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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约束“北极熊”
Ａ·Ｄ·洛乌教授是美国研究中苏关系的著名学者。
１９８７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力作《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该书不仅论述了二次大战以来，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同盟转为论战、对抗又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而且向人们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胡耀邦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政坛风云人物在中苏关系演变中的足迹和作用，特别是以一定的笔墨论述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无疑会有所帮助。
当然，洛乌教授作为美国的一位政治分析家，他的某些观点和立场不能不反映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向，有些观点和提法是错误的，同时，由于他论述的是历史，成书也在几年之前，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不能不带有历史局限性。
下面的几段文字是从《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一书中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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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公开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接受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坚持这一理论，用这一理论来抗击苏联的观点，因为中国已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
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考虑到后来中国国内事务的发展，这一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概念。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时提到了这一理论。这一受到苏联猛烈攻击的理论在中国特别受到温和派的拥护。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指出，“四人帮”这些极“左”分子，“公然反对”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华国锋主席在几次报告中重申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苏联既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一理论使中国同美国和西欧的亲密关系合法化，并且把中国摆在第三世界当中，突出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最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文章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正是在６０年代，苏联变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就像美帝国主义所做的那样，但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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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正在下降。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更凶恶、更狂妄，是世界大战最危险的策源地”。
当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谋求恢复正常关系的手，要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华国锋在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并不友好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把反对霸权主义这一针对苏联的内容写入了条约。这在苏联引起了新的愤怒。……尽管苏联在反驳时宣称，正是中国自己在谋求“霸权主义”
，但是，在１９７８年底，两国关系的改善还是出现了一点点迹象，苏联政府任命斯杰巴科夫接替托尔斯季科夫担任驻中国大使，后者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邓小平领导“思想解放运动”
１９７８年，中国国内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
，这同邓小平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随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受到“四人帮”支持的政策实行拨乱反正，继续坚持毛泽东政策的华国锋所担任的总理职务于１９８０年９月被支持邓小平政策的赵紫阳所接替。
１９８１年６月，华国锋辞去了党的主席职务，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接替了他这一职务。
官方仍旧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以前具有的特殊地位已经降低了。毛泽东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公开进行批判。承认这些错误，为邓小平对十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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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期间的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为思想解放，现代化，“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资经营，特别是在华南、华东的经济特区开展经营创造了条件。
苏联认为，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极“左”路线转向“修正主义”的“右倾政策”。……
北京自己已信奉“修正主义”
，如果继续谴责她的对手苏联是“离经叛道”
，对北京领导人来说，难免显得有点滑稽。
毛泽东作为北京制定政策时的思想路线的指导者，占有中心的地位，同时，他作为苏联政策和实践的反对者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他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都已下降了，因而，重新评价中国对苏政策的一个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中国一开始曾反对苏联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但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抛弃了以前特有的东西方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现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信奉与自己原来的看法相反的观点，并且主张同西方，包括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一度赞同建立全球反苏联盟使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的观点。……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不承认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期间，中共９篇攻击苏联的系列文章有什么错误。但现在承认，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
，然后加以攻击是不适当的。在作出这一让步的同一个月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座落的那条街恢复了它以前的非政治性的街道名称，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这条街被易名为“反修街”。尽管作了这些调整，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仍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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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视态度是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它的国内政策，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８０年４月胡耀邦和邓小平本人对苏联外交政策所作的严厉的批评中看出来。
自卫反击战前，邓小平曾访问美国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时，人们引用他的说法，即中美互相敌视已３０年了，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结束了。虽然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两国共同的利益，要求我们洞观国际局势并用长期的战略眼光来检查我们的双边关系，两国不但要自己不谋求霸权，而且要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企图。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世界还不平静……我们不愿意打仗，除非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邓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官方从来就不是失败主义者，当然，中国为之担忧的是——这正是邓小平求助于美国的目的所在——建立反苏的大联盟。
与此同时，任何有关中国可能蜕变为侵略者的恐惧完全可以消除。
邓小平驳斥了中国“好战”以及中国是全球灾难的潜在根源的滥言：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侵略的牺牲品，即使今天仍然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
“战争的危险首先来自那些天天散布和平与缓和烟雾的战争狂，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明智的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这种危险。”
和美国记者共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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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注意到１９６３、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美苏所达成的三个协定。
即使美国公众也承认两国军事力量大体相当。
中国反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不能仅仅通过谈判和协议就能受到抑制或者削减，我们中国人民认为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所以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尽力阻止和消除他们所做的，并且粉碎他们想做的一切。
