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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依靠“人治”胜过依靠“法治”的政治结构在整个时代一直存在。……在中国，被称为“关系学”的人的关系网，常常超越制度和法律。……人控制制度和组织的倾向在中国很严重。
第五，关于政治权力依赖于军队和公安等专政机关的政治结构，基本没有变化。从政治发展的理论上说，军队的作用和与平民百姓的关系状况成为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原来就是军队，所以军队的作用比较突出，军队与平民百姓的区别极为暧昧。在老一辈革命家占大部分的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到了邓小平时代，革命的一代人相对减少了，而且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军队的作用降低了，军队的职业化、专业化加快了，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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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鲍大可：
邓小平后的中国
鲍大可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发表过多种著作。本文摘译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外交政策研究所系列论著《新世界——新方向》，是鲍大可有影响的论文之一。
鲍大可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进程，并对此作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为“毛泽东时代”
，１９７８年后为“邓小平时代”。
他赞扬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１０年中走上了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他认为，正是因为改革，才使中国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鲍大可有感于１９８９年后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巨变，运用他多年来观察、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来回答普遍存在于西方人心理上的两个问题。中国是否也将重蹈苏联覆辙？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不会改变改革的进程？鲍大可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中国不可能走苏联同样的路，因为不论从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方式，还是国内民族关系来看，中国社会的构架都不会随同苏联东欧国家那场“雪崩”而陷于坍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策连续性大于变动性，即使有某些变动，中国也不可逆转地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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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们关注邓小平引退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历史学家们称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为“毛泽东时代”
，他们也一定会把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历史时期看作是“邓小平时代”。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１０年中走上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
然而，随着１０年的快速增长，它也面临着不断累积起来的一些问题。
由于８７岁高龄的邓小平自７０年代末以来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他在将来最终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个时候就会成为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许多分析家在他们估价继承问题的过程和可能结果时，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邓小平自己的引退上面。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专注会使中国当前形势和继承问题的性质的复杂性模糊起来。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代与代之间的接替”
，在很短的时期内，那些“老革命家”中的大多数将因病弱或去世而退出政治舞台。
这些老革命家的年纪都已在８０岁以上。
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这一“滚动式的接班”将需要多长时间，但它最多不会超过几年。
当所有老一代领导人引退之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动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各自支持者的离去，继任者们将不得不明确自己的立场，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寻找自己正统性的依据，建立起他们彼此之间的新关系。与此同时，在“滚动式的接班”的过程中，当某一位党内老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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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引退之后，领导层内部的平衡就将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偏转——虽然并不一定都很明显——或倾向于更保守的方向，或倾向于更积极进行改革的一边，这取决于老一代领导人中谁先离去，谁后离去。
很可能在整个继承过程中，或在进入邓小平之后时期的最新阶段，中共最高领导层仍将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它包含着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并受到矛盾冲突的冲击。毫无疑问，政治平衡将会出现倾斜，从而带来政策的改变，但在领导层出现重大变更之前，这些政策的变动只能是部分的和有限度的调整，而不可能是采用任何意义上的全面的新战略。
要采用全新的战略，只有到更强有力的一致性出现时才有可能。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会出现逆转吗？
１０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进程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会出现长期的根本性逆转吗？没有人能断言这不可能。但是，从我们对中国当今和未来领导人的了解而言，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任何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观点加以归类的作法，都难免要流于简单化。当然，如果人们希望对中共领导人在未来时期内可能发生变化的因素作一估价的话，那么对他们加以划分的想法又是合乎情理的。
事实上，中国所有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国家奉行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口号都是赞同的，虽然笼统地来说，各人在赞同的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因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可以看作是某种经济改革家。不过，如果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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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粗略的划分，他们可以分成经济改革大范畴中的三种力量：谨慎的改革派、稳健的改革派和大胆的改革派。要确定高级领导人中谁属于经济改革的反对派或主要的保守派是困难的，因为，那意味着谁主张要退回到斯大林式的统制经济中去，实行高度集权和无所不包的计划。或者要复苏毛泽东主义的民粹式政策，或者干脆希望改革进程就在现阶段停止不前。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试图公开确定任何全面意义上的保守性的经济计划。
谨慎的改革者们在朝向市场化和私有化发展的问题上将赞同仅仅采取非常渐进的方式，他们将试图坚持国家计划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继续占主导地位。
稳健的改革派将推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他们也主张实行渐进主义。尽管稳健改革派认同于计划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要求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看来他们也不主张过快的改革，其原因在于担心过快的改革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大胆的改革派试图推动最为迅速和更深远意义上的经济转体，其中包括实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大幅度削减国家的计划，变直接的计划指令为间接的宏观调控，建立起市场的主导地位，并鼓励更大程度上的企业私有化。这一批从领导人继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改革家，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将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最终结果几乎也可洞见，但在最近的未来，很可能是稳健的改革派先领风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不过，大胆的改革派在稍后的阶段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领导权交替，产生出新的一代领导人后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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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极端反对改革的倾向是难以完全排除的，特别是如果中国遭受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出现极大的社会动荡局面之后。鉴于中国领导集团有能力避免这类难以控制的局面发生，因而出现这种倾向的可能性很小。
邓小平后的中国不可能抛弃对外开放政策
当中国实行国内改革时，它也正在广泛的范围内变革着它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变革是在１９７８年实行了“开放政策”。但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提出了“独立”
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宣称不与任何国外大国结成紧密的战略盟友。
