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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１９０７年生，山西灵邱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山西大学。
１９３６年参加组建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
１９３７年参加领导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担任决死队三纵队司令员。
１９４１年后，任晋鲁豫边区政府委员会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
１９４９年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贸部部长、财政部顾问等职。
他专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于解放前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对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有很深刻的了解。
其中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邓小平长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党政军的关系，其特点就是抓大问题，而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多年后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时说：“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谈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和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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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太联办以及后来的边区政府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他说那时邓小平同志所抓的大事主要一是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二是精兵简政；三是重视财经工作，实行生产救灾。以建设边区民主政权为例，戎子和同志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
随后北方局开会决定成立冀太联办，党中央根据发动全民族抗战的需要，采取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举措。当时“三三制”规定：“无论行政机关或是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能占１３或少于１３。”
A A为了认真彻底地贯彻党中央的决定，邓小平这个时期提议在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前，首先成立一个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临时参议会，再由临参会来筹备选举边区政府。
“三三制”
刚颁布时，一些党内的同志不十分理解其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我党的领导。
１９４１年５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戎子和同志说：“文章深刻阐述了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施民主政治，说党对政权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整个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是有指导意义，影响是很大的。
文章发表后，冀太联办的中共党团，曾认真地学习过，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据我的回忆，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基本上得到了落实。“
但是，作为当时晋冀豫边区党的工作的最高负责人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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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并没有在具体的事情上干预。戎子和说：“我在政府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从未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直接干涉边区政府具体政务的事。从这一具体事实上，证明当时的党委对政府的职能很尊重。应该由政府办的事，党委决不插手，更不包办。”
他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戎子和说：邓小平写文章，作报告，讲话都很实在，从来不说高言，不发空论，实际上就是坚持办实事，对于抓财经工作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重视财经工作并非今日始，而是早在４０年代初的根据地时就开始了的。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再加上连续的旱灾和蝗灾，使根据地一度进入最困难时期。这时小平同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精兵简政，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著文作报告，分析困难，采取措施，增强大家的信心，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戎子和同志对１９４３年７月邓小平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深有感触。他说这篇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喜欢看。
“小平同志的文章人们之所以喜欢看，最重要的一点是真理与实践相结合，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是同小平同志对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领导，同小平同志一贯注意财经工作以及他正确的财经思想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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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戎子和在财政部工作，邓小平那时也兼任财政部长，抓财政工作更是实在，戎子和同志回忆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尊重。
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把毛泽东同志对财政问题的指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记得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财政部开始编制１９５４年国家预算草案时，一天，邓小平同志特意找到我，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我想了想回答说：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不少指示，财政部还编印了一个小本本。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主要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他听后，沉思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编制了１９５４年预算收支计划。
１９５４年６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１９５４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出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
同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
后来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日子过得不错。所谓日子不错，就是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１９５３年的资金紧张局面。”
他坚持权责分明
邓小平办事果断，既敢抓又敢担担子，但他坚持权责分明，从不含糊。
因此，对于他的指示，下属是易于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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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对此回忆说：“那时候，小平同志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我们党组几个人谈外，平时大体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当时正是１９５３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小平同志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次部办公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一个准则性的回答。由于权责分明，使得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自那以后，我们每个副部长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都是很谨慎的，很负责的，从不敢随随便便，但心情却是舒畅的。此外，小平同志听汇报时，总是要求反映情况真实、确切，数据明白、清楚，反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
他关心下属，使人永生难忘
邓小平同志在全局工作中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当许多“小事”将会影响到“大问题”时，他却是无微不至的。戎子和满怀深情地说了两件事：“早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干部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减少到七两，我的体重从１２５斤减到１００斤。一次小平同志约边府杨秀峰、我和李一清同志谈工作，我和李一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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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不足，就打起了瞌睡。
