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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之日益精湛，一些外国人称誉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１９８４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图斯高的一篇权威性文章，其中这样写道：“世界上许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例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等待盟军北非登陆的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军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
中国的邓小平主任更不例外。“
此前，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
邓小平在谈到他打桥牌时的感想时，曾经这样说过：“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充分地休息。”显然，对于日理万机的邓小平来说，把打桥牌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是桥牌女皇杨小燕与邓小平结对打牌时和打牌结束后发表的谈话：
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桥牌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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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令人感到非常有兴趣的人物。在牌桌上，我们之间像普通的朋友。他和气得不得了，和他相处，不会感到他是大领导。他为人很谦虚，很热情，生活习惯也非常简单。
如果与里根相比，邓小平最怕出风头，里根最喜欢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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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施拉姆：
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
斯图尔特·施拉姆先生是美国人，现在英国任教，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是西方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当代政治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有多种著作行世，且多次来华访问。他的《毛泽东》一书，很早在中国翻译出版，且发行量很大，因而，许多中国读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他同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在学术交流上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１９８６年４月，施拉姆教授访问日本，于３０日作了题为“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的演讲。在演讲中，施拉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了比较。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晚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一再提到要实现“现代化”
，但是，由于他采取了激进政策，致使中国陷入危机。邓小平并不是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实用主义者”
，而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奉“延安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施拉姆认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应当说，施拉姆教授从政治上对邓小平和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所作的分析研究，对于启发我们的思维，不无参考价值。
本文是从日本《中央公论》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号上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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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首先，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在原则上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也不反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相反，从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毛泽东一点也不吝惜地使用那类语言（现代化、近代化）。即使在他晚年的２０年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对随繁荣和不平等而来的腐败日益忧虑，以致采取一系列激进政策，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大跃进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和饥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出现分裂。这样，在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陷入危机。他的接班人华国锋，继而邓小平，为了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国家，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
华国锋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两条腿”政策。……他想让党内的“左”
、“右”两方都满意。
华国锋想用著名的“两个凡是”来概括他的政治观点。
……
１９７８年开展的３次大辩论，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次是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展开的辩论，第二次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的正确性而展开辩论，第三次是为反对毛泽东那种只要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任何物质上的困难都能战胜的观点，围绕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展开的辩论。
到１９７８年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三中全会上，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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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意在经济工作中实行“责任制”
，这成为后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基石。
这个原则在１９７９年的农村工作中具体化了，它的两个目标如下：一是单纯反对平均主义；二是扩大市场作用。华国锋的主席职务在１９８１年年中被撤换。从此，开始了邓小平时代。不过，邓小平同毛泽东和华国锋不一样，他不当主席。不久，主席这一职务被取消。
邓小平想渐进而又彻底地改革中国经济。
为了这个改革，他坚信需要“解放思想”
，打破“禁区”
，需要加强民主和法制。他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些要求。尽管邓小平认为创造更加自由的氛围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但是在他所允许的自由与民主范围内，也难免摆脱来自“内部”
与“外部”的一些限制。所谓来自“外部”的限制，是由于共产党内，特别是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带来的。我不打算用明确的派系间的政治力学去研究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但可以看到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而且也可以看到建立在这种分歧基础上的联合。当邓小平的不少同僚们对他的政策所推行的结果表示担心时，邓小平就不可能毫不妥协地执行他的政策。我说的来自“外部”的对改革的限制就在这里。
但是，并非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邓小平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期学到了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所以，当他看到自由讨论和地方比较自由的选举开始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认为必须中止这样做。
于是，我把邓小平自身和其他党员对改革所表露出来的想法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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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叫做来自“内部”的对改革的限制。
１９８３年春，中共的路线是根据三个前提制定的，这些前提代表了当今中国政治的方向。第一是“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口号。这个口号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两个部分都很重要，而且，即使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即不允许改革后退，也不允许失去控制。第二是强调知识。号召学习进而超越现代化的高级技术，不是把知识分子单纯看作顾问和专家来使用，而是把他们放在有权力的岗位上。第三，“极左主义”是主要危险，“极左”分子或是被改造，或是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这是１９８３年初以后一再强调的。
１９８３年９月至１０月，邓小平和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共同提出为清除“精神污染”而全面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这次“工作”立即发展成像毛泽东时代开展的“运动”那样。它有两个目的，即在中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反对非正统思想，特别是反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在社会各阶层中，对国外的影响和一切“堕落”行为进行批判……
……邓小平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延安“革命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讨厌由于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想法的狂热而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持怀疑态度。这个运动是和以清除“极左分子”即文革派为目的的共产党内的“整党运动”同时开展的，这并非偶然。在批判“极左分子”时，邓小平不想被“极左”人物看成是“为资本主义评功摆好的分子”。
……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访问了深圳……邓小平一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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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就同高层干部谈话，十分赞赏“开放政策”和经济特区。
