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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米迪安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为取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已经浴血奋战了10多年，反对法国的倾向很严重，但显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拿破仑。他的个头非常矮小，身上穿着一件黑披风，喜欢做出夸张的动作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他在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起着带头作用，并不断要求提高原油的价格。尽管他有这样的名声，但我们非常愉快地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了大通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结束了与波米迪安的会谈后，我在俯瞰着荧光耀眼的阿尔及尔湾的一家顶级法国餐馆出席了一个豪华午宴。丰盛鲜美的海鲜、美味惊人的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原本一顿美餐却被桀骜不驯的财政部长搅和得没了味：他首先喋喋不休地背诵了一大段对西方公司和银行的抱怨，然后宣称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保证原油价格将在年底前上涨到每桶10美元—上涨幅度超过300％。我早已为他的无礼激怒，对他的荒唐预测感到怒不可遏。不幸的是，那位傲慢之徒的不祥预测演变成了事实。
86。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阿拉伯石油禁运
离开阿尔及尔，我接着赶赴与萨达特的会谈。在阿尔及尔和埃及的两次会谈向我提出了警告：中东即将爆发什么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1973年10月5日，当萨达特命令他的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他也许知道自己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军队。虽然他在战争中失败了，他的大胆一搏却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收益。首先，他创造了与以色列平等谈判的条件。亨利基辛格意识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转移，便开始了他的“穿梭外交”运动，并最终与埃及和叙利亚达成了停火协议，然后又为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更加广泛的谈判打下了基础。虽然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到了卡特政府期间才得以签署，但其基础却是亨利在1973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期间辛辛苦苦建立的。
萨达特放手一搏的决定还有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结果：阿拉伯石油禁运。在埃及取得了西奈的初步军事胜利之后，美国为被包围的以色列军队再次提供了援助。此举进一步掀起了阿拉伯反对美国的浪潮，导致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同意沙特石油部长提出的建议，每个月减少石油产量5％，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以色列撤军至1967年战争之前的边境线后面—得以接受。
当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20日提议为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时，沙特阿拉伯—他们很快获得了阿拉伯的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呼应—宣布全面禁止向美国的石油运输。到了年底，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的预言成了事实。一种新型石油武器—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那是一种“政治讹诈武器”—出笼了；在与以色列的政治斗争中，在与西方的经济抗衡中，阿拉伯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强。
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搅乱了西欧以及整个西半球的金融市场，破坏了国际贸易模式，将工业界推进了一个长期的衰退深渊。在美国，失业率直线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加剧了。到了70年代中期，“经济滞涨”和疯狂的通货膨胀，伴随着萧条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元气大伤，损害了所有人的收益。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加油站前排着的汽车长龙，以及折磨着决策层的几近绝望无助的感觉。
虽然我们的日子艰苦难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脆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许多国家，在欠考虑的“进口替代品”政策下，因能源价格较高而进行的调整程序几乎根本无法实现。
石油灾难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石油进口国家的金钱哗哗地流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口袋。1973~1977年期间，石油出口国家的收益增长了600％，达到1 400亿美元。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本如今被分流到了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家。
最终，调整的过程要求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进步和寻找新的石油来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最理想状况下，也需要几年时间。世界金融系统面临的是首当其冲的危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将资本重新输送到石油消费国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则萧条和停滞可能会演变成爆发性的全球大衰退。
87。 回收石油美元
回收美元和维持全球贸易与金融体制的任务落在了大型国际商业银行的肩上，包括大通。石油输出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们赚取的巨额资金如何投资。对于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来说，他们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们很愿意在回收程序中给予合作。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将其新产生的大部分巨额收入作为定期存款存进美国银行，或者购买美国国债。他们的谨慎政策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将资金回收给石油消费国家。
