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则徐在根除鸦片的谋策上，曾经有建议分阶段进行的办法。他到底是个注重实践的行政官员，这一次也采取了分阶段进行的办法。这个办法是：缴出各个商人在清单上呈报的数量四分之一，则允许买办和仆役返回夷馆；缴出一半，则允许乘坐舢板船往来；缴出四分之三，则准许恢复贸易；全部缴清，则一切恢复正常。
夷人每缴出鸦片一箱，给茶叶五斤，以示嘉奖。
当时广州鸦片的批发价为每箱七、八百元，二万箱的总金额则达一千五百万元。不过，在印度的原价为每箱二百元，包括运费在内，估计实际损失约为五百万元。
在二万箱中，查顿·马地臣商行的鸦片占七千箱，占第二位的是颠地商行，约为一千七百箱，两者差距很大。
据美国领事彼得·斯诺的报告书说，美国人根本没有鸦片，只有为英国人代卖的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已经全部退还给义律。
烟深海国
阴历二月二十六日（阳历四月九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送来报告说，鸦片趸船已送来了缴出的鸦片。
钦差大臣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监督豫厚庵等一起，从广州乘船去虎门监察鸦片的缴出。
钦差大臣乘坐的船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烟深海国”四个字。
没收的鸦片共有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和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比义律申报的还要多一千多袋。除去包装，净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合一千一百八十八吨。
装鸦片的容器主要是芒果树木材做的，一百二十斤重的箱子长约一米，宽和高各为五十公分。象虎门这样偏僻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能装进二万个这样木箱的仓库。因此在广场上围起坚固的木栅栏，搭起带漆盖草的临时仓库。周围戒备森严，有监督的文官十二人，军官十人和士兵一百人昼夜巡逻。
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开始接收鸦片是阳历四月十一日，全部接收完毕是五月十八日，实际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此事必须认真进行。在皇帝的身边有反革新派的权臣，稍有差错，他们便会借机拖后腿。
在虎门接收鸦片的原因，除了它靠近伶仃洋外，还准备从这里由水路运往北京。如果从陆路运送，要雇用大批的伕佚子，在各地歇宿也需要大批的人员警卫。如果装到船上，把船舱严封，那就省掉许多麻烦。 ．
但御使邓瀛认为把这么多鸦片运进皇都会引起轰动，而且路上也有被盗换的危险，反对运送。
把鸦片运往北京的目的，为的是以实物向皇帝证明已经完成任务。
北京与广州之间的距离，乘快马也需要跑二十天。广州发生的事件，稍有谎传，北京也很难调查。所以凡是重要的事情，最好是看实物证据。
道光皇帝采纳了邓瀛的建议，认为林则徐说的话不用证据也可以相信。他在上谕中写道：“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命令就地处理，要林则徐“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
林则徐接到这个上谕后，立即研究了处理鸦片的办法。
上谕中说要“销毁”。销同消，即消灭的意思。毁是毁坏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要火烧。但一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烧掉。所谓“化为灰烬”，就有着“一点不剩”的意思。
不过，鸦片用火烧也不能把它消灭。经试验证明，在鸦片上浇油，用火烧，其“残膏余沥”渗入地中，然后把土挖起来熬煮，还可以再制二成到三成的鸦片。
调查鸦片的性质，了解它最忌的是盐和石灰。
因此，林则徐在虎门镇口海边稍高的地方，令人挖了两个池子。据说池子纵横十五丈有余，即约五十米见方的池子。
为了防止鸦片渗透，池子的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着石块。临海的一面建有闸门，相反的一面挖有沟道。
首先把水从后面的沟道引入池中，投入大量的盐，把从木箱中取出的球形鸦片块切成四半，投入盐水池中。
这样让鸦片在盐水中浸上半天的时间，然后投入一块一块的生石灰，于是池面上逐渐冒烟，好象沸腾似的。池子上搭着跳板，许多伕子站在上面用长木棒搅和，加快鸦片残块的溶解。
于是瞅准退潮的时刻，打开靠海岸边的闸门，把溶解的鸦片放入海中。
最后用水清洗池子四周的木板和底部，彻底清除鸦片的残渣。两个池子轮流地用这种方法处理了鸦片。
大量的鸦片当然不可能很快处理完。这一工作从阴历四月二十二日（阳历六月三日）开始，仅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休息了一天，到五月十五日（阳历六月二十五日）才处理完毕。
按照上谕的指示，高级官员都亲临现场，并让一般的民众观看。
这种向民众公开，也许是为了作为一种“证明”，以代替把鸦片运往北京。一九三五年中国准备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许多故宫的珍品时，有人指责“政府要把国宝卖给外国”。当时政府决定展出前在上海举行公开的展览会，在伦敦展出返回后，再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其目的就是要让民众的眼睛来代替“证人”。
上谕中还说也要让夷人们“共见”。英国人当然不愿来看自己的鸦片被销毁。美国人C·W·金谷曾把他去虎门观看的情景记载了下来。这位金谷为了送还日本的漂流民，曾乘坐被日本幕府所击退的那只著名的莫利逊号美国船①。由于预告这只莫利逊号的到来，而产生了渡边华山②的《梦的故事》和《慎机论》，从而把渡边华山置之于死地。历史往往在奇妙的地方紧联在一起。
