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盖浊嵋撞怀雒拧Ｋ诩依镏皇腔玻鸬氖裁匆膊桓伞Ｒ痪投⒆糯把厣系挠晁础 独肓寺砝樱独肓硕放＃独肓伺笥眩晃匏小！�
玛丽亚则是个天性猜疑的女人，受了这样的苦楚，更加多疑起来。她教唆儿子：”不要跟任何人说任何事。“小毕加索就这样受了她的影响。不过毕加索还是能从玩乐和指挥中找到乐子。他教给班上的同学在学校操场上组织斗牛比赛。一个小孩扮公牛，另一个小孩扮斗牛士，也不知是谁的外套拿来当那块红布。不玩斗牛的时候，毕加索就带领他那群死党骚扰街上的流浪猫，用玩具枪打它们。后来毕加索回忆起这段生活：”那时我们是达玛大街上的杀手党，我们扫荡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猫飞狗跳。我妈只好每天盯梢，看我在街上做什么。不过她也只看得到我们学校操场那一片，而且也只有踩在浴室马桶上踮着脚才望得见。“
他在学校滋事不断，在课本的边边角角上到处乱写乱画，画各种动物和人。在他语文课本的末一页上，他画了两只正在交配的驴，旁边还题了一首打油诗：
无需问候，
母驴翘尾。
无需惜别，
公驴再会。
家常便饭的挨罚也成了件快活的事。”我是个坏学生，他们就关我禁闭。禁闭室有粉刷一新的白墙和条凳。我倒是喜欢被关禁闭，我可以带一叠画纸进去，在里面痛痛快快地画。关禁闭简直就像是放长假，我干脆故意犯事，好让老师罚我禁闭。那我就可以一个人清清静静地画呀画呀画呀…… ……“
1892年9月，荷西决定让儿子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便向美术学院的申请：”本市市民荷西·鲁兹·布拉斯科先生，在此申请其子帕布罗·鲁兹进入贵校求学。“他的申请文书上按西班牙惯例签署自己的全名——父姓和母姓，而儿子却只署父姓。申请批准后，小毕加索进了父亲的美术班上，开始学习装饰画。
荷西继续扮演着父亲和蒙师的双重角色，父爱且先不说，单单是作为教师，他便发现儿子在班里是个天才。小毕加索接受了大量的正统训练，画石膏像，参加人体写生班，画右足、左手、右腿的木炭素描。日后毕加索说道：”你得把画家的眼睛蒙上，就好像蒙上金丝雀的眼睛那样，金丝雀才会唱得更好。“而这时毕加索用眼睛和手合作画出来的素描，已经显示出他惊人的洞察力。他的考试成绩除了”优“就是”特优“。
荷西在家也训练他。毕加索记得：”我父亲剁下死鸽子的一双脚，挂在黑板上让我素描，我仔细入微地画，直到他满意为止。“荷西真是太满意了，不久他自己作品中的鸽子脚就让毕加索来画。鸽子脚似乎是荷西画画的嗜好，还有一个嗜好就是人的手。荷西这样教儿子：”通过作品中的手你能看出画家的手。“
父母给了毕加索几册精美的素描册让他画画，以作将来自我回顾的好留念。这几册素描本里的素描显示出毕加索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显示出他想要突破窠臼，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第二本科南娜的素描册里的赫尔克里斯已经有了变化，这次没有了无花果叶。科南娜时期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活泼大胆的风格，包括这幅赫尔克里斯、风景画、妹妹洛拉的画像、老夫妇像，还有一封1893年秋天寄回马拉加的投稿，都属于这种风格。那封投稿作品名叫《蓝和白》（Asul y Blanco），投寄给一家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周刊，投稿用大量的图表现科南娜的生活，图文并茂，署名是P·毕加索。一幅描绘的是一场暴风雨，女人的裙子飞扬起来，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跌跤。搭配的文字是：”风在吹，继续吹，直到刮掉科南娜“。图中甚至还插进了广告，其中一份是荷西的广告：”欲购良种鸽。地址：帕约·戈梅大街14号2层。“
