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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在国外的考察，我注意到了资本市场的劣势和当地商人、企业家在借款促进增长方面能力的低下。美洲金融投资公司是一次早期的努力—也许构思得很糟糕，企图解决巴西的这个问题，但是，对长期资金注入的需求在那里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其中的一个办法是直接投资于当地公司，尤其是为当地市场产生就业机会、生产消费品的关键领域，比如采矿、商品农业和制造业。在经济形态好的国家里创建工业发展银行是另一种途径，能让我们用我们的资金来影响当地投资人的资金，从而刺激卓有成效的多元化投资。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富有创造性，因为美国政府的规定禁止商业银行直接进入投资金融领域，无论是自己单独运作还是与他人联手，甚至包括到国外运作。于是，我们将我们现有的埃奇法案规定的公司（请参阅本书第十章）重组成所谓的非金融公司，使之可以在美国境外进行直接投资。
我们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导致我们先前在巴西和AOFC的运作复杂化的两个问题。我们挑选了投资坚决的合作伙伴，找到了能干的领导班子来经营银行业务。我们聘用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负责操作，并于1957年8月成立了大通国际投资公司（Cha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IC）。我成了该公司的董事长，并引进了几个经验丰富的外部人员在我们的董事会上任职。
作为一项政策，我们只投资于新项目，并且总是与熟悉银行业务和当地经济的“明白人”合伙。CIIC很快就活跃在世界各地。在它的投资项目中，包括尼日利亚拉古斯一家营利的纺织厂—那是该国第一个含有美国利益的大型私人工业项目。我们还在伊朗与拉扎兄弟公司（Lazard Fr弐es）和伊朗的一家当地集团合作，开设了一个开发银行。伊朗工业与采矿开发银行是第一家由私人投资商组织起来的开发银行，是我们后来在象牙海岸和巴拿马创建的其他银行所效仿的样板。伊朗和尼日利亚的项目都取得了利润。伊朗的银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家重要机构，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它在人质危机时期被伊朗夺取。
接着，CIIC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埃斯佩兰斯土地与开发公司投下巨资—该公司在大澳大利亚湾拥有的土地达140万英亩。埃斯佩兰斯项目将从前几乎寸草不生的贫瘠荒地改造成为欣欣向荣的农业地区。（注：我和佩吉迷上了当时的计划：通过添加微量矿物质和化肥来改善土壤的肥力。我们跟本诺施米特一起买下了1。6万英亩的土地，并把它经营成了牧羊场。）
CIIC早年的大部分投资都产生了良好的效益，其中至少有一个项目利润丰厚—我们在波多黎各一家炼油厂的股本投资在两年期间里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回报。随着CIIC的成功，银行内部反对扩大银行业务的论调更难出台。CIIC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在大通几乎没有涉足过的地区开展业务。我们缓慢而稳固地开始创建这样一个美国银行的形象：关心我们开展业务的国家的安康。CIIC还在几个项目中创造了在后来一些年里大通扩大业务范围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那些地区打下的基础符合我关于大通进行国际性扩张的展望。
但是，我有没有能力强劲推动这种扩张，取决于我在银行内部是否拥有权力更大的职位，而在1959年秋季，我的未来作用如何还很不清晰。我的命运掌握在组成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会—将集体挑选杰克麦克洛伊接班人的那23个人的手里。
81。 争夺一把手的决战
杰克麦克洛伊计划于1960年3月退休，但董事会在挑选他的接班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请他留任到年底，与此同时他们将捋出头绪。从董事会的角度说，乔治是首席执行官的合理选择。他当时56岁，比我大11岁，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一直在银行工作。另外，我相对年轻，董事会里许多人并不把我看成是“真正的银行家”。我的主要职责一直在管理和市场营销领域。我从来没有当过一线的信贷官员，虽然我与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和杰克麦克洛伊不同—他们在几乎完全不了解银行业务内部运作的情况下就当上了首席执行官，而我在过去的14年里一直接触大通的经营，促成了几项创造性变革。董事会绝大部分人意识到，我一直在致力追求的那种政策变革很有必要、不可避免。他们似乎很赏识我的创造力，但显然他们希望董事长具有稳固的信贷和借贷背景，而这些领域是乔治的强项。
我丝毫不怀疑，如果我愿意担任从属的职位，董事会的绝大多数人会迫不及待地任命乔治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老实说，我不愿意。我和乔治共事了14年—其中最后4年当中，我们的级别基本相等，我敢肯定，如果他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权力，他就会带领银行走向一个阻止大通成为国际银行业务中坚力量的方向。当董事会成员们试探我的态度时—尤其是对J理查森迪尔沃思（迪克）和杰克麦克洛伊，我明确地说，如果董事会选择赋予乔治全面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我就离开银行。
我的答复导致了两难境地。董事们没有准备让我当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乔治就会辞职，这是谁都不准备冒的风险。面对我和乔治的角逐，董事会踟蹰了。他们提出了一个保全面子的折中建议：乔治当董事长，我当总裁，但我们将被看成是“联合首席执行官”。虽然乔治全面负责银行的日常经营，但在政策问题上，我们共同负责。
