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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天后，他们做了一个妥协。会有一个唐吉珂德的特殊演出，也是最后的，限制在英文系内，而所有的政治敏感材料都清洗掉了。这让所有人都满了意——“德塞利的宝宝”如期进行，而西语班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演出，虽然不准他们出现在学校礼堂内。又一次的，亚当帮助同学们练习，改写了剧本。
在那个星期末，我们所有人聚集起来观看了唐吉珂德的第二次演出。在某些方面，这出戏叫人失望；它缺失了原版的活力，能量，有好几次，演员们紧张起来，念不出台词。问题不是出在失去了重要的素材，反而是有太多东西被添加进去：在这一个星期内，这出戏加入了无数的象征份量。在头一次的舞台上，没有人想过它是如何影射雷锋，以及台湾。现在，那些得以做出优质喜剧的无拘无束的空间没了；被禁掉的影射，反而因为它的缺失更为明显，学生们也被一个星期跟权威们的协商累坏了。
但没什么能彻底毁掉这两个男主角的闹剧演出，再一次的，观众看得很开心。这戏结束在一种带着嘲弄的伤感之情中，随着唐吉珂德回到米粉店的决定，这一对分开了。莫金钱骑着他的拖把缓缓回家，低着头，而背景里哀鸣起了“铁达尼”号的主题曲。
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是这出戏的旁白者，在最后一场戏后，他站出来读最后的附言。而当他一开口，亚当与我就发现他没用准备好的文稿，而是读着他自己写的句子。他总是这么自作主张；我经常在课上发现他把脑袋埋在字典里，然后，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他会靠到我身边，很小心发着音，“你的早泄现在怎么样了？”
他许多的课外学习都是跟着这种句子，而他又总是尝试念一些新的淫秽或变态的词汇。这很小孩气，但同时，他又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我能看得出，他掌握的英语技能，很多靠的就是这种乐趣，胡乱玩弄这语言。他以自己的方向学着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我喜欢他这样。我喜欢他的另一点，是他从一个贫穷农村家庭长大，那儿离广安，邓小平的家乡不远，然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好搞笑的，装模作样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名字。
在唐吉珂德的尾声，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又一次突变了风向。站在那儿，在整个系面前，他念着自己的结束语：
唐回到了他的米粉店，而桑丘回了乡下养猪，想要攒出自己的学费，希望他能从牛津大学那儿得到一个学位。与此同时，唐自学成才，在潘恩大学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旅行到了中国，成了两个英文教师，也是涪陵最著名的两个雅虎（傻瓜）。
他念得很快，没一个干部察觉到他的意思。之后，他望向亚当和我，想看看我们是否明白，然后他咧嘴笑了。戏终了。＇4＇
第二天上午，亚当跟我早早起身，想去城里拍些片子。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用一台摄影机，因为和平队的医疗官员来这里做一次访问，而她带来了办公室的摄影器材。自从我们到达这个城市的那个星期，这是第一次有和平队的人员到访涪陵。
三天里，我们想要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们演出唐吉珂德，我们去了好几次乡村，以及部分我们所喜欢的旧城区。许多的磁带记录的是我们与朋友们的交谈：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神甫，在餐馆，茶室，以及公园里工作的人们。我们搭了的士，让司机尽可能开快点，而我把镜头伸出窗外，拍着路上的交通，而车子在一片喇叭声中呼啸而过。
在和平队医疗员离开的那个上午，我们决定，在交还摄影机前，最后做一次拍摄。我们七点钟到了下城区，拍了一群在南天门打太极的老年人，然后我们沿石级而下码头，想找一些典型的街景来拍。
很难拍摄街上普通人的生活，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就停止了。相机很沉重，很贵，大约跟电视台记者所用的差不多大，人们总是聚集过来盯着看。除开与朋友们的交谈外，我们的涪陵片段素材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及棒棒军盯着镜头看。
靠近码头处，我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住了。亚当跟我都没在这里出现过几次；这里没有茶室，没有餐馆，没有我们认识的人。许多聚集过来的人没有见过我们，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学校的老师，拍摄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亚当决定要分散他们的注意。他往街下方走开了点，停下来，从街边小摊上买包子。他们砍了一阵的价，群众开始转移了，然后亚当跟那女人说笑，那女人大笑起来，掩住她的嘴。慢慢的，我开始往后挪，希望把自己从人群里分离开来。二十个人聚集在亚当的身边，然后三十，四十。几辆的士停下来观看；交通拥堵起来。喇叭鸣叫。我快速穿过街道，现在，我是一个人了，拍摄着人群和人群中的亚当。每个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种场面曾经是很吓人的——在头一年里，没什么比站在一大群人的中心更吓人了，他们所有人都以无比强烈的关注研究着我。但这些人群往往只是好奇，别无他意，而渐渐的，就像其他住在四川乡村城镇的外国人，亚当与我学会了怎么去应付人群。我总是带着微笑，尽量放松，通常会把注意力聚集在一个过路人身上：他会向我提问，而我会回答他，其他人都在旁边听着。通常我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我在涪陵做什么，我则回答他们关于美国的问题。为了让群众们发笑，我会使用当地方言，或者自称为洋鬼子。这就好像一个政客在慈善机构的活动中，举行着新闻发布会，而主题，只是好奇。
在那些时刻，我们有一定的权力感，因为去吸引四十来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丢下手头的事情，只是为了来看你，真是不寻常的。在这个早上，人群不断膨胀，围绕在亚当身边。超过五十个人聚集过来，为亚当说的笑话而发笑。他拿了个包子给路过的的士司机。他又买了两个包子，开始变戏法。又一战斗队的棒棒军从街那边冲过来加入到观众当中。我用了长焦镜头，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脸上——那微笑的包子摊主，年轻的小店主，棒棒军憔悴的容貌，他们看着外国人时，面孔绽破出笑容来。