如果一个人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潜力的地方算作他的出生地的话，那么尽管充满风寒冷雨，科南娜要算作是毕加索的出生地。他就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隐藏多时的创作天赋，以及对绘画的孜孜不倦。同样是在这里，毕加索尝到了爱之初体验。他曾经着迷于约翰·莫尔将军（Sir John Moore）的逸事，英国的莫尔将军曾经在科南娜一役中打败拿破仑皇帝（Emperor Napoleon），却因伤势过重，喊着爱人的名字去世。毕加索那时还不到13岁，却是一个早熟的天才。他选了班上仅有的两个女生中的一个，作为暗恋的对象。那女孩名叫安格丽丝·门德·基尔（Angeles Méndez Gil），毕加索在课本里亲昵地写上两人名字的缩拼”AP“，甚至还进一步表示出亲昵，写成”APR“，意思是”安格丽丝·帕布罗·鲁兹“。
没过多长时间，这段纯洁无瑕的”爱情“就被安格丽丝的父母扼杀了。在这个乡下小镇，很显然本地乡绅世家和外来家庭之间的社会差距悬殊，安格丽丝的父母想方设法让女儿觉得这样的爱情并不般配。他们在这对年轻情侣之间设置了重重阻碍，然而安格丽丝和毕加索仍然鱼雁往来，暗通款曲。当他俩似乎已经发展到山盟海誓的程度，安格丽丝的父母开始采取强制措施。毕加索课本的最后一页写着”潘普洛纳“。安格丽丝一家为了把安格丽丝和毕加索分开，于是把她送到了另一个城市——潘普洛纳（Pamplona）。
毕加索很看重这份地下爱情的保密。毕加索向他母亲玛丽亚身上学会了猜忌和多疑。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刺痛他的心，他都能守口如瓶。他不过才13岁，却像毕加索的卡塔卢尼亚籍早期传记家帕罗·法布里（Palau i Fabre）写的那样：”他心中已经没有了柔情与刻骨。“他因为贫贱而遭到失意，被人认为无用。这种痛苦越深，他受到的伤害也就越深。因此他变得连爱情都怀疑。
1895年，毕加索心中经历了另两种不可言喻的神秘，权力的神秘和死亡的神秘。1月10日，8岁的小妹妹康契塔死于白喉。＇图905＇毕加索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披着金色卷发、笑嘻嘻的小女孩一天天恶化，他想用自己手上的画笔把她从死神手中抢回来。他眼看着小妹妹渐渐不治，眼看着爸爸的朋友拉蒙医生来去奔忙，眼看着父母竭尽全力抢救爱女，眼看着全家人在圣诞节和主显节时给每个孩子派发礼物，以向康契塔隐瞒她的病情。
极度悲痛之下，毕加索向上帝祈祷。如果上帝可以拯救康契塔，他宁愿上帝收回自己的绘画天赋，终身不再拿画笔作画。之后毕加索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希望小妹妹能好转，一方面他想着妹妹死了，他的绘画天赋还在。康契塔真的死了，毕加索就认定上帝是个魔鬼，宿命与自己为敌。同时他又觉得是自己的优柔寡断，才导致上帝夺走了康契塔。他怀着巨大的负疚感，同时也相信自己有巨大的权力能操纵杀伐决断。出于原始的、巫术般的信念，毕加索觉得小妹妹的死，促成他最后必定会成为一个画家。不论结果如何，毕加索决定响应那冥冥中的召唤。
康契塔死后不久，父亲又把画笔和颜料递给了毕加索，并且发誓自己再也不画画了。这让毕加索愈加对自己的”天命所归“深信不疑。在这个13岁的男孩心中，他觉得是父亲对自己的画作望而生畏顶礼避让的。他不仅是父亲，还是蒙师，如今在天才儿子面前却不得不退避三舍。他最挚爱的绘画，粉碎在儿子毕加索的神坛。最像他的女儿康契塔，如今已经死了。他的家乡马拉加，却成了过去的回忆。现在荷西最在乎的，只有儿子毕加索了。他开始把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奉献给儿子。
1895年2月，荷西申请工作调动。对荷西来说，科南娜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伤心之地。自从安格丽丝被送走，康契塔死去世之后，科南娜也成了毕加索的伤心之地。3月份荷西终于调换了工作。因为恰好有一个在巴塞拉那的美术教师想要调回到家乡科南娜。离开科南娜之前，荷西在一家卖衣服、雨伞和百货的杂货店仓储室给毕加索办了一个画展。虽说画没卖出几幅——尤其是大家发现作画的人年纪还不到14岁——这却是毕加索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个人画展。荷西给儿子筹划了这个画展，自己这辈子却还从未开过画展。一家人计划奔赴巴塞拉那之前先回马拉加度过暑假。他们乘火车南下，中途在马德里逗留了一天，在这里荷西带着毕加索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Prado）的大师杰作——戈雅 （Francisco de Goya）、苏巴朗 （Francisco Zurbarán）和委拉斯凯兹 （Diego Velázquez）。
