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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
，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
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当宴会接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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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概是上第７、第８道菜的时候）
，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
当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
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任务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
的最后一幕开始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１０年后我重访北京。那时，人们已经知道，邓小平１９７６年的再次倒台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戏剧性的插曲。其间，这位四川出生的政治家经历了他漫长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政策制定人。简而言之，他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
有人曾经这样写道：邓小平的真正作用始于他６９岁时那一次４月举行的宴会。事情自然并非如此，当时开始的事不过是他漫长的人生经历的逻辑性的延续。
他的经历早在１９６６年前就已经使他成了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总书记职务，在等级体制中只是第６、第７个位子，但是，在数亿中国人中，或者说在当时１０００多万党员中，居于第６位的也决非常人。然而，上述论断也不无一点道理。因为，正是从那时候起，邓小平成了国家生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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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条政治路线的突出代表。
同他过去的经历相仿的事，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遇到过。而此后发生的一切却是独一无二，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些在毛泽东之后改造中国的强大力量，以不可抗拒之势，把邓小平推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由于这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五个核大国之一，由于以邓小平名字为标志的改革方案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可以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汲取教益，由于这一新的政策直接产生在“文化革命”的骇人风暴之后，从一般意义上说，它又为缓和以中国和发达的工业社会相遇为起点的１５０年文明矛盾提供了机遇，人们来了解这位新阶段最主要的建筑师，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否有可能呢？迄今为止，邓小平总是不同意在国内发表他的传略。
他在１９８６年９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道：“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指的是例如没有反对“大跃进”等，因此，错误中也有他的份。他还说：“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这当然是他个人特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嘲讽精神。……
自从邓小平１６岁那年参加中国革命活动起，他的名字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断出现在各个历史性事件的中心。
……
那些经历了革命全过程的人——其间他们成了掌权的人物，虽然也曾一度失去过权力——把邓小平推上了今天的地位。
他们认为，邓小平最明白无误地为当代总结了这段旅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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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邓小平积累了最广泛的经验，并且有能力最好地运用这些经验。……
我写的既非天使，也不是魔鬼，我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政治家，那些过去和今天仍在为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寻找道路的政治家。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成功地创造了几乎无法完成的事业，但是，当他急于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时，他失败了。也有人在那震撼天地的梦想破灭之后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正是从前者借用来的，借以唤醒全国）
，用日常的政治语言说得更通俗一点，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在中国，过去好多年来把宣传这一口号当作邓小平的罪状，今天则成了他的功绩。至于笔者，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告诉我，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并非邓小平一人，但只有他成功地使大家接受了这一观点。
第一次裂痕
在党内，高岗、饶漱石事件无疑是１９４９年全国胜利后出现的第一次较严重的裂痕。这两个领导人的地位的上升，与毛泽东没有多大关系。满洲是苏军全歼日本关东军的地方，１９５５年前是拥有自治政府的人民中国东北部的特区。
１９５２年前以高岗为首的领导人同驻扎在那里的苏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高岗是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热情的拥护者。解放后，饶漱石在华东区和上海担任领导要职。
１９５４年２月，在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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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全会上，对这两个人及其集团进行批判，这意味着，在五大行政区中，有两个区的领导人受到了批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邓小平在１９５５年３月党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谴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邓的报告当时没有公布。
２５年后，在关于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位中国领导人又重新提起这件事。
３年后，即１９８３年公布了他的这个讲话。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准备让刘少奇作他的接班人，而高岗和饶漱石在林彪的支持下，用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极力阻止这个计划的实现；他们还试图拉拢邓小平，但遭到邓的拒绝。邓小平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政治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反映了篡权的野心。
在１９８３年公布的一篇文章中，邓小平是这样说的：“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５３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和邓小平拒绝了高岗的建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要拱倒刘少奇的“阴谋诡计”。
１９８０年的一些讲话重新提到高饶事件，但是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邓讲话中提到支持高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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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林彪，在事件中不仅没有受到打击，相反就在１９５５年３月党的代表会议后却成了政治局委员。在４月中央全会上选进政治局的另一个人就是邓小平。邓同林之间的矛盾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１９５６年论个人崇拜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一些党的工作者“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事”。
邓把这些称之为“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工作作风”。
