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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他们认为有关水门事件的指责算不了什么大事。
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们都心情愉快兴致很高，好像有意要打破常常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演员，报纸后来说许多观众流下了流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日记）
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两方面的。
邓小平说话生动幽默
第二天早晨，邓小平和我国助手们一起举行的会谈比前一天的会谈要轻松愉快得多。我们讨论了两国彼此的一些产权要求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时两国互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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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一些财产）
，并保证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邓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相当熟悉。
我简要地谈了有关最惠国待遇的立法问题，谈到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包括在内而不给苏联这种待遇，就会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同苏联不能相提并论。
我就互派留学生的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喜欢他的决定，就是所有美国人得自成一体，生活在与外界相当隔绝的环境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他解释说，中国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来满足美国人所习惯的最低标准，我认为他的理由不够充分，因此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你们同意可以有多少学生去中国以后，我们希望你们不要限制谁能去谁不能去。”
他微笑说，中国的力量还顶得住几个学生，中国人不会根据意识形态来审查学生。他说，对美国驻中国记者的旅行范围会有一些限制，但是不会实行任何新闻检查。
“我要求他（在他在美国期间公开发表谈话时）
提一下台湾问题并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他说，他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并且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们才不会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或失去耐心，一是迟迟不能谈判；二是苏联人进入台湾。他要求我过了今年以后在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要慎重。他还表明，他们不赞成出售任何武器。“
（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３０日日记）
我把我们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邓：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谋求影响我们的拥有主权的盟国的政策。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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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立场。这很好。”
在几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另外一些问题，有几个是非常机密的问题。
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兹比格纽在自己家里设晚宴招待邓，席间，兹比格纽评论说，中国人与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别的国家。邓想了一想，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我们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等协议。当时，有人问他：“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当邓回答说：“有”时，人人都侧耳听他怎么说，他停了一停之后说道：“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愉快的仪式过去了。现在我们得从事在国会通过立法使我们的协定生效这个困难的工作了。
支持我们的力量不小，但是也有一批积极活跃的右翼政治集团仍然坚持美国无论如何应当帮助蒋介石的后代夺回大陆。在他们看来，台湾就是中国，毫无办法说服他们改变想法。他们要想制订一个法律来改变我已采取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行动，或者在这个法律中写进一些中国无法接受、以致中国会拒绝整个协定的条款。幸好，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我们。
“我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坚决把住关。
如果把这项法律改得违反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或者，如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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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安全有关的措词超过了条约本身的措词，我将不得不否决这项法律，那时，再要与台湾实际打交道就一概不合法了。
（摘自１９７９年３月７日日记）
虽然我说要否决并非虚声恫吓，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对台湾采取负责态度，因此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得不为同国会一起确定最后的法律而努力。
有些议员慷慨激昂，哗众取宠，在新闻界和家乡选民面前大出风头。但是，我们终于占了上风，这时距离终止与台湾的条约，开始实施同中国的正式协定只剩下几天了。
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几项任务比我在就任之初所预料的要令人愉快和满意得多，中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当初认为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也许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可能对我们涉及的台湾的问题上的一项或几项重大原则拒不让步，我们还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可能同中国发生某种关系更重大的对抗，或者，可能在我国人民中间和在国会遭到无法解决的政治上的反对。
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顺利。无论是在建交之前还是建交之后，中国人对我的其他职责，对我们国内的其他现实都表现出十分了解。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关于我们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作用，以及我们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言论都是有益的，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给我们同他们建立的新关系加上反苏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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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什：
邓小平，一位来自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乔治·布什是继罗纳德·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
７０年代初，在杰拉尔德·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外主任。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他为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加强中美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已担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派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仍破例接见了布什总统的这位特使，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并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当时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３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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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在他看来，当时，邓小平“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和周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
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布什特别注意到：”邓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但他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
乔治·布什曾多次访问中国，邓小平曾多次会见他。
１９８９年２月布什访问时，邓小平亲自会见他，发表了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的重要谈话，这一谈话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下面是从布什的回忆录中摘译的。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２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３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２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
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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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
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１９６４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１９３８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
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１１００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之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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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赫鲁晓夫：
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
尼基塔·谢米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自１９６０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以来，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赫鲁晓夫１９１８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１９２９年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１９３４年起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９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２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前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赫鲁晓夫被迫“辞职”
，此后，靠领取退休养老金生活。
１９７１年因病逝世。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三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曾有过多次接触。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全面展开，冲突日益升级，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之间有着正面的交锋。
１９７４年，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据这本书的英译本编者称，赫鲁晓夫生前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用了４年时间录下了长达１８０小时的谈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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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９月，赫鲁晓夫逝世后，他的家属和朋友通过秘密途径把这部分录音带和录音记录稿送到了西方。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报道，这些录音带在美国经过音图鉴定后，证实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声音。
自该书于１９７４年在西方出版后，苏联官方始终都没有发表正式评论。
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包括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特别是涉及国内外政策的演变。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国》中，赫鲁晓夫详细谈到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由来，谈到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谈到了他的３次访华，谈到了他对中国的“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当然，他的回忆录当中不乏对中国内外政策，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和诬蔑，这是不足为怪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交往当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到邓小平。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纪念活动。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翻译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毛泽东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李越然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毛泽东在这个信封上签了“毛泽东”
３个字。
原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第一次共同进餐时，毛泽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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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划，像分清职责一般，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
毛泽东考虑，他和赫鲁晓夫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不能谈崩了，必须留有余地。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先谈，这样回旋余地大。
在赫鲁晓夫看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
，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然而，在欧洲，圣保罗早已肯定这种发式是“给上帝的荣耀”
，象征着男性的力量与雄伟。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前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面对他们的谈判对手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邓咄咄逼人的才气和勃勃向前的进取精神，不得不报告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
后来，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当面对毛泽东苦笑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
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下面的段落是从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摘录的：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
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
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
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现在说一说邓小平。前面我已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