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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茅盾及其他新文学战友和商务当局顽固派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开展激烈斗争之时，侧面又受到友军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主持的创造社突然袭击。
创造社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立起的新文学团体，稍晚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一批作家诗人组成，1922年办《创造》季刊，接着又出《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艺术主张中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倡导积极浪漫主义。同时，又表现出浓厚的对旧社会的反叛精神。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郁达夫的《艺术私见》和郭沫若的《海外归鸿》，公开批评文学研究会茅盾、郑振铎等人“党同伐异”
和压制“天才”。其实当时茅盾对郭沫若等人还是十分钦佩的，认为郭沫若诗集中公然说自己“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当时还没第二人。”《女神》中作者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并称《女神之再生》为空谷足音“，因此，茅盾和郑振铎一见这两篇文章，大吃一惊，感到十分委屈，于是愤而起来答辩，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场持续3年的两个新文学团体的论争，拉开了帷幕。
这场论争，双方都是年青气盛的青年理论家，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因此，激烈程度也非常，但平心而论，这场论争，对促进新文学的繁荣，历史地来看，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论争，实际上是这两家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方面，这种人本主义气质较多地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方面则集中于自我倾向，所以事后，茅盾和郭沫若都非常宽容地回忆这场论争。茅盾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战的原因，主要是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换言之，我们所争的是：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的表现呢，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创作是无目的无功利的，还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茅盾还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一条路上走的人，应当互相扶持，互相容忍，……。”郭沫若也说：“我们当时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一直持续了3年，直到1924年7月20日，茅盾和郑振铎首先挂起“免战牌”，表示“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
今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差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在与创造社论战的同时，茅盾和郑振铎、鲁迅、叶圣陶、沈泽民等人，还要和南京《学衡》杂志的论战。刀来枪抵，十分激烈。“学衡派”是南京东南大学的胡先啸、梅光迪、吴宓等教授，以出版《学衡杂志》而得名，这些留过洋的教授，在五四以后，来反对新文学，提倡复古，标榜“国粹”，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
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文学进化论，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言文不应合一，主张摹仿古人等。由于南京“学衡派”的倒行逆施，当时出现一股“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的逆流。针对这股逆流，茅盾奋起抨击，先后写了《评梅光迪之所评》等七、八篇文章，给予复古势力有力的抨击。其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新文学运动。在反对学衡派复古的斗争中，他和胞兄并肩战斗，撰写了大量笔意锐利的论文，反击学衡的复古。在其中一篇《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文章中，深刻而又明了地阐述了白话代替文言、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指出“因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情感的工具，所以必须包具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容易普及，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适宜表出现代的思想和情感的。就这三点看来，文字就有采用日常用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茅盾昆仲共同为营造新文学大厦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在反击“学衡派”的过程中，鲁迅也挥枪上阵，撰写《估学衡》，深刻地揭露了学衡派们的浅薄与无知，他说：“学衡派”自己还没有弄通古文，却自谓肩负捍卫古文的重任来教训新文学者，这是不知羞耻。还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和茅盾、鲁迅等联袂，对“学衡派”
进行驳斥和批判。不久，“学衡派”在新文学者的批判下，便败下阵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插曲。
茅盾在与创造社论争，反击学衡派的斗争过程中，仍在百忙中为《小说月报》写稿，编海外文坛消息，同时，大量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务工作，又亟待茅盾去处理。
此时的茅盾，工作几乎是连轴转。但是，纷繁的事务，复杂的斗争，茅盾仍没有忘记译介国外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的作品。
还在1921年时，茅盾在编《小说月报》过程中，发现中国在倡导新文学过程中，亟待引进国外民族作品，以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借鉴。于是，他发起组稿编辑两期专号，一期“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专门介绍欧洲等少数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吸纳不少新文学作家翻译家共同关注这种新文学奠基工作，茅盾自己则写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引言》、《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两文，刊于专号。不久，茅盾又主持编辑了《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把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鲜的文学作品及十月革命前反映俄国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作品，介绍给国人。其中茅盾不仅主持编辑，而且还亲自动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如他在号外中，发表了《失去的良心》、《看新娘》、《蠢人》、《杀人者》、《伏尔加与村人的儿子米苦拉》、《孟罗的农民英雄以利亚和英雄斯维亚多哥尔》及《赤俄小说三篇》的前言等，充分反映了茅盾当时那种对新文学忘我的奉献精神和对社会使命感、责任感。
1923年，茅盾为反抗王云五违约而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后，在译介、标点外国文学的同时，又给《国学小丛书》编选《庄子》、《楚辞》、《淮南子》等，因而，茅盾能以深厚的古文基础，在倡导新文学的前沿，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年的暑假，茅盾应侯绍裘的邀请，专门去松江私立景贤女中讲演，讲题是《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这是茅盾继上年暑假与郑振铎在宁波四明暑假教育讲习会之后，又一次外出讲演，宣传新文学。去年去宁波之前，也曾去松江景贤女中讲演《文学与人生》。因为茅盾在上海新文学界，名气如日中天，所以，外地邀请他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茅盾乘这机会，宣传新文学。