他说，特区是引进国外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窗口。他支持特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他说，像深圳这样的地区先富起来是对的，“平均主义不好”。
随后，在３月和４月，不仅再一次确认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而且出现了把这个制度一举推广到工业和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同时，再次肯定主要的敌人不是极右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极左”。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性地确认掀起改革的新高潮。同成为改革起点的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与其说这次会议决定了明确而详细的政策，不如说它所通过的政治路线更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中国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那以后，讨论商品和市场的作用已不被视为离经叛道。这个时期，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并且再次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和继续推行开放政策。
坚定走改革的道路
１９８４年底，对自由讨论和教条主义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批判。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７日的著名社论《理论与实际》（载《人民日报》）
在中国国外被看成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给予大量报道。
这篇社论只不过讲了１９８３年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以来几次提到了的事项。即马克思是古人，老参照他的著作并不能解决今天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关于这一点，１２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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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社论讲得非常清楚，说这决不是抛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是灵活地领会。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必须使这种新看法得到发展。
１９８４年下半年，物价猛涨，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不计后果的银行贷款急剧增加，被称为“不正之风”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也非常突出。
据后来解释，党中央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于１９８５年２月和３月已着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主要问题是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的威胁，存在投机和黑市，最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来捞取金钱。
１９８５年２月和３月，邓小平等人尖锐地批评了这一现象，反对这些“不正之风”。强调指出，如果不消除这些消极的方面，那么邓小平在１９８５年２月所说的继１９４９年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本身就面临夭折的危险。
实践与理论
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又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新的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主要倾向。
邓小平最近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对香港代表团说：我们现在步子放慢一点，这是为了巩固、消化改革的成果，以便在以后实行更大的改革。改革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这几年的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七五计划的中心是改革”
，再经过三、五年，就可以把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重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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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理顺。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取得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所谓长期，就是六七十年，一直到下个世纪前５０年。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３日，邓小平对福田纠夫说，这个五年计划将决定改革能不能成功。他断言，“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必须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要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尽管出现一些摇摆和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些调整，但中国走改革之路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邓小平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有许多因素保证改革延续下去。首先是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商品经济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现在正是形成系统理论框架之时。从这些因素中，我得出以下３个结论：１．舆论；２．领导机关的力量均衡；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领导机关的位置，然而中国人民的态度同样也很重要，因为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摆布他们。
因此，我想就舆论对改革的反应谈点我自己的印象。
中国的舆论并不是单一的，现在已形成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即，１．（中国人称为封建式的）传统式的前近代文化。
２．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前和１９７８年后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
３．在毛泽东晚年的２０年间所宣扬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风尚。首先，在传统上蔑视“商人”和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对从商人员的轻蔑态度。例如，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我说，在市场上买菜时，必定到那些把菜运到北京来的农民那里去买，而决不到那些把农民的菜收购起来自己在城里再卖，以便赚钱的经纪人那里去买。他认为农民付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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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劳动，得到报酬是正当的。另一方面，“投机”的人不能认为对社会有贡献。不过，报纸上说，商人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与此相反，舆论反映出了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现在最令人不满的是高干子弟多半当了官，这就是一般人所指的“第三梯队”。
这样的选拔接班人的方法继承了毛泽东的方式，它本身带有封建性。反对现行政策的人们的动机，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方面，物价上涨虽对农民有利，但却是以牺牲城市居民利益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对“不正之风”的关注。
所谓“不正之风”
，这是人们几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它带有十分暧昧的特征。就反对投机和追求利益而言，是反资本主义的；就反对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而言，是反封建的。
一般来说，我的印象是，多数中国人对改革是赞成的，因为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管中国领导人将来是谁，在根据情况确定自己的方针时，都必须考虑到现行的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美以来，中国同西欧和日本进行了交流，不仅获得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从善意这点考虑，也得到了不少优惠。
如果回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模式，这一切大概又将丧失。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现在这样良好的关系，将会带来知识分子的交流。在共产党人内部，尽管有人把开放政策视为“精神污染”的根源，但从总体上看，是持肯定态度的。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将继续进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不继续推行开放政策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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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政治改革，是否成功也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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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兰茨：
２５岁的军政委
马利·弗兰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邓小平》传一书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读者当中的声誉。
继我们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邓小平同志又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这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舞台上首次独立扮演重大的角色，他为发展红军队伍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领导武装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年仅２５岁。
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弗兰茨的《邓小平传》，作者对邓小平领导上述两次武装起义，作了生动的记述。
１９２７年以后，由于党既无军事上的优势，又无后撤的地方，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决定，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把田地分给佃户。共产主义者打算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推行这个战略方面走在前面，他在江西省交通闭塞的井冈山建立了“他的”据点。
在上海的党中央认为，南边相距１８００公里远的边界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