不那么保守的科威特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结果他们的资金储备以超过沙特阿拉伯的速度成比例上升。伊朗国王把自己新获得的石油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进行有计划的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多元化、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建设新的水电网络和国家教育系统的发展。
由于大通与沙特阿拉伯金融署和伊朗中央银行保持着长期联系，因此，我们轻易地获得了该地区的资金。我们在欧洲货币市场的牢固地位—大量剩余资金通过该市场得到了回收—使得我们能够让资金避开联邦储备银行制定的法规限制，对于防止资本市场的长期混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回收的大部分石油美元贷款给了外国企业和行业，虽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部分地区，大部分资金贷给了主宰这些地区经济的国有企业。有时，我们直接贷款给各国政府，为他们的国际收支亏空提供资金。1974年年初，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意大利面临几十亿美元的账目亏损，在为购买石油而提供融资方面遇到了麻烦。在意大利银行举办的一次午餐过程中，该银行的行长吉多卡利要求我提供2。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我必须说，我不习惯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就同意发放如此规模的贷款，我们也不鼓励给政府贷款，除非这种贷款直接用于生产型投资。但在那种情况下，鉴于意大利局势的紧迫性以及大通与意大利银行的长期关系，我当场同意发放贷款。大通的迅速决策赢得了意大利的欢呼，而最重要的是，该贷款按期还清了。
大通以及其他国际银行能够预先阻止许多人害怕的全球金融系统的瘫痪。可是各银行只能一时控制这个过程，更需要的是各国政府的协调行动，才能处理根本问题。但这种协调行动没有出现，而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问题依然存在。
88。 债务危机
虽然大通的大部分外国贷款流向工业化世界和石油输出国家，但有1/3的贷款对象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截至1982年，大萧条的残余影响和1979年的石油恐慌影响引发了流动资金从许多这类国家大规模抽撤。首先是墨西哥，接着是巴西，然后是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纷纷宣布延期偿付债务的利息，从而突然造成了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了第二次，也是更加严重的威胁。
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蒙受了巨大损失。随着该过程的继续，由于给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公司贷款，银行家们备受指责。由于私人拥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寥寥无几，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数批评家在努力证明商业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时候，却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该危机之后的突然性世界经济结构重组带来的较长期后果。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艰难的预算削减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为未来生产力而产生大规模借款的影响。但是，世界上各大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更为容易、对抗性较弱的步骤。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这些年里扮演了中间协调的角色—我称之为英雄角色，但还不足以推迟受“惩罚”的时间。
89。 在中东的扩张
虽然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给大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我们作出的反应是制定了在中东和北非大举扩张的战略。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在所有允许的地方设点，只要当地的经济条件适合这种努力和开销。1970年，我们的区域网络只包含黎巴嫩的一个分行、巴林的一个代表处和迪拜的一家合营银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突尼斯又开设了一个代表处，在约旦的安曼开设了一个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布扎比成立了合营银行。
由于频繁出入该地区，我认识了那里的统治者和政界的高级官员，他们允许大通在当地开设金融机构。比如，在埃及，在萨达特要我们开设分行后不到4个月时间，我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90。 复杂的个人关系
1974年1月，我在开罗见到萨达特的时候，他变得情绪高涨。那时，他已经见过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我在1971年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他曾经愤怒地谴责基辛格顽固的“强权政治”，谴责尼克松拒绝与埃及进行平等交往。“我喜欢亨利，”他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政治家中让我尊敬的第一个人。”
萨达特急切地要讨论他对埃及的计划，包括沿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免税区、从红海到亚历山大的一条石油管线，以及他口中的“规模够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设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断了我的话，笑了笑，说道：“你知道，戴维，如果那天我们在谈话时我说漏了嘴，我就会不得不把你留下来。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把我的打算告诉所有人。”
我们回到了金融话题。我告诉他，大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埃及国民银行一起成立一家合营企业，而不是开设一个业务范围比较有限的完全独资的分行。萨达特说：“我觉得你在这里的业务活动可能会给你在国内带来麻烦。以色列人在美国会饶不了你。”我暗示说，到目前为止，情况正好相反：事实上，“以色列人对我们与埃及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肯定。结果，以色列人已经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祝福”。
1975年1月，我们与萨达特签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国民银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营协议。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开设了分支机构。
91。 复杂的银行业务关系
我自己以及大通与以色列的关系仍然是纷繁复杂。1975年1月，在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财政部长耶胡施瓦拉比诺维茨让我考虑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大通分行。这使我处于一个难堪境地，因为我正要与萨达特完成埃及大通国民银行的交易。尽管如此，我告诉财政部长，我们会考虑这个提议。
我再一次决定首先与萨达特商量一下。两天以后，我在开罗问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开
