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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５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再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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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徐向前，他还像我们在辽城见面时一样的谦和、笑容可掬，但是他瘦了，看起来很疲倦。
这是一个水果之乡。我们停留两天时间，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子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邓小平在抗战期间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一二九师政委——译注）正在这里视察，他也参加了谈话。
这里有冀中地区缺少的一种沉着的信念。我分析其中的差别，断定这是由于这里的领导者不露声色的自信。这些八路军坚信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徐向前告诉我说：“那是在９月，这个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我们师在辽城的司令部，请求帮助他们组织游击队。
当时我们在山西正忙得不可开交。仅派了３个受过训练的人员同他们一起回去，但没有携带武器。几周后，又派了２４人，到了１月，又调去了４个连的部队。这些力量足以把巨鹿和南宫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
３月，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团，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
４月，在上党堡打败了日本鬼子之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到了这里。“
“你们怎么在上党打败日本人的？”我问。他回答说：“那是３月３１日，大约３０００名日本鬼子的一个纵队随同一列载有１８０辆卡车的火车向前推进，通过一个关口进入山西。我们向其侧翼突然发起攻击，打死了近千名日本兵。最精彩的是我们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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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２．全国军事的总动员；３．全国人民的总动员；４．改革政治机构；５．抗日的对外政策；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７．改良人民生活；８．抗日的教育政策；９．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１０．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到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两季开始了，持续两天的瓢泼大雨延误了我们的行程。
这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徐向前、邓小平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原文如此——译注）。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头脑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熟悉情况的广度令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道。我了解，美国人的情况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８个月当中，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
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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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杀戮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日军只占据铁路沿线的城镇和我们南边的大名。
这一带的土匪已经消灭。但是南面情况不大妙，不过还好，大名与黄河间的５个县有个不错的领导人。他叫丁树本。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
他想知道我打算如何回到汉口去。
“我想在山东了解一些情况，”
我回答：“然后希望能找到一条穿过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的路线。”
“如果你难以找到护送部队，就再回到这里来，”他说，“我总能找出办法让你通过的。”后来，我用上了他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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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热津斯基：
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声名遐迩。他又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
１９７８年５月，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
布热津斯基是在５月下旬来到北京的。在访期间，他会见了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宾主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广泛地交接了意见，阐述了本国的立场。
卡特高度评价了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说他“对北京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权力与原则》中，生动地论述了他同邓小平会晤的情景。
他写道：“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
邓小平在京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曾希望能在华盛顿他的家中回请邓小平一次，以答谢邓的宴请。邓小平当时愉快地接受了。
随后，不到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并果然信守诺言，一下飞机便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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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是在他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
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资源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在那以后刚好两年，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第二次到美国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
邓小平抵达美国后，受到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等的热烈欢迎。风尘仆仆的邓小平稍事休息，便驱车来到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布热津斯基又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然而邓小平哈哈一笑以后，马上带着巨人的幽默与智慧答道：“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他如果先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头年春天，由于国务卿万斯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自己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卡特总统一度让布热津斯基躲在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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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了他的形象。此种情况直到布热津斯基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邓小平到布氏家作客，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氏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给布氏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
几天后，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
“我是说，这的确相当惊奇！”
下面这段文字，是从《美中建交前后》一书中摘译的。
１９７７年１月初，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罗斯福室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席间，中国客人直截了当地邀请我访华（我曾悄悄地通过迈克·奥克森伯格促成这次邀请）
，并且在记者面前重复了这一邀请。我回答说，我会高兴地加以考虑。这个答复引起了国务院与我之间发生了一场我应否访华的拖沓斗争。席散之后，当时在场的霍尔布鲁克和哈比卜立即打电话给奥克森伯格，就此提出了一些问题：万斯打电话给我，情绪相当激动，认为我去中国会削弱我们在同中国谈判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听了很恼火……指出，中国人以不拘礼节的方式邀请了我，我以同样不拘礼节的方式作出友好而肯定的反应，但又不定日期，这是恰当的。他最后同意了关于我感到高兴并愿意在某个时候访华的若干提法。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我抵达北京。
我们一行１０人，包括我的夫人在内。为了使中国参加到我想要推进的关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会谈中来，我们中的４个人准备向中国人广泛地介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专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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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美均势的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艾伯莱莫维兹，全面介绍军事情报，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专谈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在费兰克的新闻班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本·休伯尔曼，专谈扩大科学合作，包括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博士可能访华的问题。我在中国事务方面最亲密的顾问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则直接与我一起准备我所要作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介绍，这一介绍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更为直率的讨论的序幕。
当天晚上，外交部长为我举行正式晚宴，席间互相祝酒——我们祝酒时措词谨慎，以示我们意图的严肃性。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
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时零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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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６时３０分，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予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作文章。然而我受到总统明确指示的限制，要使会见保持在小范围内，并保守机密，那么大使显然应该排在他的前面。
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我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
然后，我便一头栽入我在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我对邓说，总统要我转告他，“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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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持怀疑态度。他说，“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
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又说，”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回答时，我试图让邓了解我们对盟国的义务，也了解到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困难。
我谈得相当长。我说：“在和阁下讨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
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
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总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美国是可以信任的，尽管我们正在继续并加紧自台湾作军事撤退，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将以不致造成我们共同的敌手可能加以利用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在解决正常化问题以及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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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们与台湾人民在此历史转折时期的全面关系时，都必须将这一情况牢记在心。“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向邓讲清楚，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
（我有意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
，即使在正常化以后，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我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
，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我接着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立即代表中国接受这个建议。尽管他忍不住最后挖苦了一下：“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些。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随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国际形势上来，邓粗线条地重申前一天他的外长的意见。他强调中国对得到更多美国技术怀有兴趣，尽管他对美国不像会给予合作表示关注。……
我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