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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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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
张香山由于长期与邓小平同志接触较多，因此对这些论述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实践证明，苏共二十大虽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彻底地解决苏共的个人崇拜问题。
中共八大，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并未被纠正，相反的，却是更加滋长起来，以至发展到了极点。这个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小平同志在八大当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真正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也证明了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形成为物质的力量，否则是无济于事的；同时还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带有封建性的社会和国家中诞生出来的共产党，要防止和克服个人崇拜，是如何艰巨而且是要经历长期过程的。“
出国不带秘书
由于解放后张香山在中联部工作，此间邓小平也分管中联部工作，他曾先后７次跟随邓小平赴苏。因此，他除了对邓小平的讲话、论断深有体会外，对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也极为赞赏。
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出国讲究的是免除繁文缛节，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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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出访。张香山对此回忆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来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政治会谈，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和随行人员，总是力求做到很精干。
小平同志自己一般不带秘书。这方面的工作，依靠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也不带随身医生或护士，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护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符其实的警卫。因为到了外国，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面来负责。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
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就减少了代表团内部事务，而整个代表团集中注意力于对外工作。当然，小平同志率领的都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这样也就易于做到免于官气或少些官气。但是党的代表团要摆官气，也未尝不能摆一摆的，我是见到过这样的事的。总之，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平同志率领的党的代表团那样轻装出国，我认为是一个好的风气。如果能保留下来，该是多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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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
邓小平在渡江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曾任区游击队长、副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营长、副团长，太行军区第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支队副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五纵队二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１９６０年后任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１９８２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多年在刘邓大军中担任一般指挥员，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有较多了解。
临战受命快刀斩乱麻
１９４８年底，淮海前线捷报频传。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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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委统一指挥下，继１１月２２日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之后，１２月１５日又全歼黄维兵团。紧接着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再全歼社聿明兵团。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党中央毛主席又做出了举行渡江战役的最后战略决策。邓小平为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用中央的指示在指战员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出了渡江战役的总设想和总要求。经过在商丘召开的总前委会议讨论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２月１１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个关于渡江战役的总设想总要求。同时明确规定：为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５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中央还指定刘、邓、张（际春）
、陈（赓）
４同志参加由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命令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向守志是渡江战役的参加者，他回忆道，“在大战前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邓小平同志的两项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连同已经任命的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以及二野前委书记，集五大职务于一身，赋予他领导华东和中原党、政、军、民的大权，表明了中央对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和器重，也是对邓小平同志赫赫战功和不凡才华的褒奖。小平同志临战受命，其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他快刀斩乱麻，首先抓的就是让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部队中迅速地贯彻落实。以中央的精神来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以求步调一致。
随即两大野战军圆满完成了整编任务，改编为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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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军，从组织上保证了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
３月底，小平同志在充分听取了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他请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张震同志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善于从宏观全局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在审阅了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随后邓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作战纲要，即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与有关同志逐段研讨后上报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向守志同志说：这个“纲要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在纷乱的形势中化繁为简，把握事态，是坚定性、科学性、周密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
，它“是宏观决策的典范”。
在渡江战役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渡江的时机
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总前委及第二、三野战军首长都十分关注并且多次慎重研究和磋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发起渡江战役最适宜。
向守志回忆说：“小平同志身为主帅，更是为此操心尽力。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央军委提出了于１９４９年秋举行渡江作战的最初构想，１２月中央军委又根据当时的战况，提出大约在１９４９年五、六月举行渡江作战的构想。
１９４９年１月由于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我军的急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我军却正是士气高涨，装备改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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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之时。而且国民党军政内部矛盾重重，中央军委认为实施渡江战役的基本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因此要求两大野战军准备在三月、四月渡江南进。邓小平接到指示后，于２月８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
总前委认为以３月半出动，３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
因为这时敌人内部在政治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上是守江岸、守京沪要点，还是退守浙赣线，犹豫不决；在季节上４月初之前雨水少江水小，有利于我军作战。中央军委迅速同意这一方案。
