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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军方将领的广泛支持”
，“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
，“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西方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使中国逐步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莫里斯·迈斯纳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又要建设起社会主义”。在西方学者当中，他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
下面的段落是从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
邓小平是最后一位著名的“五四”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在２０年代初期，他就是党的积极活动家。他对于毛泽东漫长的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使他在解放后身居要职。在１９５６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刘少奇一起分别向大会作了主要报告（１９４９年以后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其精神及其成就在后毛泽东时代又得到重新肯定并倍受推崇）。
邓小平还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这加强了他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联系。
但是，在１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却被定罪为“中国的第二号赫鲁晓夫”
，并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劳动。
１９７３年，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被召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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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他的高级职务；不久，他又被作为病危的周恩来的当然接班人。
在１９７６年４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邓小平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解除了职务。在毛泽东政权的最后几个月的阴暗岁月中，由于“四人帮”的迫害，邓小平来到了中国南方。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老战友给他提供了保护。
邓小平的政治意志从未泯灭……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的逝世和其后的“四人帮”被粉碎为邓小平东山再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复出并独掌大权使他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外国记者喜欢用的一个微妙字眼）
，这一状况要求结束粉碎“四人帮”
时结成的政治联盟。
这一政治联盟是由华国锋领导的。他领导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政治行动，并在这一进程中使自己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导致邓小平权力上升和华国锋下台的进程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邓小平无情而又老练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并没有引起带来“大规模动乱”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有这些，是邓小平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邓小平之所以能成功地掌握权力，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力量和机敏的策略，而是因为他得到了大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他的老朋友。他还得到军方将军们的广泛支持，这是他在战争年代与红军将领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的结果。邓小平经常陈述的共产党应该坚持其传统的列宁主义准则的观点，他关于提拔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
（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四人帮”及华国锋那样，坐“直升飞机”上）等看法，都迎合了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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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领导人的利益及其观点。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其灾难性后果之后，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定对文职和军方的高级官员似乎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越来越把邓小平视为自己当然的领袖。
除了老干部和军队将领之外，邓小平还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自从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大”以来，邓小平一直维护知识分子的利益。在１９７５年制定的政策文件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并允诺要给知识分子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业务上更大的自主性。因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邓小平看作是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当然的接班人。
因此，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以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为基础的。但是，给予邓小平领导的政治联盟以强大动力的是“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是“文化大革命”
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严惩邪恶的强烈要求。邓小平本人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实际上他曾两次受害）
，这个事实使他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文革”中受到清洗和侮辱的党的干部、遭到批判和迫害的知识分子、１７００万被送往农村的知识青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受到政治批判因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摧残的普通群众——所有这些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上。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华国锋则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如果说邓小平获得了中国军方和政府机构领导层的强有力的支持，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跃居高位的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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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只能代表政权机构中不太重要的那部分人，即绝大多数是在１９６６年及以后的政治事件中受益的、由基层干部组成的乌合之众，不过，他们缺乏在中央一级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能力；邓小平保证要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这使他至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华国锋既不拥有政府机构的可靠的权力基础，也得不到整个社会有意义的公众支持。
实际上，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危急关头，也正是由于他缺乏权力和声望，才使他成为一个可以为政权机构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并使他得以领导对“四人帮”的清除。但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家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策略都使他不具备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暂时空出来的职务的资格，为了保住他已经占据的最高职务，他只能维持毛泽东的遗产和“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当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受到公开批评时，他除了这样做以外也别无选择。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遗产既是华国锋的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是导致他不幸的政治命运的媒介。他既不能放弃这份遗产来巩固政治权力，也不能依赖这份遗产来使自己在政治上生存下去。
华国锋本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也加速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可避免的倒台。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他还坚持由“四人帮”煽动起来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已成为一个时代错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坚持这样做。打倒“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发动了清洗“四人帮”
“隐藏的帮派分子”的运动，从而破坏了他本来可以聚集的支持自己的力量。华国锋的“百花齐放”政策促进了城市中强大的反毛泽东主义（拥护邓小平）的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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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现。
他错误地制定的１０年规划反映了他的无能。
华国锋本人平庸的个性和政治上的优柔寡断更使他难以巩固自己继承的最高职务和权力。因此，面对党的高级领导层和日益强大的公众舆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要求，他无力加以拒绝。
１９７７年夏季，邓小平正式恢复了他在１９７６年初第二次被打倒前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久，他与华国锋、国防部长叶剑英一起成为中国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
