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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颇有轻视之意。傅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阳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残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说“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约定。史语所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而招来的又竟是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当时顾颉刚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始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辈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与史语所相抗衡而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与史语所抗衡。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和自己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划，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可谓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当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道：“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国民党退据台湾五年之后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压力下，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于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之外，还想出打压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内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来，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兰州治病疗养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则在陶、傅二人争执吵闹声中客死他乡了。
一代名媛沈性仁
一代名媛沈性仁
沈氏兄妹等人合影，左起：沈性元、二姐沈性仁、大姐沈性真、大姐夫黄郛、二姐夫陶孟和、兄沈怡1943年6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由重庆转乐山，再转赴李庄进行学术访问。当李约瑟一行拜会了史语所傅斯年等人后，又转赴门官田社会科学所访问。李约瑟很想拜会一下陶孟和夫人……在学术界颇受赞誉的沈性仁，想不到此时陶孟和正沉浸在巨大悲伤的阴影中尚未缓过气来。……他的妻子，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死了。
当年浙江嘉兴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名动公卿。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子中学，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氏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并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黄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55年，钱昌照一家与陶孟和（中）合影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他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类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钱昌照在同乡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政治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并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很快受到蒋的重用，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钱昌照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江山易主之后，钱昌照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有《钱昌照回忆录》流传于世。
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极力反对，海外也传出了不和谐之音。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而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沈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沈怡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曾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交通部”部长，任职六年。后因派系不同，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怡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诊断出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希望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经胞妹一再相劝，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沈性元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已不得而知。有研究者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被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五年后于台湾出版，在这部著述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
徐志摩与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封面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五四”时期，曾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该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和《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注意，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在文学戏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她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四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久经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
多情最数金岳霖（1）
多情最数金岳霖
沈性仁真正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是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时期。这个设在石虎胡同7号，以徐志摩等“海龟”派人士发起的文学沙龙，以新鲜别致的情调吸引了许多在京的上流人士。常来参加聚餐会和新月俱乐部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还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齐集，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1938年，梁思成一家与友人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前留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胡适以及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人，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返平（按：梁思成夫妇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对于沈氏高雅的仪态与美丽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钦羡、爱恋了一辈子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并大为倾心动情。自与沈性仁相识后，并不常作诗的金岳霖，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他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
作为哲学家的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之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务、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胡适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曾提及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之事。信中特别提到：“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1924年9月5日，朱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1932年8月16日，朱自清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诱人，并不是徐娘半老。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