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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戴夫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然后才回到美国，并于1968年结婚。他决定留在波士顿地区，追寻自己对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回纽约从事商务或法律事业。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工作了几年，在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公共电台的董事会上分别任职，并主持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重要的艺术教育论坛。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拒绝自己家庭对共和党支持的传统。他喜欢的政治是更多地强调环境保护、确保所有公民的民权、结束在越南的战争。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帮助赞助了“坚决反正统的”波士顿周刊《真实报道》（The Real Paper）：这些人包括马萨诸塞州后来的州长威廉韦尔德和后来成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产开发商的莫蒂默朱克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若干年以后，我成了莫氏波士顿地产公司（Mort誷 in Boston Properties）—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个商务伙伴。］虽然与戴夫的个人关系已经非常愉快，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与我保持距离。然而，从那以后，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鼎盛时期：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106。 阿比
阿比是我们的几个孩子当中最具反叛性、意志最坚定的一个。从她还是个孩子时，阿比就很霸道，对她所遭遇的大多数事情都会作出很激烈的反应。当佩吉决定停止母乳喂养的时候，阿比决定立刻转向奶瓶，让她母亲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但她历来跟她的父母一样热爱大自然。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她就热中于看鸟，并且能够逼真地模仿鸟儿的歌声，而鸟儿对她的模仿声也会作出回应。
阿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她的母亲非常亲密。她们彼此都欣赏对方的独立性和反传统的意愿。但是，她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因此，尽管彼此欣赏，但却经常激烈争吵。阿比不喜欢学校的正规性，但喜欢音乐，喜欢充满感情地拉大提琴。1963年，她考取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以开发自己的才华。她还遇到了一些教师，他们鼓励她进一步疏远“不平等的美国生活”。她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狂热地崇拜卡斯特罗，并短期加入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加强其在越南的军事力量的时候，阿比成了一些反战机构—包括《堡垒》杂志—的经济后援，并在波士顿担任阻止入伍顾问。
阿比最投入的是女权主义运动。1967年，她发誓永远不再穿裙子，以抗议妇女在社会上的“二等公民”地位。《纽约》杂志在报道“第16支部”（那是她在剑桥加入的妇女解放组织）时，突出报道了她。阿比被描写为“性隔离主义者”，并引用了她的话：“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是一种谈判交易，是反革命的。”（阿比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那些年里，只要她一回家，就会跟我们激烈争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我们家族继续助纣为虐的问题。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在愤怒的争吵中结束。
20世纪70年代早期，阿比的兴趣开始转向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上。最叫人吃惊的是，尽管她鄙视私有企业体制，自己却成立了一家公司，生产、销售一种瑞士设计的混合梳妆用具，并于1974年初开始小批量投入生产。我和佩吉对阿比的商业兴趣感到有些愕然，但对她执著的追求方式丝毫不觉得吃惊。
尽管阿比反叛性很强，对她的家庭和我所代表的大部分东西都愤然拒绝，但我相信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亲密关系，没有忘记她和我一起在波坎蒂克的池塘里搜寻飞虫、甲壳虫时度过的时光。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70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我们与阿比的关系至少是十分紧张的。
即便在她的表现最令人恼怒的时候，她母亲总是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出了什么事，阿比永远会在身边。”果然，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阿比总是给予我她全部的爱和支持。
107。 内瓦
内瓦只比阿比小13个月。小时候，她们两人同住一屋，形影不离，虽然她们各自的个性很不相同。阿比是个霸道、强劲的领导人；而内瓦比较被动，但却极其聪明，酷爱读书。她常常能够智胜她的姐姐。阿比十分羡慕内瓦读书迅速、在校学习好的能力。
很不幸的是，内瓦的外祖母—内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从来都不掩藏一个事实，即她一直希望内瓦是个男孩。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显宠爱阿比—对她们来说阿比永远都是对的，同时忽略、轻视内瓦。这让内瓦很伤心，对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时期，内瓦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却情愿躲开我和佩吉。1962年，她从康科德学院毕业，然后进了拉德克利夫。虽然阿比住在不远的剑桥，她们两人却吵了嘴，很少来往。因此，虽然内瓦跟阿比一样关心环境、民权和其他社会问题，但她个人从来没有卷入过极端组织。内瓦于1966年毕业，正好在全国性校园学生运动最激烈阶段的前夕。那年晚些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哈佛的教授，几年后就为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外孙及外孙女。
一直都属于知识型的内瓦迷上了网格球顶的发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她第一次遇见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列宁格勒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也就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见到赫鲁晓夫的那次旅行。让内瓦尤其着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动人心的科技体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资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会应用领域。因而，她与他保持了数年的联系。结果，内瓦走了我的路，攻读经济学博士。她的专业是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内瓦还跟我一样，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大学的理事。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锡尔港，她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接替了她母亲的位置，成了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园（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Garden）的经理。
