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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升，从而有可能在仍处于过渡阶段时，构思新的领导结构并在后来确立起新的领导体制。
这一新的体制有助于指导中国迈入２１世纪。
自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以典型的务实风格发挥自己的作用。
作为“文化大革命”
的参与者，他能够保持自己的总理职位。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林彪作为党的未来主席的地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周恩来承认了这一点。……林彪叛逃失败以后，周恩来常常代表毛泽东发表讲话，采取行动。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保护着邓小平。
正是他在１９７６年元月的去世引起了权力争夺的新的风暴。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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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也随之第二次从公众场合消失。
４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北京的人民群众以如此庄严动人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以致导致了“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进一步使邓小平受到牵连，使得他在党内的高级地位受到损害，同时也再一次受到谴责……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指责为“第２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常常承认他在历史上的错误。他的一家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之际也遭到许许多多迫害。邓小平本人总是显得敢于犯颜直诤。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就像周恩来一样，他不是一个无视现实的“左”的理论家，但是，他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家和行政专家。邓小平能做到随时承认可能的错误及纠正的必要。然而，每一次他重新出来工作，他都坚持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即使这使得他看来前后可能不一致。
因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政治生活充满了风暴。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他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他曾经两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他在１９７７年重新得到任命以来的斗争经历相当多地显示了他的特性、他的决心、他的政治策略、他对精心管理之下的未来中国的展望以及关于在他之后新的领导继承问题的观点。
他献身于使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胜利的事业。邓小平不在乎意识形态上的白猫黑猫之争，只要猫能逮到老鼠就行。
在他看来，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是一个没有必要加以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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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种修正是必要的、合理的、实事求是的。
１９７７年他复出后，在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他保证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在过去的几年里，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极大地清除了原来那一套“左”的东西，但并没有背离毛泽东思想。他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就是把所有思想都拿到实践中去经受检验。他充满风暴的生涯表明他迫切希望为党和国家服务。例如，１９７１年，他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之后，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要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来信，并批示把信印发到全国，向群众传达。
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４月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作为一名干部，在一个工厂劳动，同时耐心地等待中央重新安排他出来工作。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在党和政府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大革命”
期间接近于毛泽东的一些人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四人帮”被交付法庭审判。
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各种努力重新安置和任命各种干部。
最后华国锋辞去了总理和党的主席两项职务。邓小平说服他亲近的温和派的同事们从他们的高级领导职务岗位上退下来，以便允许年轻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负起最主要的责任，这反映出邓小平非凡的能力。对全盘通盘考虑之后，邓小平以其娴熟的政治艺术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晚年没有做到的事情。跟周恩来不同的是，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自己的行动。在另一方面，周恩来则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关系，调和与极左派别之间的分歧，同时，不得不注意自己日益虚弱的身体。因而，周恩来在事实上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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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政治生活的助手，而邓小平自１９７７年复出以来，他实实在在地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战略。……
正是由于人们衷心地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许许多多的人才欢呼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领袖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胜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左”
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剧了领导和群众的分裂。
只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继续拨乱反正，才重新赢得了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然而，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努力了解周恩来和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自林彪倒台以来所起的作用，这两位温和务实的人在其教育和生活经历上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中国方面，他们的目标都毫无区别，这一点使他们和“四人帮”泾渭分明。
例如，周恩来出生于一个饱读诗书的家庭。邓小平作为一个工读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以前，则不像周恩来那样受过这么正规的教育。
两人在运用共产主义的艺术方面大不相同。
周恩来与其对手打交道时更耐心、更含蓄。另一方面，邓小平向敌人发起攻击时，总是态度明朗、咄咄逼人。一位是调和者，和平的设计者，争论的调停者。另一位是抗衡者，战场的战斗者和独立的计划者。周恩来的大部分经验都集中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方面，集中在共产党的谈判方面和外交事务方面。
邓小平则具有更多的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从１９２６年开始担任低级职务到后来担任高级官员：野战军政委、地方党政首脑、党的总书记、财政部长、副总理，还处理了中苏冲突、中美建交这样的高级外交事务。周恩来与邓小平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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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密切的关系，两人在党政工作中都有丰富的经验。
然而，自１９３５年以来，在每一次权力斗争中，周恩来都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由于他自己在党内的影响，由于他自己的才华，他能常常使自己不依赖于毛泽东。邓小平也十分忠实于毛泽东，但是，在政策和党的事务方面，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从来也不反对毛泽东。这几个重大的差异也许能说明这一事实，即周恩来从未受到过清洗，而邓小平则两次被撤掉职务，受到公开批判。只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党内夺权斗争的特殊环境才使得邓小平作为温和政策的领袖不可避免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而周恩来在林彪摔死之后曾经更为有力地支持这种温和政策。
华国锋在１９８１年辞去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的时代开始了。在领导体制方面也许会出现许多变化。周恩来和邓小平曾经一道制止极左思潮。他们两人都要求党和政府稳定化和制度化。自林彪倒台以来，他们的政策倾向反映了通过不屈不挠的和平建设，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强大国家这一基本的革命目标。
可以肯定，只要在邓小平的拥护者的领导下，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会失去它们的价值。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不仅会迅速地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会很快地影响中国在调整和改革方面的国内政策。
如果邓小平选定的领导人能充满信心成功地超越２０世纪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负担，使中国走上温和、稳步发展的道路，那么，辛亥革命的种种目标，“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
和“赛先生”的口号也许能够实现。那时，中国也就能再一次成为真正的中国。
中国将不必抛弃她伟大的人本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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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