小平同志看到眼里，触动心情，就当面告诉杨秀峰同志，边区政府厅一级的干部一个月津贴增加到１０元。“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１９５３年夏季财经会议上，我受了批评，情绪消沉。小平同志到财政部后，看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子和，我看你受批评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小平同志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表现了他对下级干部的爱护之情，使我深受感动，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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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香山：
邓小平的讲话艺术与工作作风
张香山，１９１４年生，浙江宁波人。
１９３７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科长、副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现为中日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中方主任委员。译著有《现实与典型》、《战斗着的日子》、《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等。
张香山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从上海来到晋北八路军前方政治部驻地，与邓小平初次会面。
随后８年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
解放后，张香山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邓小平曾一度主管对外联络部工作。张香山曾先后７次随邓小平赴苏访问，两人关系交往密切。
因此，张香山对邓小平有较深的了解。
他讲话新颖，提纲挈领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张香山从上海来到晋北，几乎同期到达的还有几个留日学生。他们被安顿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宣传部王科长通知他们说总政副主任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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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要约见他们。
当时张香山还只听到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对于邓小平是怎样一位同志，在他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但是这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就给张香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香山后来回忆道：“随着王科长走进小平同志的住房，看到王科长向一个约摸３０岁左右的同志敬礼，我们也行了礼。……他站起来，向我们回礼。小平同志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强干，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洗得有些发白的粗布军装。他的住室收拾得很干净，八仙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薄薄的文件，炕上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墙上挂了一个皮挎包。他让我们坐下，叫小鬼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就问我们每人的经历，又问我们来此后对八路军的印象。
由于是初次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话，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回答得不那么踊跃，小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微笑着说，大家可以随便地谈谈嘛。于是大家又穿插地谈了阵。“
这是张香山对邓小平同志这个人的初次印象。接着，邓小平同志谈到了八路军正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新的血液，所以非常欢迎学生参加八路军。他指出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当务之急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华北战场中央军之所以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张香山他们一听邓小平的话，就觉得他的话非常新颖，便很认真地听了下去。张香山回忆道：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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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最后他叮嘱我们说，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他们文化程度低一些，但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做到尊重工农干部，两者要搞好团结。你们遇到有什么不了解的问题或困难，可以同老干部谈，他们会热情地帮助你们的。
张香山听了邓小平的话，很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他的讲话，提纲挈领，干脆利落，不讲客套话，有些四川口音。这次谈话不到两小时，但对我们初到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同时也使我们感觉到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
当张香山回到宣传部，向王科长问了一些小平同志的情况后，他更觉得小平同志不简单，他说：“听了王科长的一些介绍，好像读了一首史诗，总觉得八路军的领导人都有各自传奇式的光彩耀人的革命经历。”
如果说张香山与邓小平的初次会见还只是“印象深刻”的话，那么，后来邓小平的讲话则使张香山同志终生不忘。
他的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千钧之重
１９４０年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为纪念建党１９周年举行集会，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报告。
这个报告使张香山感受特别深。
张香山说：“报告中有一段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有千钧之重的历史份量，因而就一直萦回在我的心头而不忘。”
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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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邓小平在简述了党的历史，讲到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我们党的成就之后，关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所带来后果不同的一段话。邓小平说：同志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地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有切身感受的。当时由于张香山只经历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所讲的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能够不断地获得胜利的这个论断，通过自己３年来的战斗生活，是易于领会的”。而邓小平则在１９３３年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判，并被撤销职务，最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小平自己所谈到的“三上三下”中的第一次“下”。因此他对正确路线下工作如何幸福，要比张香山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张香山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在小平同志作了这个报告后的第三年冬季，太行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转入了抢救运动。这时我才亲自看到了错误的政策会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并使许多干部经受多大的痛苦，不过抢救运动毕竟还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某项工作的政策性错误，所以它是比较容易被纠正的。使我真正地体会到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危害是如何巨大，深刻地认识到在错误路线下，党员干部是无法为党为人民做出像在正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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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所能做出的那样的成绩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错误路线下，一个正直党员的内心是如何痛苦，毕竟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了。这已是后话。不过，在‘文革’这段痛苦的生活中，我就会常常地想起小平同志的那次讲话，并且怀着一种热烈的期望，企盼着错误路线被纠正的这一天终会到来，我们又能享受到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那种幸福。“
早就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早在５０年代就对反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尝试。
那是１９５６年，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意味深长地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这个报告中，他讲了下面一些话：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