设一个分行，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响。他说，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会找麻烦，但他不会反对，并且会阻止将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单。但是，萨达特建议，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沙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将很有好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萨达特同意我的计划。
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事实上，法赫德指出：“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萨达特知道而且同意这件事，我随着他。”
最后，我们的内部分析表明，我们在以色列当地无法产生足够的生意来说明大通有理由在那里开设分行。所有的美国大银行都曾经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我们的决定依据的完全是经济条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恼恨，并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决定一公布，我立刻招来了以色列和纽约的犹太人社区的抨击。反诽谤联盟指责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两个政府机构“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播放了3期的重要评论，谴责美国公司—并特别点了大通的名—“屈服于最羞辱人格的敲诈。他们在用法律和原则来交换利润”。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与以色列的生意往来，而且没有一家美国大型银行在那里设点，但大通却被单独挑出来评头论足。
92。 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议
1976年，我与萨达特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折。我首先在1月份于开罗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动身访问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我的最后一站是以色列。但是，1个星期以后，在我结束与伊朗国王的会谈时，收到埃及大使的一个电话，说萨达特希望在我回纽约之前在埃及与我会面。由于我无法取消在以色列的会议，因此我传话给萨达特，说我无法见他，除非我能够从特拉维夫直飞开罗，不按照阿拉伯联盟抵制条件的规定在塞浦路斯经停。为了满足我的要求，萨达特同意作出让步：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登记飞行计划时注明去塞浦路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领空，我们将被允许改变航线前往开罗。
萨达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飞机把我从开罗接到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里。当我们在尼罗河谷狭窄的绿带上空飞过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紧急地召唤我。几个星期之前，萨达特说他也即将走访海湾各国，我猜测他会不会是想跟我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
但是，萨达特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刚走进萨达特的办公室，他就请我当他的经济顾问。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虑获得朋友的咨询，而不是偶尔的非正式意见；实际上，他是要我担任埃及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正式金融顾问。我对他的提议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指出，我作为大通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很难担当他设想的那个角色。不过，我说我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并就此事进一步考虑之后再答复他。
在飞回纽约的途中，我与我在大通的同事们讨论了萨达特的提议。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接受该提议是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绝，则很容易得罪他。到飞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想出了另一个候选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运营官理查德德布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他对中东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埃及的关键性财政问题，是承担该角色的最佳人选，于是我一回到纽约就与他谈起了这个问题。几天之后，他就飞到开罗与萨达特见面，并同意无偿担任该项工作。
93。 愤懑与调和
我与萨达特之间将近10年的友善关系在1980的夏天戛然终止，起因是我的员工工作马虎。在我从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尔布彻对欧洲各国作了一次全面访问。这时，我收到了著名埃及银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说一些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投资商正在组建一个银行，准备在中东经营。他邀请大通在该银行占取5％的股份。该信息说，萨达特知道这个项目，而且还建议大通参加进来。由于我们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让我们的巴黎办事处分析一下该提议，并尽快告诉我他们的意见。巴黎办事处的结论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对新银行的管理基本或者完全没有控制权，建议予以谢绝。我和比尔布彻同意这种分析，便让里奇韦奈特—我们在欧洲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叙利亚的前任大使—与阿布沙迪联系，告知我们的决定。
尽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说明了萨达特的兴趣，但我并没有直接从他或者萨达特在重要事务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尔大使那里听到。回想起来，我应该跟戈勃尔核实一下，了解萨达特的兴趣程度，然后再作出决定。我事后发现，萨达特的确曾经建议大通参加进来，但对我们没有给他打电话就回绝了该提议，感到很不悦。6个月以后，我尝到了萨达特“龙颜大怒”的滋味。
1981年4月，我和比尔布彻作为我最后一次访问中东来到开罗。当我们试图预定约会的时候，萨达特莫名其妙地拒绝见我们。我的老朋友不愿意在我最后一次访问他的国家的时候见我，这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联络了戈勃尔和副总统穆巴拉克。他们告诉我，萨达特的回绝是大通决定不投资于阿布沙迪项目的直接结果。作为补救，我在还没有离开开罗的时候给萨达特寄去了一封手写的道歉信，但却没有收到回信。
但是，同年8月，萨达特来美国正式访问。戈勃尔大使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为萨达特举办的特别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