从清朝方面来说，认为没收这种明文规定的禁品乃是一种合法的措施；而且上缴每箱鸦片赏赐茶叶五斤，表现了天朝的宽宏大量。
而英国方面却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民及其财产所施加的非法的压迫，感到十分愤慨。
为了表明这种愤慨，义律命令英国人全部退出广州的夷馆。如果所有的外国人都退出广州，那就会更有效地表现愤慨之大。但义律是英国的官吏，只能以命令的形式强制本国的国民。
义律曾要求美国商人的代表欧立福特“协助”，一起退出广州，但遭到了拒绝。
从美国人来说，以前广州的大部分贸易都由英国人所掌握，现在英国人要退走，商业权就会轻易地落入自己的手中。
但从英国的商人来说，尽管因有义律的命令，他们不得不退出广州，但只要美国人还留在广州，他们还可以通过美国人的渠道，继续进行贸易。
①1837年美国船莫利逊号为要求和日本通商，开到日本浦贺，被日本击退。
②渡边华山（1793—1841），幕府后期的画家、思想家，因反对幕府的“攘夷”、受迫害，自杀。
所有的英国人退出了广州，并没有象义律所想象的那样起到戏剧性的效果。英国奉行重商主义，他们十分重视国际贸易。而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对外夷的恩惠，没有这种贸易就不会发生纠纷，反而觉得对自己有利。可见两国之间的观点、看法不一致的地方太多了。
权臣在内
林则徐到广州赴任之后，把自己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向公行和夷人发出的谕帖的内容等，详细地奏报了北京。道光皇帝对此嘉奖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域中化外皎然。……
但皇帝身旁的权臣不高兴。
有的人向皇帝上奏一些找碴儿的事情。如御史步际桐就上奏说：处理了鸦片，让夷人具结，仅凭这些并不能保证根除鸦片，应考虑更为恰当的办法。这应该说是一种抽象的无理的要求。
北京已开始制定禁绝鸦片的法律。严禁鸦片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策，但保守派仍然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企图使其缓和。
“不应视民命为草菅！”——直隶总督琦善在其奏文中竟使用了这样的词句。不能把人民的生命看作是遍地生长的杂草！这话完全对，但其目的无疑是想缓和吸食鸦片死罪论。
在林则徐下台后，琦善是鸦片战争的“善后者”，他处心积虑的处处与林则徐作对。他的思想当然是主张弛禁论的——也许说是反严禁论更为恰当。
琦善曾在他的奏文中说：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乃是“率上普天之大狱”，断不可兴。
让我们看一看他这么说的理由：
剿灭一般的叛乱，杀死叛徒也不过八千人或一万人。如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那就要杀戮几十万人。如苗族、壮族那样狞猛的种族，了解到要处以死刑，不可想象会甘心垂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福建沿海好斗者甚多，对他们以死罪相迫，有可能逃往海岛，与外国人勾结。一旦天下大乱，百万满族将为亿万之汉族所消灭。
因为皇帝正在热中于消灭鸦片，正面泼冷水的话当然不能说，但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保守派的大官儿们还是尽一切力量采取了。
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仅在这一天休息了一天。就在这一天，北京的朝廷公布了“禁烟章程”。提出这个章程的代表人是肃亲王。
这个禁止鸦片的法令足以黄爵滋奏文的精神为基础，根据林则徐的严禁办法而制定的。
这个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沿海奸徒，开设窑口（鸦片店），囤积鸦片者，首犯
斩首后枭首示众。同谋者、接引者、护送者及知情而
受雇船户，处绞刑。吸食犯给予一年六个月期限，限
满不知悛改者，不论官民，均处以绞刑。
在一年六个月期限内，吸食者也要处罚，只是不判
处死刑，平民“拟杖流”，在职官吏流放新疆充当苦差，
兵丁发放近边地方充军，宗室送往盛京（奉天），有职者
革职，有爵位者剥夺爵位，永不叙用。戒掉鸦片仍持
有鸦片者，杖一百。官兵搜捕鸦片犯时，如遭到抵抗，
准开枪，格杀勿论。……
这个章程确实刑罚严明。章程公布时，道光皇帝下的圣旨中也强调要“永远遵行”，并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最后还叮嘱说：“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但是，这三十九条章程中，第十条的条文令人担心。这一条说：“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拏，不许旁人讦告。”
可能有人认为，由于刑罚太严，这一条是为了慎重。其实这可能是保守派的巧妙的抵抗。
当时革新的官僚刚刚产生，如宣南诗社的集团，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官吏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且官官相护。所以当官的接受贿赂，在当时已成为谁也不觉得奇怪的家常便饭。
如果当官的暗中搞鬼，这个禁烟章程就有可能变为一纸空文。
看起来貌似坚固的大堤，早已被蚁穴所穿通，保守派的高级官员面临自身的危机，是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林则徐也察觉到了这一情况，他只是依靠皇帝的热情才投身于禁烟工作的。
在销毁完鸦片之后，林则徐又开始研究夷人是什么样人、夷国是什么样国家这类的问题。
他在赴任之前，已经收集了一定的情报，形成了他自己的概念。但到广州后实际所接触的夷人，跟他形成的概念并不吻合。