实行开放政策是基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种认识，即在经济上，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较小的邻国。在放弃毛泽东时代追求的自给自足和孤立主义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宣布，要加速中国的发展，就必须放眼世界，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名符其实的成员，并尽快扩大引进外资、技术、商品和知识。这样做的成果是辉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国外贷款以及外国投资的增长，其速率比外部世界所可能想象的要快得多。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已经牢固地同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纽带连在了一起。对外贸易的增长已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在稳步上升，特别是中国的沿海省份已相当深地融入亚太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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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邓小平和中国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他们信奉的对外开放政策从未发生过动摇。这在邓小平以后的时期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抛弃对外开放政策，就不得不重新提出一套全新的发展中国的战略，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替代性方案。此外，任何试图重新实行内向性经济的作法，都会造成经济滑坡，从而带来新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转向对外开放上来。因此，在邓小平之后的时期，中国的前景将必定是继续同世界经济相连接，并且，外部的影响可能继续增大，推动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实行改革。
没有人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某种非预期性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但是在目前，事情很明确，那就是政策连续的可能性将大于变动性。
中国不会重蹈苏联覆辙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初始的问题上：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吗？可以说答案大约是否定的了。那么，中国是否会成为保守的共产主义的最后营垒呢？答案同样是：更没有这种可能性。
变革之风已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它的改革，但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并非穷途末路。
７０年代末开始的发展，中国的改革进程虽然在１９８９年遭到严重挫折，但它必定在不久的将来，即如果不是在年轻一代领导人掌权之前，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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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重新向前迈进。如果保守势力试图从根本上扭转改革进程，那他们势必招致如同目前正席卷苏联的那种破坏性飓风。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更有可能的是，尽管道路曲折，中国都将继续沿着崎岖山路摸索前进，继续改革的事业。在前进的征途上，中国会不断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但这却是以它自己的速度进行的，并且，它会始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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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杨力宇：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杨力宇先生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１９８３年６月，杨教授访问中国，邓小平于该月２６日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为题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会见杨力宇教授时的谈话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主要原因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时第一次详尽阐释了“一国两制”
这一概念。
同年８月，杨教授在香港《广角镜》８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台湾与香港》的文章，披露了邓小平与他谈话的要点和一些细节，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下面的文字摘自于他的上述文章。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指邓小平）特别提到“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他说，在这个大原则下，其他一切建议和方案均可考虑、讨论及采用。但他强烈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因此，他说，中国的许多行为是针对着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而非针对台湾，中国更无意孤立和打击台湾。
因此，他希望国民党与中共合作，进行两党“对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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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努力完成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任务，对民族作出贡献。
……
在谈到具体的台湾问题时，邓小平提出，港台回归是中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在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中国将作适当的安排来保持香港的稳定及繁荣。我的印象是，中国对未来香港的构思保持以下各点：一、香港可以有立法权。
在不违背中国宪法的原则下，香港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作为“港人治港”及“港法治港”的基础。
二、香港可以有其司法权，适当的司法机构，及最终审判权。
三、香港可以有适当的外事权，维持适当的对外关系，并可以签证及发出护照。
四、香港可以维护其独特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及独立的对外经济关系。
五、香港将可使用代表香港的旗帜及“中国香港”的称号。
……
在谈到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作了深入的说明。我发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构想，基本上是相同的。统一后台湾和香港均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中国不干涉台湾的“内政”。
所以，统一后，台湾亦将有独立的司法权、立法权、适当的外事权及国际地位。
台湾将使用特有之旗帜及“中国台湾”
这一称号。
台湾亦将维持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及生活水准。
但中国对台湾之构想有一明显不同之处：香港不能保持原有武装力量（英军）
，更不能继续向外国购买武器。邓小平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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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对香港强调“港人治港”
，但对台湾则不能提出“台人治台”的方案，因“台人治台”似有“台独”的涵义。台湾一旦搞独立，就有沦为外国殖民地之危险，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说，中国正积极朝向和平统一的方向走去，但却不能公开承诺和平统一是唯一的统一方式。因为这样的声明将使中国永远不能统一。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国将重视历史及现实，极有弹性，并将合情合理，充分考虑到台湾能接受的条款。他说，台湾及大陆将分别维持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并和平共存。这些原则大致地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台湾不可能永久坚拒和平统一的要求，也许不久的将来，台湾可以同意一切初步的交流（如交换条件）。
双方因此可逐步增加了解，降低敌意。终有一日，双方可以开始接触；也许９０年代，中国统一的任务可以完成。
然而，在完成此一艰巨的任务以前，还有无数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只有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的共同努力下，此一任务才有完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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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杨鹏翔：
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
杨鹏翔先生是居住在澳门的海外华人作家。
１９８８年７月，他出版了有影响的长篇著作《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在海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国内也受到普遍好评。他的书，以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特有的感受和洞察力，描述了邓小平在指导、推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中的伟大思想与实践，阐释了十年改革给国家和民族生活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杨鹏翔先生以前是个反共的作家，曾写过不少反共的作品。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杨先生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自己这样说：“过去的冤家可以改，历史上的‘英德世仇’‘法德世仇’早改好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不正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吗？
“改革在全世界蔚然成风，并不出奇，它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时代的脉搏，出奇的是这改革的火炬是在东方的中国首先擎起。
“我自己也在改革，四十年前的反共作家，觉得同室操戈毫无意味，在思想上不再偏颇而采取中立态度，这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改正与革新嘛。
“我不怕千千万万昔日知我的读者，和过去共同工作的朋友批评我，我是从人类的前途和民族前途来认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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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杨鹏翔先生在写作中尽可能采取客观态度，把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溶化到实事求是的描述之中，使人读后产生全方位的感受，从而体会到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