一旦重新获得了近乎最高领导权力的地位后，邓小平便不再愿意与华国锋平分权力，这是毫不奇怪的。人们没有忘记，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最高政治权力层的时候，正是邓小平遭到清洗和蒙受耻辱的时候。如今，邓小平决心确保自己及其军队盟友们的最高权力。在通常公开的“安定团结”的口号下，政治局内的邓小平的“实践派”与被讥讽为“凡是派”的人展开了新的斗争。前者打着尽管有些迂腐但在政治上却十分重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后者则以华国锋为代表（即使不是必然由他领导）。在整个１９７８年，邓小平的权力和威望不断上升，由于在官僚机构中不断清除掉了“极左分子”
，这就为邓小平的新旧政治盟友提供了许多空缺。邓小平成功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保证给知识分子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结束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信任的状况，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给知识分子以业务上的自主权，在现代化的高教体制中给知识分子更多的机会并扩大他们的权威。
他还暗示要实行开明的改革和政治民主化。
“文化大革命”
前的一代老干部的地位持续上升（由于对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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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前被打倒的毛泽东的老对手们实行“平反”
，因而扩大了老干部们的队伍，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又进一步加强了邓小平的权力。被平反的还有１０万政治犯，其中有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和其他人，他们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后被关押或在政治上被打倒的。
在１９７８年的“拨乱反正”中，政治意义最为重大的莫过于党对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结论。当时，官方曾谴责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行动”
，这一事件成了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借口。但是，在１９７８年秋季，曾在１９７６年下令民兵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被解除了职务，天安门的示威被宣布为“革命事件”。
官方的舆论工具如今大张旗鼓地歌颂两年半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示威者们的英雄主义。在党作出这前后两次结论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天安门事件作为群众反对专制的民主要求的表现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周围不断发展时，党的领导人在俯瞰广场的会议厅里集会，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正式召开。
事实表明，这次全会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及其“实践派”的一次决定性（即使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一大批邓小平的支持者进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使邓小平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机构。多次被称为“凡是派”
的成员暂时还没有被正式解除党内职务，但是，他们负责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已转手他人。华国锋依然是党的正式主席，但是在全会上他除了这一头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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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没有任何实权。在全会上，华国锋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此后他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仅仅行使一种形式上的职能。
１９８１年，华国锋不得不交出他的政治头衔和权力。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最受到颂扬的决定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久，经济改革就成为后毛泽东时代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
继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北京的三中全会上获得胜利之后，邓小平又于１９７９年１月底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它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邓小平在政治上交的好运，才使他得以完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在７年前开创的这一外交历程。这使邓小平本来就已十分引人注目的形象又在国外增添了光彩。
但是，邓小平很快发现他在国内有着对手。
１９７９年初，曾经在１９７８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帮助过邓小平巩固权力的民主运动，无论在成员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在增长。……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并否定党的政治领导。一些人还重新提出了过去的极左主张，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特权“官僚阶级”的统治。
１９７９年春季，政治开始作出反应，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如今，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地位的邓小平，谴责这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分子，指责他们恢复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害的政治方式，因此，他要求取消“四大”……
在控制下层民主运动的同时，邓小平也在上层巩固他对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所有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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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派”
的人从权力位置上撤换下去，并换上他所信任的人员。
１９８０年２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凡是派”的多数成员被撤了职，其中有汪东兴。直到１９７６年逮捕“四人帮”时，他一直是中央警卫部队的首脑。还有原来大寨大队的领导人陈永贵，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跃居政治局委员。
“极左分子”担任的职务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右派分子”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接替。为刘少奇平反，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潮流，这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最突出的列宁主义者在死后又被恢复党籍，“文化大革命”
对刘少奇的清洗被指控为“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不久，在一种彬彬有礼，但却十分重实效的气氛下，华国锋正式在政治上倒台。……
１９８０年９月，他正式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以让位于邓小平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赵紫阳。
而在同年年初，决定恢复党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曾领导过这个机构，后来被毛泽东废除）
，华国锋本来就没有实权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已纯粹成了一个空名。邓小平最亲密的追随者胡耀邦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
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默默地放弃了党的主席职务这一空名。在这次会议上，党还作出了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一年后，华国锋又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随后便仅仅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３４８名委员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这是安排给这位毛泽东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一位接班人的荣誉位置。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已有４０００万之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一手创造的政治新秩序奉为神圣。
邓小平称这次大会是自１９４５年以来党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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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批准了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很快便开始了部分改革）及党的人事变动。胡耀邦总书记被确认为党的领袖，废除了党的主席一职，这使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与苏联共产党十分相似，……
大会指责许多基层党员具有极左倾向，极左一词现在被广泛用来指对执行邓小平的政策缺乏热情或缺乏效率。尽管邓小平宁愿在幕后领导党，安排自己的信徒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但是，在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确实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
毛泽东评价问题
邓小平建立后毛泽东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他的政治对手，启用忠实于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而且还需要破除对毛泽东的神话。……毛泽东曾预言，未来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
，而他的继承人则决心证明，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与之长期共事的前领导人个人怀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正是出于这些历史的和政治方面的考虑，１９８０年夏，当党的高级领导人起草关于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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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一次很能反映邓小平心境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要对毛泽东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同时提醒人们说，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