３月８日，邓小平、陈毅同志正在党中央西柏坡开会，他们得知我党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我军渡江作战必须推迟到４月１０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一起研究后，认为４月１０日正是阴历十五，月圆通宵，不利我军求得突破江防的突然性，主张推迟到４月１５日黄昏渡江。
获得了中央军委的赞同。他们立即致电第二、三野首长，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到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高度统一。
４月１４日，两党和谈明朗化，中央军委又致电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４月２０日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４月２５日后渡江。
邓小平同志接电后，立刻听取侦察报告，查阅了近１０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５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七、八月份，两岸湖区多被水淹，江面增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
于是，小平同志与陈毅同志商量，将渡江时间限定在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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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夜。这样，一来我政治上主动，战斗渡江是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结果；二来气候条件有利，４月２０日夜是阴历２３日，月出于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渡江的突然性。
于是总前委４月１７日呈报了我军全线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中央军委、毛主席于１８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
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２０日开始攻击，２２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签发了总前委给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２０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的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
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广大指战员和民兵都抱定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向守志深有感触地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对渡江战役全过程的指挥，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役主动权，把握关节，有主有从，点面结合，灵活用兵，表现出了战场指挥的果断、巧妙和艺术的高超，使渡江战役获得了迅速、彻底的成功。”
高超的指挥艺术
邓小平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一是对总前委成员进行了科学分工：刘伯承同志由张际春、李达协助，直接指挥西突击集团（含四野一部）
，由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桐城的一所中学里。粟裕同志由张震协助，直接指挥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泰州东南之白马庙；同时，为了便于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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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粟裕统一指挥和协调东、中突击集团的行动。谭震林同志直接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邓小平和陈毅两同志位于安徽肥东县之瑶岗，主持全局，使用华东局电台，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二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依据敌军的江防部署——马垱至贵池地区是东线汤恩伯、西线白崇禧的结合部，指挥不统一，战斗力薄弱，因此决定由谭震林直接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掩护直捣沪宁线的东突击集团主力渡江，并便于中突击集团渡江后迅速东进，尽快与东突击集团会合。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总前委还特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伪装成四野主力，向武汉、宜昌、沙市方向突击，引诱白崇禧集团西顾；接着指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麻城，吸引武汉、九江之敌；同时，指挥四野第十二兵团直取信阳，威逼武汉，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如此虚虚实实，造敌错觉，使敌军处处被动挨打，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三是抓住战机，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我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敌军慌忙撤退，企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紧紧抓住有利战机，及时调整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先后筹划了两个歼敌重心，形成了两个大包围圈。
四是敌变我变，灵活用兵。五是以大无畏气慨和严密组织，与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总前委的指挥下，我军渡江后三日，就解放了南京。面对此情此景，同邓小平坐镇总前委指挥全局的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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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成功后，我军逼进上海，蒋介石下达命令一方面要死守上海，另一方面又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志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杀害所谓政治犯。同时对部队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蒋介石发布了“十杀”令，使得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向守志回忆道：“小平同志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十分紧迫而又艰难的现实，与陈毅、粟裕及华东局领导同志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保全上海，保护爱国民主人士，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管上海的一系列指示。同时，总前委确定了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市，免遭战火的破坏，以利日后建设。正如陈毅所作的形象比喻那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因此，他们对我军攻城作战的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从军事上、政治上、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使上海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向守志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总前委书记、华东局书记的岗位上，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其精通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伟大胸怀，同自己的亲密战友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通观全局，精心策划，继淮海战役之后，又导演了渡江战役这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永载于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武装斗争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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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法唐：
邓小平的功勋永远刻在世界屋脊上
阴法唐，山东肥城人。
１９３８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治指导员，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冀鲁豫八分区濮阳县大队政委、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１９４０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五十九团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
１９５０年率部进驻西藏。
１９５２年后，任西藏江孜工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
１９７１年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
１９８０年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１９８５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阴法唐多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特别是部队进驻西藏后，阴留藏，邓又特别关心西藏工作，阴多次受到邓的直接教诲，对邓小平有很深刻的印象。
１９８３年夏天，阴法唐携带着雪域高原的尘土，去北戴河，想看望邓小平，并向他汇报西藏的工作。但中央办公厅有通知，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疗养期间，不要打扰他们。
后来因为阴法唐来自西藏，而中央领导又很关心西藏工作，破例接待了他。一天上午小平同志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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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游泳的时候，在秘书的引领下，阴法唐见到了这位老首长。作为一个３０多年前在他麾下战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