他住在广州越华书院的官邸里，热心地研究了外国情况，并尽量收集了大批的资料。他经常同公行的成员、买办、通事谈话，特别是公行总商伍绍荣经常被他叫去问话。他刚到任时，让公行的人住在越华书院附近，有什么问题，深夜也把他们叫来问话。
林则徐还让袁德辉等懂英文的人加入自己的幕僚，让他们翻译了外国侨民的机关杂志——如传教士郭士立和裨治文等执笔的《中国丛报》和《地理大全》等。前者就是所谓的《澳门月报》，后者译为《四洲志》。林则徐被左迁赴新疆时，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住在扬州的宣南诗社同人魏源，魏源根据《四洲志》而著了《海国图志》。
据说，日本嘉永三年（一八五○），《海国图志》由中国的贸易船传到长崎。平户藩家老叶山高行藏有其中的一本，吉田松阴来平户时偶然阅读了这本书，深受感动，这已成为有名的逸话。日本幕府末年有识之士所了解的外国情况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这本书。林则徐作为《海国图治》的资料收集者，同日本的历史也有着微妙的联系。
林则徐就是这样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士大夫必然的思想方法——“中华思想”。
在交给魏源的各种资料中，也包括船炮模型图。林则徐一到广州，大概就意识到了西洋武器的精强。他曾购买了英国船甘米力治号，企图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水师的近代化，后来的洋务运动在这里已看到了萌芽。承认“武器是西洋的好”，这表明了中华思想已后退了一步。
第七章 战火
驱逐
从九龙往香港的星渡码头到半岛饭店一带，称之为“尖沙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鸦片是没收和销毁了，但是“保证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义律禁止英国人在保证书上签字，率领全体英国人去了澳门。
英国商人离去，就意味着当时航来的六十三只英国船也从广州的停泊处黄埔开到虎门之外。
木造的帆船，尽管载重千吨，也摇晃颠簸得厉害。船员们经常厌烦海上生活，往往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登陆上岸。当然，当时的香港岛只不过有一些贫穷的渔村。
民族不同、语言不通的夷人上岸登陆，同当地人之间很容易发生纠纷。
阴历五月二十七日（阳历七月七日），尖沙嘴的村民林维喜遭到喝醉酒的夷人用棍棒的殴打，第二天死去。
关于这次事件，清国方面要求在澳门的义律引渡犯人。
这显然是一次暴行事件，而且目击者很多，但义律却借口犯人不明，顶回了清朝方面的要求。
“当天在九龙上岸的不仅是英国商船的船员，据说还有美国的伙夫。为什么钦差大臣仅对英国人采取强硬态度？”义律的答复这么说。对此，林则徐反驳说：“据美国领事斯诺报告，当天美国船员没有人在九龙上岸。”
林则徐对美国似乎颇有好感，他在让人翻译和阅读《中国丛报》的过程中，了解到夷人当中也有反对鸦片贸易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美国系统的传教士。另外，就那个保证书来说，英国人遵照义律的命令，没有一个人提交，而美国人却老老实实地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仍和以前一样在广州做买卖。
美国和英国的说法不一致时，林则徐往往无条件地相信美国一方。
有人说鸦片战争时的中国领导者根本不了解外国情况，夜郎自大，顽固坚持自以为是的中华思想。其实并不尽然如此，而且英国方面也有许多欺侮中国方面的狂妄言行。
比如就拿这个林维喜问题来说，即使义律知道犯人是谁，他也无意把犯人引渡给清朝方面。他通知澳门同知蒋立昂说：
……查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嘴村居民一名，被殴伤
毙命，远职（指义律）遵国主（指英国女皇）之明谕，不
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
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
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发觉。
林则徐对此所作的批示说：
……查该国（指英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
照何国法度，……该国主远在数万里外，岂能谕令不
准交犯？今以伊庇匿凶夷之咎，诿卸于其国主，则是
诬罔不忠，……伊禀内虽云，查出凶犯，亦拟诛死，此
乃毫无凭据之语，谁能信之？又云，该犯罪不发觉，更
属欺人之语。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
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
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况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
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
本大臣、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
这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插话。
在英国人撤离广州之后，广州的医疗传道会由美国医生彼得·伯驾经营。该会一八三九年七月的报告书附有一份病历，诊号是六五六，病人的姓名是林则徐，职业是钦差大臣，可见不是同名同姓的其他的人。病症是疝气。
不过，这个患者只是口头上问了问有无良药，实际并未接受诊治。巴卡回答说，疝气不能用药治，可带疝气带。林则徐去医院的目的并不是，诊治疝气，而是带去一本外文书，请会中文的伯驾翻译。这本书的题名叫《Law of Nations》（国际法），作者是瑞士的法律学家埃梅利克·得·瓦台尔。
林则徐在给义律的批示上说，英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