医治这种痼疾的药方就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用“群众路线”的精神接受党内和党外群众的“民主监督”。本身看起来十分民主、十分确切的毛泽东的原则，不料几年以后，在执行时却完全不像八大报告人所想象的那样了：红卫兵以独特的方式对党实行“监督”
，连邓小平也没能得到饶恕。……
邓小平当时还说，很显然，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何等正确）。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是的，邓小平在提出这个原则性论断的同时还指出，重大问题由集体做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传统。
“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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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口头承认，但又经常破坏集体领导原则。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做法”。
这些话是指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当然也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
在谈到党的领导人时，邓小平说：他们“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后来，他还说：“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他的报告援引了党在１９４９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做出的决议。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他还说，中央委员会历来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作为社会现象，有很长的历史。这种现象也会反映到党和社会的生活中。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党关于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加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得到贯彻执行。
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好说明这些论述是值得重视的。假如党的八大会上由党的全部领导人通过的这些原则能够坚持下来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毛泽东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就连当时最详细地论述这一问题的邓小平，也是很谨慎地回避直接谈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甚至论证过去称为“集体”领导的做法是正确的。党的自我批评只能是间接的，比如只是在不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情况下做自我批评。发言人继续援引党的主席的语录，最多是加引号，不再标明作者的姓名。尽管邓小平声称：“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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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缺点。“
但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看来永远是正确的，任何人也不会怀疑他的决定性作用。但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很快地重新以个人决定来代替全党的方针路线。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制定的目标和方法，在中国的以后实践中很快就被抛弃了。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选进最高领导班子。
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６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１９５４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
，则强调其政治分量。
与邓小平的名字有联系的党章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职务，是出于这样的设想，即党的领导人荣膺这个职务就可以摆脱直接的领导，以便于让贤，把领导权交给年轻的一代。
但是这个职务一直虚悬着，从来无人担任。
少说空话
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以７月中央全会决议为基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只作了十分简短的发言，……报告是华国锋作的，但主要内容是抨击“四人帮”
，未批判“文化大革命”
，而是宣告其“胜利”。华国锋仍试图既要让羊吃饱，又能保住白菜。
他宣扬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赞同毛泽东和“四人帮”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华国锋的报告长达４小时。
而邓小平随后在大会讲台上宣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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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需要的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这大概不完全没有一点针对性。
大会巧妙地修改了十大通过的“左”的组织章程中关于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即提倡闹派性的提法。
按照新的提法，要坚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三大原则。邓小平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未进入新的领导机构，其中大部分人是同“四人帮”一起垮台的。他们的位置首先是由“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职、后来被平反的老干部填补的。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１９６６年被撤职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在试图逃脱红卫兵的批斗时两腿被摔断）。政治局常委中，除华国锋和邓小平外，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他们３人都曾支持华国锋反对“四人帮”。
十一大是个妥协，邓小平之所以接受，是为下一步斗争，继续进行平反和逐步改变党内舆论争取更有利的地位。经济建设提到首要位置（１９７８年２月通过了８０年代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
，国家机构改革也更显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７８年３月５日通过了新宪法）
，重新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和专家。
为前几年，甚至为前２０年受迫害的人平反的工作加快了步伐。
恢复严格的教育准则（如从１９７７年秋起重新严格大学招生工作）
，要求重新审查过去的教育方针。
邓小平根据这些任务更加大胆地阐述了他的新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他在这年９月指出，“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
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到农村劳动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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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他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算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他多次指出，要让知识分子工作，让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而不是背政治教材。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这样做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在当时还是危险的观点。
１０年来，“红”的人才吃香，真正的专家不吃香。埋头搞科研和生产的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家”。
在那些岁月里，就需要这样重新发现世界，发现辩证唯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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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洛乌：
邓小平约束“北极熊”
Ａ·Ｄ·洛乌教授是美国研究中苏关系的著名学者。
１９８７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力作《龙与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