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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２４岁时就担任了中央秘书长，在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那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候。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顶住“左”倾错误作法，因而受到撤职处分。这是邓小平政治上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当时２８岁，但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品格。这是毛泽东永远不能忘记的，乃至在１９７３年再度启用邓小平时，还特意强调这一点。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一起率部挺进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太行、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特别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邓小平作为前委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等一道组织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毛泽东夸奖邓小平等人：“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在指挥作战的同时，邓小平还善于总结经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后，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建立有３３个县的大别山新解放区。当时，如何在新解放区开展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毛泽东正收集各方面意见。邓小平及时总结大别山新解放区的经验，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８日写了《复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２月１７日，毛泽东向全党批转了邓小平的报告：“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淮海战役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又率第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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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战军跨过长江，直捣南京、上海，迅速解放了苏皖浙赣等省。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邓小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又和刘伯承、贺龙等马不停蹄，率部进军大西南。
因此，毛泽东脱口称赞邓小平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是很自然的。
办事公道、稳当，看问题有眼光
建国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极为器重。
１９５２年７月，邓小平调北京，担任重要的职务——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等职。
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总书记，成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组成的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中的一员。此后，邓小平一直处在一线，协助毛泽东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在他推荐邓小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时说的。在讨论党的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提议设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３日，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安排作了说明。
邓小平同志表示，他还是比较安于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赞成就顺了。接着就夸邓小平的优点。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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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毛泽东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过不少肯定的评价，但得到他这样的评价的大概不多。
这个人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１９５７年访苏时同赫鲁晓夫说的。邓小平刚到中央不久，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这时高岗和饶漱石及林彪等人搞阴谋活动，拉拢邓小平，想拱倒刘少奇。邓小平明确向高岗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高岗又找陈云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陈云和邓小平的警觉，他们将这些情况如实报告毛泽东，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很快揭露并挫败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夺权阴谋。
邓小平在负责处理高饶事件中，以及后来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邓小平随同前往。在莫斯科，毛泽东在一次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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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参加学习，１９２１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很有发展前途。
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加以区别
随着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生发展，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他的分歧和矛盾也不断发生发展。特别是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推行越来越“左”的政策和作法，邓小平不予以支持配合。在那特定的历史情况下，邓小平采取的是一种沉默或者回避的态度。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小平大多与周恩来坐在一起，或坐在彭真旁边，有时挨着贺龙和刘少奇坐，总是坐在离毛泽东稍远的地方，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邓小平耳聋，他总是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敬而远之，不听我的话。”
对这事，后来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的。
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
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
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北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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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独立王国”
，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终于当作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
打倒。
但是毛泽东对待邓小平还是留有余地的。
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林彪、江青一伙鼓噪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因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后来，林彪、江青一伙曾想谋害邓小平，被毛泽东发觉后，挫败了他们的计划，邓小平得以幸免于难。后来在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被下放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以往的政策作了调整。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起，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平反，重新担任党、政、军职务。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
１９７２年１月，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大会。
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见面时，毛泽东不仅称赞陈毅“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好同志”
，而且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把邓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显然，毛泽东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是毛泽东欲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第一个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
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事件始末的传达，也得知了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他十分激动，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和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邓小平在１９７２年８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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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揭露了林彪和陈伯达的一些问题和事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愿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写道：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６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６８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江西省委转中共中央办公厅再转到毛泽东手里。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注：指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印发中央各同志。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基于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事实，因而是错误的。对邓小平的有些评价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功绩。在当时，毛泽东能说出这样的评价是很难得的。这个批示成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转机。此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说邓小平“行方思圆”
，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他是个好战士，懂得同俄国人斗。
１９７３年２月，邓小平接到了返京通知。
３月１０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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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８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
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１２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决定八大军区对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接着又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做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还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通知称：“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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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你开了个钢铁公司，我赞成你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开始“解放”和启用了一批老干部；另一方面继续任用“文革”中青云直上的新贵们，王洪文这样造反起家的人物居然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仍是政治局委员。
“十大”之后，王、张、江、姚结成小帮派，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更高的权力。这样，党的高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的对抗，一方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为代表们的正确力量，他们为纠正“左”的错误而殚精竭虑；另一方则以王、张、江、姚等阴谋家、野心家为代表，他们总是兴风作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加紧了夺权活动。
１９７４年初，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以为时机到来，处心积虑地把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对此，毛泽东表示不满，７月１７日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且自６月以后，毛泽东会见外宾已不再要王洪文陪同，而改由邓小平陪同。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和以往形成极大的反差，“四人帮”
顿时感到孤立和紧张。
１９７４年４月，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言，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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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热烈欢迎。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邓小平的发言，扩大了毛泽东和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敏感的外国评论家、记者们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邓小平，毫无疑问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张春桥看到这些报道，气得七窍生烟。
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病重，而邓小平的地位和威望日益上升，接替周恩来是完全自然的事。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周恩来住院治疗。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武汉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诉他，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预料与担心的事果真发生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使“四人帮”更加恐慌，他们决定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借口“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崇洋媚外，逼邓小平表态，企图一箭双雕。邓小平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大为恼火，在会上胡搅蛮缠，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当天深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紧急密谋。因为丹麦首相偕夫人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
他们害怕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说明事实真相，决定派王洪文赶在邓小平之前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以混淆是非，使毛泽东改变主意。
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飞抵长沙。
下午２点，毛泽东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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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九所６号楼接见了王洪文。在对毛泽东的汇报中，王洪文故弄玄虚，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蔑邓小平为了“风庆轮”这件事，与江青吵得很厉害，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
，“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王洪文利用汇报四届人大会议筹备情况，诬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污蔑周恩来、邓小平的同时，却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似乎明白了这位副主席此行长沙的真正目的。他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