108。 佩吉
佩吉于1965年秋天进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学期间正好是学生抗议活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最激烈的那些年。虽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积极支持几家反战机构，但佩吉自己的强烈社会正义感促使她怀疑使她自己获得巨大财富和机会—而同时数百万人却陷入一穷二白—的体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辞激烈的告诫影响了佩吉对许多事情的想法，但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时候，自己发现了贫困的本质。我们的朋友伊斯雷尔和林纳克拉宾在佩吉进入大学前的那个夏天邀请她到里约热内卢的家里做客。佩吉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但前提是她在里约热内卢期间可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佩吉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她发现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后来的两个夏天回到了那里。她的葡萄牙语变得十分流利，并在她的最后一个夏天搬进巴西的一个棚户区家里一起住。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务路过里约热内卢。佩吉邀请我跟她以及棚户区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顿饭。佩吉已经与她的主人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
佩吉对自己亲眼所见的贫困感到震惊，对阻止发生有意义变化的政治和经济障碍感到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1969年，她从拉德克利夫毕业后，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段时期，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STEP项目（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的策略及措施，由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中担任联合主任，帮助马萨诸塞州阿林顿高中的贫困危险青年。
佩吉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无法将我和她的家庭与她心目中错误的东西区分开来。有几年时间，她疏远了我们，回家看望我们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关系。我们已经一起在纽约开展了许多项目，并一起在世界各地游览。
109。 理查德
当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艾琳—进入大学（理查德在哈佛、艾琳在米德尔伯里）的时候，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仍然波涛汹涌。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参与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们姐姐们的任何极端主义运动。
理查德为越南战争而忧心，但他在大学期间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由于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样情绪激动，因此我们两人能够更加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当时，由于我有了与其他几个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同时与大学生接触得更加广泛了，因此我能够不那么情绪化地与他相处。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问题，要想证明我有理由坚决支持一场可能会最终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虽然双方都有许多人坚信有办法解决。越南战争涉及到复杂而矛盾的地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个难题。
我和迪克深刻讨论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问题。我心存感激的是，他愿意听我的观点，尽管他显然更加同情他姐姐们的极端认识。我还从迪克那里大量了解到了由于我们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产生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从哈佛毕业，并在后来的几年里琢磨着“自己这辈子做些什么”。他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与世隔绝的当地人口服务。在工作当中，迪克爱上了飞行，并尽快取得了飞行执照。他还参加了哈佛教育学院的课程，然后决定从医。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然后在缅因州波特兰成功地开展家庭医疗服务。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业为中心，为自己确定了一条井然有序、目的明确的人生道路。最近，他一直在积极帮助永久性保护美国东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他还在运用电脑科技来建立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合伙关系、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工作。理查德是个聪颖、热情、投入的人，是我们家庭中一股稳定的影响力。
110。 艾琳
我们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让她的哥哥姐姐们深陷其中的问题的影响。相反，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亲很亲密，而当她的姐姐们在态度上相当敌视我和佩吉的时候，艾琳努力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来回传递着信息，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最终，艾琳也经历了一个叛逆阶段，但这种叛逆意识最后却在个人的层次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层次上—自行消失了。她对我和佩吉似乎不那么认真对待她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而感到恼恨。她的感情很脆弱，而这也导致了紧张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长期旅行之后，有一个疏远的阶段—回国后，她决定离开我们单独住。