在中国和法国的早期生涯
邓小平自己１６岁时，和在国家危机时代追求“新知识”
，寻求个人成就的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冒险者一样，来到重庆听课，准备参加去法国留学的资格考试。他考试获胜，是四川省政府保送的９２名学生中的前１０名之一。
１９２０年夏，在去法国的船上，邓小平担任这组学生的领导，这是年轻的邓小平在他学生同伴中首次显示组织领导能力。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留法的中国学生要用部分时间劳动，以支付教育费用，但相当多的人不久就开始全天工作了。邓小平也是不单纯追求正规学院学习的学生之一，他在一家橡胶鞋厂全天工作。抵达法国不久，邓小平便发现，他的中国同伴分成了很多派，有些是赞同１９１１年推翻满清统治的国民党，其他一些则是各种各样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
１７岁的邓小平，同其他许多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一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在法国的５年中，邓小平没有把时间用于读书和其他娱乐上，而是用在紧张的思考、工作以及对中国前途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辩论上。
……欧洲支部的成员们把１９２３年莫斯科和广东政府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视为中国国共合作这一迫切需要的自然结果。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欧到莫斯科，接受中山大学的训练。邓小平也毫无例外地抱有同样的幻想，这一幻想也同样吸引了中国国内的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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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莫斯科，邓小平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了解到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他在法国最要好的朋友中，有２位杰出的人物：赵世炎和陈延年，这两人在邓小平回国一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被杀害。
邓小平自己，简单地说，无论在欧洲时还是回国后不久，都并不十分突出。
他被中共的中央当局从一处派往另一处，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看到苏联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走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倍受鼓舞，希望中国借鉴并引进苏联革命的成果。但那时的中国，和他６年前去法国离开中国时一样，内有分裂，外遭剥削。
１９２６年对邓小平来说，正是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成熟时机，这一运动已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似乎都谋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谋求国家统一，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尽管他们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以至革命的道路都不相同。
更进一步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裂痕，更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发展壮大。
国民党同地方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也为中国各左派进步势力在２０年代的合作提供了大好时机。
其中一个军阀，冯玉祥，１９２６年在苏联访问回国后就加入了国民党。
冯玉祥统率着约１０万人的农民部队，如果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共产主义者去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这支农民部队就会受影响，并得到加强，甚至会被争取到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中。邓小平正适合这一工作，他被派往冯玉祥的部队，进行渗透活动。
在冯玉祥部队中，邓小平担任主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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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冯玉祥任命为中山军政学校的教务长，培训冯的官员。
同时，邓小平还在冯玉祥和北伐军的势力中间起着协调作用。
当冯玉祥的部队牵制着中国北方军阀的势力时，革命力量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进军到武汉。
简言之，冯玉祥和邓小平都立下了功勋，他们为推进中国西部革命力量早期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邓小平自己虽然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工作，却显得更具独立性，这和他在法国时的年长的同志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不同，这３人都被派往广州工作。
不久，１９２７年６月，冯玉祥与蒋介石谈和，蒋介石很快就开始清洗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
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大约５０名著名共产党人一起，被冯玉祥驱逐出部队。但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共产党同僚所灌输的理论的影响，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党代表和指挥官不久以后都站到了共产党这一边。邓小平被冯玉祥驱逐没多久，国民党人汪精卫在武汉免去了所有苏联顾问之职，并清洗其他共产党员。他还同蒋介石言归于好。
１９２９年，周恩来派邓小平潜入李宗仁的部队，邓很快在李宗仁的部队中组织起行动委员会。……不久，他就使李的一些官员改变了信仰。对李和邓都不幸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慢慢地却稳步地向李压过来。这一次，邓小平组织起了地下党组织，躲过了蒋介石势力的追捕。他们向西行进，占据了一个敌人尚未进攻的不毛之地……短短几个月，他就为百色起义作好了准备。这次起义，成功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根据地。他有效地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红七军，他担任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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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在上海通过了城市起义的计划，邓小平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奉命支援攻打城市的部队。邓小平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一周年前夕，红七军奉命开赴华中的武汉。在行军过程中，由于给养不足和其他困苦，部队进一步被削弱，不断遭受损失。军长张云逸被迫放弃南方，邓小平则率领一个较小的分队到达湖南，进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穷乡僻壤建立的游击根据地。……
１９３１年，邓小平在中共领导集团中的地位仍不太高，虽然他在组织军队和地方自治政府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
１９２９年，他抵达毛泽东的游击根据地时就发现，在对待南京政府围剿的战略问题上，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权力斗争和分裂。同时，斯大林送回的“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也同毛泽东抗衡，谋求中央领导权。……邓小平和周恩来一样，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相反，他从那时起，就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主张，他和毛泽东都赞成实行土地改革和游击战略。
……
１９３３年，当这些新回国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农村游击主义的支持者予以排斥时，邓小平在地方的行政职务被解除了。
他被调往红军宣传部，编辑红军的《红星报》。
１９３４年长征开始，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离开了苏区根据地。
邓小平的复职与和平革命
由于邓小平在１９４９年前后对社会主义革命所做的贡献，由于他的个人威望和影响，他在１９７７年的复职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以后，许多同事和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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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都希望他来领导，或与华国锋共同行使权力。而邓小平看来则对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有着终生不渝的追求。
早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１９７５年元月，他和周恩来就宣布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还于同年负责制订了奔向这一目标的规划。不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最初看来还是出自１９５６年邓小平和刘少奇协助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纲。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包括从孙中山、蒋介石以来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在邓小平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仅仅只有手段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使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从政府中清除那些非毛泽东主义的温和派。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损害了国家，也损害了他们自己。因此，毛泽东逝世后，人民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欢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赞颂已故总理周恩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这次复职，似乎还负有一项新的革命使命——进行一场和平革命，以重建一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考虑和实施进一步改革时，在毛泽东以后的这些领导人面前出现了众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