但我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权力相当。我担心董事会的提议不能赋予我在关键问题上与乔治针锋相对所需要的权势。我咬牙坚持要董事会任命我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总裁，且该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出现，由我们两人签字认可。没有这些条件，我相信乔治最终会重新定义职责条款，而我会发现自己对这种修订无能为力。最终协议是通过中间人来谈判的—我和乔治从来没有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但最后，我们两人都签了字。联合首席执行官的安排是惟一可行的选择：我们两人都有保留，但我们希望这种安排能够奏效。1960年10月，我们两人的联合任命包含以下措辞：“每人都将关心并负责银行的各个方面，但每人都将在自己全面负责的领域里实施领导。钱皮恩先生将特别关注银行的经营和借贷政策、银行业务组合中的投资资金和信托业务。洛克菲勒先生将特别关注以人力、设施和市场为重点的未来规划、海外活动和国内拓展。”
我们的联合任命是解决冲突和犹豫不决的一种“药方”。联合首席执行官的安排很少奏效，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别扭的让步。当机构拥有强大而统一的领导时，才能有卓越表现。我和乔治永远提供不了那种领导，因为我们在银行发展方向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他不愿意致力于我所提议的国际拓展，结果导致贻误、错失了机会。我们的地盘被我们的主要对手花旗银行占领，而该银行在继续自己的强劲扩张、巩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真正的竞争应当瞄准花旗银行和美国的其他国际银行，而不应该出现在我和乔治之间。
新闻发布稿隐而不宣的是铁铮铮的现实：我和乔治都被赋予了否决对方举动的权力。乔治一直是个顶级专业人士，但在他的内心，他从来不接受我们两人签署的协议。我估计，他从来没有完全原谅我对他成为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权力的挑战。（注：知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被留下来，努力让这项安排奏效，但即便彼得也未能成功。他把这个任务看成是他最大的失败。）
82。 “品位”撞击
“联合指挥”初期的一件事突出反应了我们本质上的“不相融性”，典型说明了我们在对待大部分事情上的态度。毫不奇怪的是，它涉及到银行的艺术品计划，以及我们在为我们的新总部添置家具饰物的新设计方面。
与大通曼哈顿广场一号大部分区域的现代装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用古董装饰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是漂亮的18世纪英国曲线猎桌，墙上挂着相当传统的绘画。办公室的中央骄傲地站着雷明顿的紫铜奔马大雕塑。有了这些装饰，乔治相信来自全国各地的金融界朋友们就会感到很放心，觉得他没有被我在新大楼里为银行引进的“疯狂而时髦”的思想所腐化。
艺术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个成员—选择的一些艺术品让乔治实在忍无可忍。其中买进的一件雕塑是贾森塞利的作品：一些汽车保险杠焊在一起，形成一件7英尺长、7英尺高的浅浮雕，挂在大通广场一号车行道的红色马赛克墙面砖上，在我看来那个位置非常得体。
我们错在不该在吃午饭的时候安装。大通的一大群员工围上来观看安装过程。当他们意识到这件艺术品不过是“一堆保险杠”的时候，人群中出现了抗议的骚动。有人给乔治打电话作了汇报。他愤慨之极，便发下话来，命令立刻拆除。我决定暂时不再坚持。
作为购买协议的一部分，该件艺术品应当进行为期1年的巡回展览，然后才为我们所有。因此，我决定个人先买下来，等到巡回展览结束后再作打算。1年以后，我再次与艺术委员会协商此事，他们都依然认为那是一件很优秀的作品，非常适合那个地点。我们等到一个周末的时候—周围没有人—再把它安装在原来的位置上。星期一上午，大家都来上班了。没有人发表意见；银行从我手里买回了那件雕塑，从此那件艺术品一直待在了那里。在整个那段时间里，我和乔治从来没有讨论过彼此有争议的艺术品问题。
内部分裂
“保险杠”事件充分体现了我和乔治的相处方式，常常是“迂回曲折”，一般都通过中间人。我们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
如果乔治取消了我作出的决定，而我觉得该决定事关重大，不能坐视不理，那么我就会亲自找上门，争取寻找解决办法。如果分歧过大，我们最后会表现得接近粗暴无礼。乔治会很鲁莽，摆出一副屈尊的架势，对我解释说我“显然不懂得”金融的基本知识。我无法否认他作为一名信贷官员的能力优势，但在有些问题上，我常常感觉我自己的能力和判断至少与他旗鼓相当。当我提醒他我们两人拥有平等的权力时，他会提醒我说协议赋予他在贷款决策和金融政策方面日常事务的决断权。我会反驳说，那件事包含长期政策方面的意义，因此也是我负责的领域。有时，这种循环过程会持续几个星期而没有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找到了折中方案，但偶尔我会告诉他说，我要将问题提交董事会。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乔治一般会屈服。
公平地说，我和乔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最明显的是银行的国内扩张问题—随着国家和州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放松了规范性限制，银行的这种发展成了可能。虽然我们避免了公开冲突，银行里的官员们都普遍意识到我们两人的意见不合，其结果是，当人们希望推行某种想法的时候，他们会从我们两人当中寻找他们认为比较同情该想法的人—这种非正式程序很快被称做“见风使舵”。我们的的确确产生了内部分裂，陷入了内部斗争，在如何向前发展问题上，甚至在走哪条“前进”道路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
我们的大部分分歧围绕着我们使银行走向国际的方式和程度问题。但是，全球经济变革显然支持我的观点。
83。 面对全新的国际环境
杰克麦克洛伊于1961年1月1日将一个健康发展的银行交给了我和乔治钱皮恩。在他担任董事长的8年里，银行的资产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0多亿美元；存款规模超过了80亿美元；贷款和按揭规模增长到了将近7 500万美元。大通成了纽约市首屈一指的商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美洲银行。但是，我看到了两大致命弱点—没有这些弱点，我们的地位将非常有利。