亚当掉了一只包子。他拾起来，丢过街对面朝我而来。他手指向我，然后人们笑了，又转回亚当，好像他讲了另一个笑话。慢慢的，我又一次掠过每张脸，然后，突然间，取景器变黑了。
有人把我往后推，我退了一步以求平衡。我还把眼睛对在取景器上，它再次黑了，这次我被更狠推了一把。我抬头看时，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挥舞着他的皮夹。
“你不能拍，”他说。“你不能在这里拍摄。”
“你是谁？”我说。
他重复了他的命令，而我重复了我的问题。我还在拍，相机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个市民，”他说。“你不能拍。这是违法的。”
他再次挥动他的钱包，这次更凶了，而我觉得怒火上升。
“不准打我的相机，”我说。“你是谁？”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他迈近了，威胁我。他是个大个子男人，有个小肚子，一堆油腻腻的头发，一张圆脸上带着怒意。我很快就认出他身上某些要点——从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穿着举止告诉我，他多少有点权力地位，也许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或者什么小工厂的老板。他将近五十岁——属于“失落的一代”那种年纪，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
“我也是个市民，”我说。“我住在涪陵这儿。我在师专教书。在这里拍摄没什么违法的。”
他又击打了相机。我往前踏了一步。
“别来烦我，”我说。“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开。”
最后这个词攫住了他。他眼睛睁大了。
“你说什么？”
“我叫你滚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就这么跑过来打人。你为什么这么粗鲁？”
我用了那个严厉的词，粗鲁，它再次攫住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吼道。“你不是教师——你是记者。而且你不该像他那样在街上扔东西。你应该表示点尊敬，而且你不应该在这儿。”
“我在这里有两年了，”我说。“我们只是教师，而我们拍摄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记住涪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这时，有一群人聚拢在我们身边，低语着，压近过来。一个女人过来跟那男人站在一起，她开始向我大声吼叫，在空中戳着她的手指。我还在拍，但我把相机放低了。亚当急忙从街那边冲过来，试图解释我们是教师。但现在那两个男女已经怒不可遏，而群众的低语渐渐转为大声，我察觉到，我们有麻烦了。现在没人在笑了。我关了相机。人群在不断增长。
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中，这次事件乃是我回顾最多的。免不了这样；那件事乃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到的最糟糕的时刻，而它还在磁带上。
我不是很喜欢看那带子。每次我看的时候，我的胃就缩紧了，可以感觉到自己脉搏加速。我看着那些微笑的脸孔，他们看着亚当耍宝说笑，我告诉自己，那些人显然是快乐的。我想着我在城里度过的那些时日，所有我遇见的人，那些无事的日子。我还想到了那次刷鞋的男人骚扰我的事件，而所有人都挺身维护我。
但当我看那卷录影带时，我总是默默地把它快进，等待那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从画左进入，在亚当吸引人群后很久才出现，但跟其他人不同，这男人与他的妻子站在一边，离人群有几英尺远。他们对亚当看了有半分钟，然后，那男人回头看到了我。他穿过街，朝我走来，刻意避开镜头，然后，突然间，一片漆黑。
这就是那卷带子所显示的。最让人痛苦的，乃是它展示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从到一处我们不熟悉的地段吸引人群开始。它也显示出亚当不够人情味，一味挤牛奶一般挤出人们的关注来，它还显出他的不尊重，把包子扔过街来。它也显示出我太快发怒，用了激烈的字眼；从带子来看，如果我没有侮辱他的话，他也许不会再去理会我。
但在同时，那录影带也遗漏了太多，也许那才是最让人不快的部分。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没有一处显示出了我们是怎样应对这么大的人群，在过去，我们对此是过度自信了，也没有什么在解释道，自信与无拘无束乃是应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应，乃是去害怕群众，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听你说话。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你就会受罪，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
关键之处，总在你得避免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要想成功，你得笑话自己，说些“我们洋鬼子”，然后你去模仿当地方言，搞搞笑。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去耍宝，就得耍宝。这就像亚当过去进城练习中文前老说的：“好了，现在开始去扮两个小时的小丑啦。”
这带子也没有提到一个拿着录影机的外国人在中国所承受的包袱。在1972年，当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外国人，周恩来邀请了意大利电影人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次邀请很有争议；毛的夫人江青，以及政府内的其他保守人士反对这次邀请，但周相信一个西方人可以拍一部吸引外面世界的中国片子。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情的，但他最后的作品，激怒了中国官员，他们指责说他刻意把中国拍得很穷。最著名的一例是，江青指出，他拍南京大桥的一段，在前景处有一条工人的晾衣绳。