艾琳在家庭内部进行协调的早期努力，在她于1979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了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的出版商—以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重点。诺曼刚刚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 of an Illness），详细介绍了他通过人的意识的治疗能力成功战胜癌症的经过。艾琳对诺曼的理论印象非常深刻，并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她的导师。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改善健康学会（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来鼓励对意识与身体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此后，她又创建了改善社会与情感学习合作学会（Collaborativ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促进全国各地的社会与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
111。 越南悲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期间，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遏制”前苏联构成的威胁和抵制前苏联对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战争”的坚持不懈的支持。保卫越南南方的行为符合这种大范围的全球遏制战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国和前苏联的支持下征服了整个越南，那么，其他“多米诺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接连坍塌的命运将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我以及我所认识、尊敬的大多数人的信念：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访问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胜利。我到西贡开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务于驻扎在那里的越来越多的美国部队。美军统帅威廉C韦斯特摩兰将军向我们通报了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他打败敌人的战略。韦斯特摩兰相信，如果我们准备投入足够的战斗部队并“保持航向”，那么美国就有能力赢得战争。
韦斯特摩兰最大的担忧是国内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会阻止我们将战争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愤慨的是《纽约时报》的正式立场—他感觉该立场破坏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也为这些重要评论而担忧。评论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编辑部的负责人约翰奥克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里奇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回到纽约后，与他取得了联系，建议他去越南见一见韦斯特摩兰。约翰的确去了西贡，但是他坚信我们应当尽快与胡志明谈判一个解决方案后回国，因此无论韦斯特摩兰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的固有观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样。我非常担心有那么多年轻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骄傲感。令我感到悲伤的是那么多的人对我们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动产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进攻战之后，显然韦斯特摩兰的大举军事干预战略已经失效，而国内远离战争的热潮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谈判出最能够接受的条件撤军。我们国家的社会机制和凝聚力已经遭受了太大的破坏，无法继续抑制这种冲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样，当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时，认为那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可怕的悲剧。
112。 在哈佛的对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学校园—我在那里的出现常常导致人们的抗议。有一次，当校方当局拒绝为我提供象征性保安之外的安排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我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实质性阻遏，我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演。
我遇到的抗议者们指控我应当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负责—从越南战争到机构种族主义，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遗憾地说，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到我和我的家族送给哈佛神学院的一件礼物。
1962年，我被推选为哈佛大学监事会第二任为期6年的委员。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后两年的任期里担任该监事会的总裁。在那些年里，我与哈佛大学校长内森M普西十分合作。
1967年春天的神学院事件开始得很无辜。当时，一位监事、神学院访问委员会主席请我为学院捐献。哈佛当时正在开展一次两亿美元的资金募集运动，其中神学院正争取筹集700万美元来建设一座新宿舍楼和就餐设施，并提供各类奖学金。他问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为一座新楼提供250万美元的资金，然后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楼。
鉴于父亲一直积极支持内森普西为恢复神学院的从前地位—即基督教神学培训中心—方面而做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励全家与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资金。我和我后母马莎各捐献75万美元，剩余的由我的哥哥们和两个家族基金会提供。
内森普西和神学院院长为我们的捐献欣喜若狂。爱德华拉腊比巴恩斯被挑选为建筑师，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项目于1969年秋季破土动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长不得不请来剑桥警方，以应付大学大厅里的军校学生示威者。他的行动导致了学生罢课，结果校园关闭。虽然不久以后就恢复了上课，校园的混乱局势还在继续。洛克菲勒大厅的计划成了学生们的普遍借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区扩张、重组学校的管理结构、废除所有国防合约、从校园中清除后备军官训练队，并抛弃投资组合中继续在南非经营的公司的股票。
神学院的一小群学生要求要么拒绝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献的资金，要么将该资金用于其他目的，比如为剑桥区低收入人口建设住宅。他们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