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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吉喜欢韦斯特彻斯特县的静谧生活。她很宠爱自己亲自照料的马—那匹马名叫“士兵”—并训练它跳跃、猎狐。她在芒特基斯科一带有很多朋友，喜欢在骑马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造访，而且常常留下吃饭。佩吉是个充满乐趣、喜欢探险猎奇的人，总是第一个参加某种不合传统的新潮。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喜欢恶作剧。跟她一起上过芒特基斯科的里波湾学校的老朋友们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她和一两个同学—包括她的妹妹艾琳—会在冬天的某个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前，把一块林堡奶酪放到散热器的后面。学校当局不得不取消星期一的课，因为他们忙于清理大楼里的空气。
后来，佩吉上了一年的希普里学校—那是费城郊外一所非常古板的女子进修学校。她是有名的“麦格拉思蝙蝠”，以规避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乐，尤其是那些旨在让女孩们晚上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规定。通过仔细观察，她弄清了楼里每一块破裂木板的位置，由此她就能悄悄地四处走动，到她的朋友那里去串门。
我自己就目睹过佩吉的一些恶作剧。有一次，她把一样东西放进了本吉弗兰克林心爱的新车引擎里。当本吉发动汽车的时候，砰地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本吉一脸惊慌地从车上跳下来，在引擎盖下面疯狂地搜寻，直到他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在狂笑不已。
佩吉继承了她父亲的正义感，严格地遵循高度的道德标准。她也继承了她母亲在许多事物上的优雅品位，尤其是在挑选令人赏心悦目的服装方面—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同时也得益于她那美妙的身材。
虽然佩吉喜爱乡村的生活，而不是城市的交际圈子，但她却非常喜欢参加聚会。事实上，我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岛为青年女子首次进入社交界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而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经常在舞会和其他聚会里见面。我们两人都喜欢跳华尔兹舞，而由于这一共同喜好，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圣雷吉斯屋顶舞厅和彩虹舞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彩虹舞厅的一次波尔卡舞比赛中胜出。
我从第一次见到佩吉，就发现她具有某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还没有爱上她，但我发现自己在晚会上经常寻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别的女孩。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漂亮。因此，当我于1939年秋天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她经常到“基魁特”来看我。我们一起听着风琴，或者在家族地产上某个美丽的地方野餐。我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强有力的友谊关系演变成了某种更加深沉的感情。
到了初春季节，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向佩吉求婚，但我到了6月才鼓起勇气。佩吉给了我答复—那是在整整24个小时以后。
当我告诉我母亲时—过去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这种可能性，她用冷冰冰的口吻不无风趣地说：“啊，戴维，我并没有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了电话账单，上面有很多打给芒特基斯科的电话。”
为了买一只订婚戒指，我掏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大约4 000美元，那是我当时所有资源的总和。向佩吉求婚是我作出的最明智决定。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55年快乐的日子。在我们的感情道路上也有过崎岖坎坷，但我们对彼此的爱与日俱增。
36。 小花（1）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没有兴趣走进约翰、内尔森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尔本顿和比尔兹利拉姆尔跟我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具有良好关系的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本顿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我们见面后，安娜建议我从写论文的工作中抽出几天时间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我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舍和施食处。还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看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提出我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每年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我的工作职责，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我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我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我让速记员记录我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我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让自己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子太高的布鲁克林某个商人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我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我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于这种呵斥。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用上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的交织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拉瓜迪亚对他的秘书们同样残忍无比。她们工作加班加点，对他忠心耿耿。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如果市长发现了信中的某个打字错误或类似的毛病，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她们痛骂一顿，直到她们泪水涟涟。
