式在论战中的具体应用。相应于用“尽”、“俱”、“莫不”等来表示全称判断，墨子是用“或”、“不必”，“弗必”来表示特称判断，“或也者，不尽也。” “无说而惧，说在弗必” ，“子在军不必其生，闻战亦不必其死”。特称判断表示有的S 是P ，或有的S不是P ，说明事物存在可能性状况。特称判断的适当与否，墨子用“宜”来衡量，“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金、木、水、火、土的相克关系要看具体条件。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土胜水，这种必然判断事实上不存在。火能熔化金属，是因为火多，如果火不多，则不能胜金。
墨子对全称判断和特称判断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认为特称否定判断和主词相同的全称肯定判断之间的关系是一真一假的。墨子提出了“止”的判别方法。
“止，因以别道。” “止。举彼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止，类以行之，说在同。” “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 “止”就是用特称否定形式来否定全称肯定命题的一种判别方法，“因以别道”。这种判别方法首先要求“不然者”和“其然也”是同一内容，是根据“类以行之”的原则，即所举特例和被否定的全称命题是属同类事物。
“止”的判别方法是一种通过实践发现的单个事实实例来否定关于这类事实命题的方法，表明了经验事实和理论认识矛盾的一种形式，强调了实践检验理论的重要性，有利于在实践中深化理论思维。“止”的判别方法也具有逻辑上的优越性，以适当的单称命题指出全称命题的错误，具有思维的趋简性。例如，只要举出一个天鹅是黑的，就可否定“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全称命题。
必然判断是断定事物状况必然如此的一种判断。墨子说：“必，不已也。”“非彼必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