在邓小平看来，日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也是苏联威胁的主要目标。在回答瓦尔特、克朗凯特和《时代》周刊记者提到的关于邓小平对日本、美国和中国缔结条约的建议时，邓承认，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是邓小平后来对《时代》周刊记者阐述的）应该团结起来，认真对待战争危险的挑战，我们不需要任何条约和联盟，我们需要的是对局势的共同理解和一致努力。当美国记者克朗凯特进一步问邓小平对苏联威胁的真正性质的了解是否比对美国领导人更多时，邓闪烁其词地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采取更有效和更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霸权主义带来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一场军事行动，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尽管它是由苏联支持的。
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
对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２月访问美国时的讲话，彼得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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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报》分析说：它“充满了彻底的反对和敌视苏联的偏见”。邓小平同意７０名退休美国军官的意见，这些军官对任何在裁军领域里达成协议的想法都持反对态度。邓小平宣称，即使签订了一个裁军协议，军备竞赛仍将持续下去。
彼得洛夫接着说：从邓小平访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对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作了如此的翻新：帝国主义完全消失，甚至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盟友。北京发现它现在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要充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领袖，要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力量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即使是空洞的承诺它也难以启齿了。而不久前，它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决忠于这两个信念。
随后不久的日子里，《真理报》又提到邓小平，说他在华盛顿曾经宣布：“苏联是人类和平的威胁”
，并且他号召“一致坚定地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该报还引证说，邓希望“把华盛顿拉入反苏队伍”
，他放弃了缓和紧张对抗的政策，指责各种控制军备竞赛的努力，并且呼吁建立一条反苏的统一战线。
《真理报》宣布北京领导人是“东方的战争根源，霸权主义”
，指责他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各国。还指责邓小平访美是为发动反苏“煽惑游说的一星期”。在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时，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与此同时，在“反苏骨干集团”中十分卖力的卡特政府迫切希望打出“中国牌”来压莫斯科单方面让步。
２月１０日，《消息报》推出了一篇题为《危险的道路》的文章，其中说道：邓小平富有侵略性的声音，在东京就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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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的严重关注，日本害怕莫斯科进行反击。在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邓小平要求日本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予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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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莱耶：
邓小平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
朱恩·丢弗尔·德莱耶是美国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事务的知名专家。
１９８９年，他在纽约派拉门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的专著，受到外交界、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德莱耶先生从外交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改革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肯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所作出的贡献。
下面的文字是从德莱耶先生《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摘译的。
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邓小平的领导地位经历了３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他首次建立起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但仍在继续为赢得全面的领导地位而斗争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奉行谨慎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是他首次巩固了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而处于权力顶峰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利用自己已巩固了的地位，在外交上采取了几个大的主动行动。这些主动行动与他的个人政策取向和政治形势是一致的。
第三阶段开始于彼此竞斗的政治联盟重新出现之时，这限制了邓小平在使用外交策略上的自由，其结果是，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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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外交政策更为谨慎。
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间，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外交政策上会作何种取舍。作为周恩来信任的出掌政府大权的人选，他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注重与华盛顿结成不言而喻的战略联盟，以抵销苏联的力量。
１９７４年，他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与美国相比，“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
与此相似，邓小平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保证说，正常化“最终”将实现。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抵制苏联的野心。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为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增加了更大的动力，因为他谋求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以获得先进技术。
因而，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已经准备好至少维持美中安全关系的现状，并寻求在适当的条件下发展这种关系的良机。所需要的只是合适的国内国际条件。
华国锋在后毛泽东时代对政治、经济领域里的事务逐渐不再负责，并把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责任很快移交给了邓小平。
与经济领域相比，毛泽东、周恩来也确实造成了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人才空缺。华国锋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李先念副总理虽说在毛泽东去世后一直负责接待外宾，但他的作用仅限于他资格老，而不是因为他有经验。因此，邓小平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缺。
５０年代里，他在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活动就很活跃，１９７５年，他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并经周恩来同意，负责制定外交政策。
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塞路斯·万斯，这时他的权威已显而易见。当时，邓小平刚刚正式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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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他１９７６年４月被解职前所担负的领导职务。
对美国代表团来说，事情很清楚，他对制定外交政策负有根本的责任。
１９７８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向前发展。
这一年邓小平负责两次使命：引导中国绕过柬越冲突，然后反击河内对越南华人的政策和它对柬埔寨的占领。
邓小平负责掌管外交事务以后，面临着华国锋先前所面临的战略僵局。苏联人利用华盛顿竭力远离东南亚大陆冲突的心理，在中国边境扩张。
１９７８年，莫斯科成功地把河内拉进了苏联阵营，而越南正准备以自己扶植的领导人取代金边的波尔布特。问题日益尖锐化了。中国的后院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河内１１月份与莫斯科签订了安全条约，１２月份即入侵柬埔寨。越军入侵柬埔寨一年之后，苏军入侵阿富汗。
这样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对苏政策没有变化的余地，但可能使中国努力谋求中美关系能更为友好地发展。然而，无论怎么说，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在对美政策上和华国锋一样很容易受到责难。虽然他已经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并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但他必须考虑巩固自己对政治官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地位。因此，尽管邓小平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但他对可能削弱自己未来领导地位的批评仍很敏感。在万斯访问北京期间以及访问之后，邓小平地位的这种不稳固性和由此产生的保守态度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在与万斯的谈判中，他几乎不愿意去谈台湾问题，明显地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后来，白宫发表的报告指出，会谈就美中关系正常化取得了进展，并说中国领导人对正常化的条件表现出灵活性，这时邓小平尖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