抛开那些缺点不说，拉瓜迪亚是个极其令人敬慕、超凡出众的政治家。他是终我一生当之无愧的最好的纽约市长—至少在鲁迪吉乌利亚尼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说拉瓜迪亚性情焦急、脾气暴躁的话，那么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个其政府已成了腐败代名词的城市。几年前，臭名昭著的詹姆斯J沃克让贪污受贿达到了明目张胆、花样百出的顶点。大多数市政府职员认为，自己得到晋升的惟一途径就是买通合适的人。抢劫、敲诈、谋杀和卖淫之风盛行，而法官们则收了银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拉瓜迪亚用他个人的性格力量清理了纽约。当他冲着人们大声吼叫的时候，那是因为某些恶化了的腐败、低效或做事马虎的原因。他对自己十分苛求，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半夜时分给人们打电话，要求在第二天某个时间之前为他准备好某些东西。
他还是一个喜欢招摇过市的人。他那辆7人座克莱斯勒轿车配备了闪光灯、警笛和警方的电台，随时了解城市周围发生的重大事故和火灾。当他听到火灾的消息时，他会改变方向，急忙赶到现场，带上他的消防帽，开始发号施令。他的表现非常生动，消防队员们并不介意，而纽约的人们—以及报界—喜欢这一点。拉瓜迪亚还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有一次，他帮助解救了一名被燃烧的横梁压得无法动弹的消防队员。他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甚至有时去举着旗子阻拦飙车的司机，给他们上一堂安全驾驶的课。
他的克莱斯勒是一间活动办公室。他在离开市政厅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拉上我，这样我就能跟他一起坐在车上修订他的回信，或者讨论某个他感兴趣的项目。我们常常会一路谈论商务问题，然后，当我们到达他日程安排中的下一个活动地点时，他就会跳出车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候我怀疑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给他的听众做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演讲。他很真诚，而且不是许多政客用于交易的那种虚假的真诚。拉瓜迪亚是个有信仰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我记得自己曾陪伴市长去参加卫生部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布鲁克林附近修建的一个新设施的开业仪式。听众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对于那天自己要跟孩子们谈些什么，心中并没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绍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价值，以及该署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然后又介绍了卫生部的价值，及其对城市运转的关键作用。接着，他又平稳地转到拥护民主的话题，说到卫生部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然后又谈到了美国本身。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的卫生工人听到这个演讲，一定都会感觉自己是个英雄。演讲结束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那完全是一次即兴演讲，但因为是拉瓜迪亚发自内心的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37。 小花（2）
与拉瓜迪亚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长是罗伯特摩西。摩西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个实权人物。他曾经是阿尔史密斯的立法助理—当时，史密斯在纽约州的州众议院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史密斯担任州长期间，与他工作关系密切。摩西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是建造纽约那令人仰慕的公园系统以及纽约大部分交通运输系统的驱动力。事实上，五十多年来，摩西一直是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一个实权人物。在这期间，他的头衔众多，但尽管有那些头衔，摩西一直是个实干家。与纽约市基础设施相关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他所掌管的某个部门的。战后，我到他那里工作，亲自经历了莫宁赛德区和曼哈顿南部的再开发过程。
摩西毕业于耶鲁大学。与许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个廉洁正直的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公仆，表现出了设计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项目所能够实现的水准，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常常是残酷无情、独断专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拉瓜迪亚匹敌，无论是智慧，还是纯粹的性格力量。他在走进市长办公室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和绅士风格跟我随意地打个招呼。几个月以后，我常常听到他们两人在进行嗓门“比赛”，在市政大厅的另一头都能传出回音。但这种争执在涉及到摩西的时候结果却不同：拉瓜迪亚尊重他；虽然他感到怒火中烧，但会平等地对待摩西，而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去羞辱他。
在我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最大的项目是出租于1939年开业的拉瓜迪亚机场的商业面积。机场是市长为之骄傲、为之津津乐道的宝贝，他希望它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主候机楼在设计上没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业面积，这一点使得市长的目标很难实现。我和建筑师威廉A德拉诺找到了可以开设店铺和展柜的地方，然后我便走出去招租。结果，我表现得像一个很像样的推销员。卡地亚在旋转楼梯口租用了一小块地方，放了一个珠宝柜台。我又将其他空间租给了花店、银行、男子服饰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飞机还很新鲜，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机场，其目的只是为了观看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我们在眺望跑道的一个封闭阳台上修建了一个观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门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产生的收入接近10万美元。