全家回到马拉加，住在叔父萨尔瓦多家中。毕加索离开马拉加时还只是个连考试都不及格的十岁小孩，现在回来已经是家族公认的有才华的画家，亲戚们看了他从科南娜带回来的画，啧啧称赞他的天赋。这批画作里有《赤足女孩》（The Barefoot Girl）、《加里西亚的老人》（Old man in Calicia）、《戴帽子的乞丐》（Beggar in a Cap）、《老年朝圣者》（Old Pilgrim）、《加里西亚女人头像》（Head of a Galician Woman）和许多长胡子老头画像。荷西在弟弟家里把这些作品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心中得意极了。毕加索年仅13岁，他笔下却充满了对老贫积弱和社会边缘人群的怜悯和爱。这些人不论肩上的负担有多沉重，仍然保持着人类的博爱和慈祥，在这些最底层的面容里包含着不尽的财富。萨尔瓦多深为侄儿的才华所折服。荷西一家在马拉加期间，他每天给毕加索5个比塞塔银币，还在诊所里给他建了间画室，还雇了个老水手给他当模特。萨尔瓦多鼓励毕加索经常去集市转转。毕加索回忆说：”有一次，我的叔叔萨尔瓦多跟我说，如果我不肯去集市，他就不带我去看斗牛。所以我不得不去集市上转悠。我得上二十趟集市，才能换得来一场斗牛比赛。“
当荷西一家到达巴塞罗那时，毕加索又从马拉加的神童变成了一个普通学生。他又坐在了洛加（Llotja）的考场上。”洛加“是巴塞罗那美术学院（Barcelona School of Fine Arts）的绰号，在西班牙文里是”证券交易所“的意思——巴塞罗那美术学院恰好坐落于巴塞罗那证券交易所的大院内。天才毕加索很不情愿自己降格为一名毫不起眼的学生，坐在这无聊的考场上参加一场无聊的考试。他交上去的两幅素描，很显然是在奚落那些出题考他的考官们。第一张素描里，他把那个男模特画成脾气很坏的样子，第二张里他又把披着罗马贵族袍子的模特画成一种很可笑的模样。双脚都没画完，好像很不屑于认真地去考这样一场试。萨巴特在毕加索的传记里写道：”毕加索只是匆匆应付了一下，比考官们还要敷衍了事，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敷衍…… ……这也就是说，他在这里草草应付几笔，有着’叫板‘的意味在里面，就好像在宣告：他的时间可比考官们的时间要紧得多。“同时，这也好像是毕加索在说，录取是理所当然，不录取是这所学校的损失。
这场考试很快变成一则轶闻趣事，就好像毕加索一生中捏造的许多轶事一样，一部分是真人真事，另一部分则是添油加醋。他曾经宣称人家给他一个月的时间来画画，结果他只花了”一整天“就画完了。”我瞅了一眼模特，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一处也没有，根本没什么地方需要改的。“大家都煞有介事地传颂毕加索的这些名言，直到日后有一天这些画作被人找了出来，上面盖着公章，分别署着两个日期：9月25日、9月30日。
在捏造事实和狂妄的心理之下，其实是毕加索强烈的失落感。毕加索在学校里不肯循规蹈矩，倘若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这只能是一团糟。于是如果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不好的话，他便要鄙视这件事情。因此他经常给自己脸上贴金，吹嘘一些其实自己做不好的事情。毕加索常常标榜自己少年时的读写能力是如何如何地不堪，他也没少吹嘘在巴塞罗那的经历：巴塞罗那美院的老师们根本不配教他，他对得起那些长辈，也对得起自己的过去。