首先是我们的存款规模。我们没有跟上信贷需求的“爆炸性”增长速度，虽然我们另外有了曼哈顿银行大量的零售型存款，并在纽约市范围里—根据过时了的联邦规定，我们被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设立了许多新的分行。纽约州的金融规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松动开来，允许纽约市的商业银行在毗邻的郊区县韦斯特彻斯特和拿骚设置分支机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海外贷款的低水平。虽然大通在外国代理行业务方面保持了美国银行中名列前茅的地位，但无论是海外分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信贷方面，我们都不是“领先国际银行”。我认为，守旧派在维持国内借贷业务这个主导地位的决心，等于是默认自己要成为二流机构，而这一点，从长期的角度说，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作为一家独立银行的生存。
由于我坚持推行海外扩张的战略而乔治坚决反对，因此我们在银行的联合领导任期就成了漫长的、常常是不愉快的争夺工作重点的斗争。
84。 石油输出国组织
1973年9月22日，我和约瑟夫里德如约来到开罗，与萨达特总统见面。他不在开罗。我们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疗养地，一架埃及的空军飞机将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我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曾经要求与之会面，以便转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诉萨达特，他渴望摸索缓解美埃之间紧张关系的途径。
我们从亚历山大乘车向西，沿着旧海岸公路前往萨达特的宅邸。他宣称是为了躲避开罗的炎热而来享受地中海海岸的凉风的。我们在一个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一间小会见室。那位官员告诉我们，萨达特正在会见苏联大使。约一小时后，苏联大使从萨达特的办公室出来，简单地冲我们点点头，便匆忙离开了。
两年前，在我们过去惟一的一次会面中，萨达特对我非常冷淡。他无法抑制自己对以色列的仇恨、对美国的鄙夷和对亨利基辛格的蔑视。我准备好了迎接他更多的类似宣泄。但是，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似乎很平静、放松，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尽管如此，当我转达基辛格的口信时，他仿佛心不在焉。他毫无先兆地突然问道：“洛克菲勒先生，你会不会有兴趣在埃及给你的银行开设一个办事处？”这实在出乎意料。15年前，萨达特的前任纳赛尔不仅将所有的外国银行国有化，而且连埃及银行也不例外。而如今，他的接班人却在邀请大通银行成为这个国家允许回来的第一家美国金融机构。
我小心翼翼地作出了答复。我说，大通将有兴趣探讨这种可能性，但最后的决定必须根据细致的商务分析。我还提醒萨达特，大通与以色列银行有着长期的关系，而且我们是以色列国家债券的代理。“总统先生，”我说，“如果我们在特拉维夫开设了办事处，而同时又在开罗开设了办事处，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你能接受吗？”我作好了他暴跳如雷的准备，可是萨达特却神秘地一笑，说：“洛克菲勒先生，这都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我明白了萨达特的意思。
我们在全面考察了非洲之后回家的路上，飞行员告诉我，埃及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进攻，跨过苏伊士运河进入了西奈沙漠。我立刻想到了与萨达特的会谈，以及他那神秘的讲话。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约瑟夫。约瑟夫说，亚历山大空军基地的柏油碎石路面上的许多战机也许应当让我们有所警惕。显然，那天下午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萨达特可能已经在准备这场进攻。
85。 早期预警信号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年轻人的音乐品位、男人的发型、女人裙子的长度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除了油价。廉价的能源，尤其是30美分1加仑的汽油，已经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种“特权”。这种太平盛世的日子在1973年12月结束了：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沙特阿拉伯轻原油的标价提高到了每桶11。65美元。
在1年时间里油价这种4倍的涨幅与供需法则没有什么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没有解决的争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生产国与美国和欧洲大型石油公司之间关于谁从“租金”（即石油的开采、精炼和市场营销）中获益最丰的长期争执。无论其根源是什么，石油价格的上涨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心理影响。它还大大提高了像大通这样的美国商业银行的作用—因这种价格攀升而产生了巨额“石油美元”的受托机构、石油输出国与面临史无前例的“流通危机”的石油进口国之间的金融中介。
我第一次产生油价必定猛涨的恐惧感是在1973年的9月，当时我在阿尔及利亚。我是在与萨达特会谈之前根据胡阿里波米迪安的要求在阿尔及尔停留的：他希望讨论在1971年将法国权益国有化之后阿尔及利亚巨大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田的融资问题。
波米迪安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为取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已经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