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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污蔑周恩来、邓小平的同时，却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似乎明白了这位副主席此行长沙的真正目的。他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王洪文批评道：“商量工作嘛！
有意见当面提，这么搞不好。“还告诉王洪文：小平同志会打仗。言外之意，邓小平比你们经验多，能力强。还提醒王洪文：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用加重的语气，告诫王洪文：”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张玉凤始终在场。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后，张玉凤回忆当时谈话的情景，写了这样的证词：“‘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之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很孤立，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搞掉，把权夺到手。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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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王洪文到湖南的目地（的）
，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恩来，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告状不成，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于当晚怏怏回到北京。
在王洪文来长沙告状的同一天中午，江青还召见将要陪同外宾去长沙的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想请她们也在毛泽东面前替他们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
１０月２０日，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一行在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新闻司副司长章含之陪同下，来长沙拜晤毛泽东。
当天，王、唐陪同外宾会见毛泽东后，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对江青十分恼火，气愤地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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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同志已经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联系１８日王洪文来告状，毛泽东明白，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必要提醒江青等人注意。因此，他明确对王、唐两人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停了一下，他又一字一句地说：“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要王、唐两人回北京后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
“四人帮”万万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竟触怒毛泽东，并促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加重用。
１１月１２日，邓小平再次陪外宾来到长沙拜晤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和邓小平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一开始便以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
“我赞成你。”毛泽东指的是“风庆轮”一事，邓小平同江青的斗争。
邓小平则很平静地回答：“我实在忍不住了！
不止一次了。
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毛泽东又指着王、唐两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谈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好！”
邓小平在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时，表示：“责任太重了点。”
毛泽东劝邓小平：“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了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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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和鼓励，使邓小平信心更加坚定。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十分热情，两位老战友互致问候和关照。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在硬挺，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还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对王洪文，毛泽东则比较冷落。据有关记录，这一天毛泽东就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
有没有，我看有。“
２３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主要讨论了人事安排问题。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称赞道：“他政治思想强。”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脑袋。并指着在坐的王洪文说：“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治）
比他强“。
只有小学文化的王洪文听不懂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是什么意思，十分尴尬。
毛泽东又接着明说：“他没有邓小平强。”
还边说边用手中的铅笔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脸都涨红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当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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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给邓小平加了一个职务，并称赞他“人才难得”
，边说边在纸上写下了这几个字。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在十届二中全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的：毛主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在次日的谈话中，王洪文又一次透露了他们一伙要权的野心。
毛泽东当即严厉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告诫他，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并举党内斗争为例，对王洪文进行教育。毛泽东还责令王洪文就这段时间所犯错误写一份检讨交他。王洪文不得已于第二天写了一份检讨，但并没有交给毛泽东，把它带回了北京。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被捕后，这份检讨才从他的住处搜出来。
由于周恩来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任职提议迅速得到落实。
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１月８日到１０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１月１３日到１７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说不翻案，靠不住啊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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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重重的处境，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对“文化大革命”
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强调各方面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的老领导的同心协力配合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并取得显著成绩。
邓小平的整顿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顽固抵制。他们把整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
，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打“土围子”。借批《水浒》，诬蔑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
特别是１９７５年９月，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后，受“四人帮”指使，多次向毛泽东作歪曲事实的汇报，攻击邓小平。如：“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我感到一股风，比１９７２年借批极左，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一些。”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虽然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但不容许否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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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毛泽东对”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
、批《水浒》，诬陷、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险恶用心，曾有所觉察，提出了批评，在不同场合还说过“邓小平是实干家”
，“邓小平是邓水平嘛，他有能力”之类的话。但由于“四人帮”一伙的诬告、谗言，毛泽东最终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开始停止了他的部分工作，“专管外事”。不久，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四人帮”的两个亲信人物）为借口，说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而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样，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９７６年２月，党中央陆续传达了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这些谈话中，毛泽东错误地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
，“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说不翻案，靠不住呀！”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以目乱纲，再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些谈话公布后，全国开始公开批判邓小平。
４月清明节前后，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拥护邓小平为内容的天安门事件遭到镇压。
４月７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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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打倒。但毛泽东并没有将邓小平打死，依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使得邓小平能第三次东山再起。
历史证明，毛泽东听信“四人帮”谗言，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复出后，“翻案”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将邓小平打倒之后再次重用他，邓小平第三次站起来后仍然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充分展示了两位伟人的博大胸怀和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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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你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原籍浙江绍兴，１８９８年生于江苏淮安。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１９２４年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事部部长。
１９２７年３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８月１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他自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他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战胜利后，又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共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１９３３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邓小平；那么，周恩来比毛泽东则要提前了大约１０年。他们于２０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即在一起了。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对他与周恩来不同寻常的交往有一段深情的追念。
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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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接着她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可以接替毛泽东来“掌舵”
１９６５年，在“文化大革命”
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总是在众人（包括外国人，如赫鲁晓夫）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另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太了解了。是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周恩来特地把他从蒙达尼区调到巴黎，与陈延年共同负责编辑《赤光》，邓小平具体负责油印工作，“油印博士”
的绰号就是周恩来给起的。
１９２７年周恩来与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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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他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环境的险恶，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之间也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这些绝密情况。他将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从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而邓小平当时年仅２４岁。建国后，邓小平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处于中央工作的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
在军事上，邓小平２５岁就领导了百色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配合刘伯承作战，刘伯承主军，邓小平主政，刘、邓大军成为一个震撼历史的名字。周恩来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刘伯承是举轻落重，邓小平是举重落轻，二者相得益彰。所以无论是党务、政务、军务，邓小平都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对此，周恩来当然是心中有数的，也许在他看来，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周恩来的这种选择在他病重期间再次表现出来。在毛泽东暮年和他自己病重的时候，推出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接班人的地位是很自然的了。
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