毕加索这种反叛思潮倒是跟当时巴塞罗那的政治动乱很搭调。那些终日劳作却食不果腹的西班牙农民揭竿而起，而文化界也趁机起来打破政治、文化和文艺圈的种种陈规陋习。巴塞罗那成了欧洲的动荡中心，每天的报纸上充斥着爆炸、袭击、搜捕、酷刑和政治迫害的消息。当时的动荡之一是”卡塔卢尼亚独立运动“。卡塔卢尼亚省 （Catalonia）语言和风俗与别处不同，巴塞罗那是卡塔卢尼亚的首府。另一动荡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该运动鼓吹的激进口号是：”西班牙政府历来充当西班牙的首要敌人。“毕加索抵达巴塞罗那之前两年，巴塞罗那的格兰大剧院（Gran Theatre）就发生了一起反政府武装爆炸事件，事件造成22人死亡，50人受伤。恐怖事件愈演愈烈，新闻报道说：”成百上千的疑似恐怖分子被逮入狱，囚于矗立海岸七百英尺高的蒙爵奇堡，港口和巴塞罗那市区均被枪弹封锁，这座叛乱不断的城市笼罩在枪炮的阴影下。“歌剧院爆炸事件的元凶圣地亚哥·萨尔瓦多（Santiago Salvador）被公开绞首示众，拉蒙·卡萨斯 （Ramón Casas）以此为题材作了一幅油画《卑鄙的绞刑》（Vile Garroting）。拉蒙就像大多数在巴塞罗那工作的青年画家一样，政治上倾向无政府主义，哲学上倾向于虚无主义，而艺术上倾向于象征主义。当时”现代主义“运动（Modernist movement）的领袖画家圣地亚哥·鲁斯诺尔 （Santiago Rusi？ol）曾说道：”宁要象征主义与失衡，哪怕显得疯狂颓废，也要胜过绞首与懦弱。“、”常识让我们艰于呼吸，我们现在谨小慎微得过分了。“”现代主义“运动主张推着西班牙进入20世纪——哪怕疯狂与颓废也在所不惜。
毕加索刚到巴塞罗那没多久，就画了一幅骇人的画作《基督祝福撒旦》（Christ Blessing the Devil），这幅画显然反映了毕加索当时内心深处的纠结。头顶着圣光的基督伸出左手为已降服的撒旦赐福。同期，毕加索还画了《圣母子在埃及》（The Holy Family in Egypt）和《圣母的祭台》（Altar to the Blessed Virgin）。到了1896年更是画了一系列宗教题材的作品，包括圣母教导基督读书、基督显圣，天使环绕基督、受胎告知、最后的晚餐、基督复活等内容。大多数作品都显得炉火纯青，看起来不太像是天主教国家里一个少年画家的习作。毕加索是否此刻在基督与基督赐福的撒旦之间徘徊两难呢？是不是在他心里，撒旦意味着大逆不道和勇于挑战的结合体？毕加索自己就是个勇于挑战、勇于叛逆的天才，而同时他也是一个渴望超越自己的少年，想要体验到平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毕加索的宗教信仰面临的危机，正是西班牙全境宗教信仰危机的缩影。杰拉尔德·布雷南 （Gerald Brenan）在撰写历史时写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宗教的愤怒，其实正是那些虔诚教徒们感觉到被宗教抛弃和欺骗后的怨愤。“从反教权到反基督，中间只有一步之遥。从反基督到不相信上帝，更是只有半步之遥。毕加索正举棋不定。他画《基督祝福撒旦》一年之后，他给宗教信仰里最有力量的偶像赋予了温柔的表情，不过他同时也画了一张十分模糊的基督像：没有面容、没有个性、不真实、没有答案。天主教强调伦理，宣扬死后能上天堂。这样的宗教却不能给越来越热爱自由和世俗生活的毕加索一个答案。毕加索可以不去教堂，却不能回避基督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生命里，他自己就好像一个受难的基督。同样他也可以超脱地掩埋自己的欲望，却终生无法摆脱它。
毕加索呼吸着悲凉的空气，独自一人浪迹巴塞罗那的街巷和咖啡馆。巴塞罗那美术学院虽然没教给他什么东西，却让他在其中结识了一伙放浪形骸的朋友。曼纽尔·帕拉尔 （Manuel Pallarès）就是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第一个死党。他俩上人体解剖课时坐在一起，虽然帕拉尔比毕加索大了五岁，他们俩却一见如故。交往没多久，毕加索就给帕拉尔画了一幅肖像，帕拉尔看上去坚毅而严肃，非常出类拔萃。浅棕色的头发和整齐的牙齿更是显得帅气。帕拉尔提起毕加索时说：”毕加索很有魅力，在人前显得很孤傲的样子。他能很快抓住关键的地方，上课根本就没见他听过课…… ……有时他很活跃，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帕拉尔从此既是毕加索的朋友，又是他的追随者，自始至终都顺从着毕加索的脾气、想法和乖张的举动。
毕加索和帕拉尔是一家名叫”伊甸园“的咖啡馆（Eden Concert）的常客。咖啡馆里有歌手驻唱。这家咖啡馆从前有个旧名字叫做”幸福咖啡馆“（café de la Alegría），然而不管是”伊甸园“还是”幸福“，巴塞罗那那些敬畏宗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