那就是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只有一个外国人，才会造访一处现代化的大桥，却拍下晾衣绳的画面，故意让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穷。虽然老安极力否认他的目的是要批评中国，一次1974年的政治宣传聚焦在这次事件上，把它变为一次教科书般的范例——外国人如何来到中国，寻找负面的信息。我在四川与西安都碰到了熟悉该事件的老人，其结果是我学会了在涪陵小心使用我的相机。不止一次有人指责说我想要展示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但在我们摄影时，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未能防止亚当与我犯错。相机让我们很尴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错误，但它没有展示出那个男人跟我发生冲突前的所有事情，而它也没有显示出我关掉它后所发生的事。也许让我最困扰的就是，我看了它超过十多遍，而我却没法说出人群是从何时转向敌对我们。我总是为这难以捕捉而肯定的转变着迷，那白驹过隙的瞬间，涪陵的群众转为了暴民，但它始终成迷。即便相机也没有捕捉到。
暴民人数在增长。我关掉了相机。亚当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两人同时在解释。那男人与他妻子依然是暴民的核心，我能听到那男人一遍遍说我们是记者，说我们不尊重他们的城市。但现在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话了。其他人往前挤过来，愤怒地大吼，挥舞着手势，很难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暴民们的音量在上升，转为了轰鸣。
我的愤怒在转为害怕，现在亚当跟我尝试想要和解，道着歉，解释说我们是教师，不想造成什么损害。但现在解释太迟了；没有人在听，而过路人加入进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撞着我的后背。我把两手护着相机，抱在身前。更多人吼叫着，他们的脸因愤怒而凶恶起来。
“我们得逃出这儿，”我对亚当说。我开始离开，低着头，小心抱着相机，但没有人稍微移动一下。那男人的妻子就正对着我。我感到有人来拽我的胳膊。
“我们要走了，”我用中文说。那女人没有回答。她没有动，脸上挂了个可怕的微笑——结合了愤怒与快意，她看着我们罪有应得。
“上帝，”我说。“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他带着相机的盒子，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现在他把它抱在身前。许多人抓向他，但他甩脱了，继续往前走，他的个头与盒子的块头把人群往边上推开。有人抓着我的胳膊。我护着相机，紧紧跟在亚当背后。我感觉小腿上给人踢了一脚，然后我大腿上又中一招。我们现在摆脱了暴民，开始跑起来，我快速回头看看是谁踢了我。然而我所能见得是一群模糊的脸孔。我们匆匆跑下街去。我没再回头。
这次事件并没导致什么后果。有人打电话给学校，通告了这次冲突，而学校外办给和平队打了电话。外办没说亚当与我是否做错；他们只是问了相机是否完好，而和平队说没问题。在医疗官员离开前，我们告知了她发生的事儿。
亚当与我跟诺林，桑尼讲了这事，但我们没有告诉其他在涪陵的人。我们一起看了许多遍带子。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包含了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场面——江流与乡村；我们的学生与我们的朋友——但主要的，我们看的是人群的那一部分。好像我们想从中找到些领悟，从这次经验中，找到些什么来解释那不愉快，但那里没有简洁的揭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既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现在，我们没什么可做的，而我们只能尽可能恢复过来。幸运的是我们几天后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成都有些行政方面的问题要处理，而在回到涪陵后，我尝试不去太多回想那件事。在某些方面，回避那段记忆，不似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在江城这儿，已经有太多像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它们在那儿，但你尝试不去想得太多。
晚上时我依然进城，就如我平常所作。当人们靠近我时，我仍然感到舒服，而人们待我依然友善。没发生什么变化。察觉到在某些方面人们总是那么不变，既让人欣慰，又让人气馁。
六月是忙碌的一月，而我想要早点跟人打招呼告别，这样到后来不会太匆忙。
钱曼丽和王东梅是当地中国银行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两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是以一个周五晚上，亚当和我请她们出来吃火锅。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里，第一次的约会。
我们在高笋塘跟她们俩人碰面。两人都精心打扮过——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妆，丝绸衬衣，头发闪亮。我们俩没料到这个；亚当跟我穿着t恤，戴着棒球帽。
吃火锅的最佳地点在新华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们四人走过马路两旁露天的餐厅。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有数百人在外面吃饭，而我们经过时，所有人都盯着看。钱曼丽与王东梅是两个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显她们享受着跟外国人出门所受的瞩目——事实上，这好像也是她们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餐馆，在人行道上挑了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安静下来。女人们为我们点了菜，而亚当与我开始了我们常走的中国路线，相互称对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王东梅跟钱曼丽大笑起来，像所有人一样，一旦我们借用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