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参加工作一个月以后，我跟市长单独坐在车里，跟他说起了我要结婚的计划。我估计佩吉不会反对，便对市长说我们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够请假去度蜜月。市长表现得非常热情，并祝我求婚成功。几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他佩吉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便带我们到中央公园的餐厅就餐，然后又带我们到城市大学的古根海姆体育馆去庆祝。他还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纽约贝德福德的圣马修教堂—那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个迷人的小教堂—结了婚。我哥哥约翰当男傧相，另外几个哥哥和我的大学室友们当男迎宾员。麦格拉思夫妇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客人有两百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与他的儿子埃兹尔以及双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们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大蒂顿山的JY大牧场—度过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在黄石国家森林作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们每人都打中了一头驼鹿（后来，我们两人对狩猎都失去了兴趣，但我们对荒野背包旅行的兴趣依然如故）。但我和佩吉大部分时间厮守在一起，享受着初婚的幸福，计划着我们的未来。那段时光，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不得不返回纽约。
“备战”
婚后，我继续为拉瓜迪亚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国进入欧洲战场或者与日本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0年中期，法国沦陷以后，国防开支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备战意识”，一方面是为英国人（后来又为苏联人）供应军事和其他装备。
政府的采购合同几乎包罗万象—从坦克到巧克力，从而刺激了人们将老工厂翻新改造，用于生产新产品，同时刺激了新工厂在全国各地的兴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而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医疗设施不足，战争人员没有住房，当地缺乏上水和食品供应，校区拥挤不堪。为了解决许多此类问题，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ODHWS）—那是当时用缩写字母表示的各种政府机构之一。区域办公室在美国各地设立起来，罗斯福请安娜罗森堡负责纽约地区。
安娜是市政厅的常客。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也许时机已经成熟，我该介入“备战”工作，作为ODHWS的助理区域主任跟她一起工作。这个时机对我似乎非常合适。跟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对市政府已经了解了许多，但一年半的时间好像够长了。安娜为我提供的工作是带薪水的，而我感觉这份工作能够给予我与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从来没有获得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安娜分配我负责纽约北部的一大块地区。在该地区运营的公司面临许多问题，但员工住房问题是最严重的。大萧条已经进入尾声，而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人们还是愿意走很长一段路。圣劳伦斯河沿岸和加拿大边境附近的许多小城镇—比如沃特敦、马塞纳和奥格登斯堡—的住房难以满足如此规模的人潮。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努力协调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惫不堪的当地官员和控制着建设住宅所需资金的联邦政府官僚。我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
38。 小花（3）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3个月以后，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由此，我的人生翻开了一页完全不同的新篇章。
39。 选择
回家后不久，我就接受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关于进大通银行的提议。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我对于为政府或非盈利机构工作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我与好几个人讨论了我的各种选择，包括安娜罗森堡。她认为在大通银行培训一两年是有用的，但我“会觉得它作为长期从事的一种事业，挑战性不够”。安娜错了。事实上，在后来的35年里，我完全投入到商业银行家那种迷人而个人回报丰厚的生活中去了。在那些年里，我有数次机会担任内阁官员或大使的职位。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我一个都没有接受，但我丝毫不后悔，因为我在大通银行的事业为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提供了参与公共和政府事务的、虽然同样令人充实满足却颇为不同的途径。
40。 大通国民银行
1946年4月，我加入的大通银行是一家享有显赫历史的令人敬畏的机构。大通国民银行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初通过一系列兼并活动而成长起来，在战争年代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1945年年底，大通的总资产达到61亿美元，存款57亿美元，员工7 000人，其中有许多人跟我一样刚刚从部队退伍。大通尤其感到骄傲的是，自己是全国最大、最好的“批发”银行，处理着美国大型公司的信贷需求，为成千上万家国内外代理银行扮演“银行家的银行”的角色，并为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