与此同时，茅盾的社会活动也日愈频繁。1923年11月27日，在上海的浙籍人士陈望道、茅盾（沈雁冰）、杨贤江等致电浙江省省长、教育厅长、抗议浙江省议员罗织罪名提出查办省立五中校长案。同年12月上海成立东方艺术学校，聘定陈望道为教务长兼美学教授，茅盾为现代文学教授，甚至在中华书局编辑程本海1924年3月3日下午的婚礼上，茅盾也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说。1924年春，茅盾、杨贤江等人发起，成立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反对外人扩大租界。7月18日，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将闸北市民外交协会改名为上海市民对外协会，并聘请恽代英等为协会顾问。这些活动，也反映了青年茅盾既是一个在新文学疆场上驰骋的骁将，而且又是一个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从而使他的革命和文学活动，和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第七章在罢工洪流中
192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会议，这是茅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24年春，作为上海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的茅盾，直接参与和策划组织上海工人纪念京汉铁路“二七”
大罢工的大会。
在这之前，茅盾的胞弟沈泽民，于1921年从日本回国以后，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投身新文学运动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立志当革命家和文学家，先后奉党组织命令去安徽芜湖五中任教，并在那里发展革命同志，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后来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23年8月，中共派沈泽民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并要求他们到南京以后，负有发展中共组织的使命，不久，组成南京党小组（直属上海第六组）。在南京期间，沈泽民与同乡张琴秋有更多的接触和联系，两人志趣相投，终于在1924年结为伉俪。在这期间，茅盾除了政治活动工作之外，仍创作、译编了大量作品。
他研究希腊神话，1924年9月发表了《普洛米修偷火的故事——希腊神话之一》至1925年1月先后发表了十篇研究编译文章，在《儿童世界》上发表，之后，茅盾又开始研究北欧神话，1925年2月发表《喜笑的金黄头发——北欧神话之一》，至4月已发表《为何海水味咸——北欧神话之六》，但后来因为五卅运动的爆发，没有能像研究希腊神话那样，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只好戛然而止。
在五卅运动前后，有一篇反映茅盾文艺思想的文章，也因五卅运动的爆发，而分两段来完成。这篇文章就是《论无产阶级艺术》。这篇长文的写作起因，是因为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人提出革命文学口号，沈泽民连续发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和《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两篇文章，指出“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着手枪和炮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像《小说月报》所为标语的血和泪，”
“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的气概的问题和作者的立脚点的问题。”但是，茅盾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没有在前几年与创造社论争时那么尖锐和冲动，而是在一边思索，一边观察，一边读书。当时，茅盾“翻阅了大量英文书刊，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艺术发展的情形。”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消化，茅盾觉得有必要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各个方面试作一番探讨。同时，也觉得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过去曾热烈鼓吹过的文学主张，以便用“无产阶级的艺术”来充实和修正“为人生的艺术”的观点。于是，《论无产阶级艺术》这个长篇论文的前半部分，发表在五卅运动前的《文学周报》5月10、17、31日，后半部分发表在10月24日《文学周报》上。
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在新文学界成了“旷野的呼声”。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无产阶级文艺的论文。文章分5节，首先从西方文艺发展史中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形成，其次论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提出一个艺术产生的公式：“新而活的意象＋自己批评（即个人选择）＋社会的选择艺术。”令人耳目一新，并第一次提出在阶级社会，社会的选择又是阶级的选择这样的观点；第三节探讨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详尽地分析无产阶级艺术与农民艺术的不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艺术非即所谓革命的艺术，”“非旧有的社会主义文学”，作了界定和缕析。第四节以苏联文艺现象为蓝本，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最后一节中，茅盾又分析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以及文艺的历史继承等问题。这篇论文，既是茅盾在五四运动以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一次清理，又是他往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但现实给茅盾的系统思考的时间非常吝啬，刚写完一半，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茅盾只好放下笔，投身于五卅洪流。
1925年年初，上海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指挥下，开始涌动，出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外商在中国开厂并严重剥削工人等情况，引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1925年2月2日清晨，上海内外棉第八厂发生日本领班毒打一个女童工的事，引起该厂男工的愤愤不平，他们据理同日本领班争论。不料，老板把粗纱间值夜班的50个男工全部开除。于是这个厂的日班男工自动罢工，抗议厂方的处理。当时沪西工友俱乐部主持人刘华出面调停，结果，厂方又没收工人工资，勾结捕房逮捕工人代表。2月9日，内外棉第八厂全厂工人开始罢工，接着是第五厂、七十二厂的工人也跟着罢工，燃起上海工人运动的烈火。当时，茅盾与邓中夏、杨之华一道，组织工人罢工大会，在谭子湾广场上，有万人参加。
万人大会以后，上海迅即有22个日本纱厂响应，罢工人数达35000多人。
并成立罢工委员会。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经过十多天的较量，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罢工条件。于是，内外棉各厂全体工人开会庆祝罢工胜利。这场罢工运动，为稍后的五卅运动，积累了经验。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自从2月的罢工以后，上海工人大批参加了工会，工人的斗志更坚强了。同时，也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软硬兼施的两手，企图扼杀尚在摇篮中的革命形势，他们要求取缔工会，并扬言，如果工人罢工，立即关闭工厂。与此同时，日本资本家大批开除工会的活动分子，逮捕工人代表。于是，内外棉十二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十二厂是纱厂，是一些织布厂的前道厂，因而影响到一些织布厂。由于十二厂的罢工，5月15日七厂（织布厂）的夜班工人去上班，工厂却紧闭大门，宣布：没有纱，工人统统回家去。工人据理力争，但厂方不理。于是，顾正红带领工人撞开厂门，夜班工人涌进厂内，与看守厂门的日本人发生冲突，此时，内外棉的副总大班和七厂的大班带领许多打手，手持武器，赶来现场。看见带头的正是他们久已注意的顾正红，便朝顾连开四枪，顾正红当即倒在血泊中，第二天下午伤重不治而光荣牺牲。
“顾正红事件”激起上海工人的极大愤怒，16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一万余工人全部罢工，并组织罢工委员会、设立纠察队、交际队、演讲队、救济队等，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等八项要求。5月24日，在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会后，进入扩大宣传，组织全市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准备阶段。
事态的发展，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茅盾既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又是直接上街参与者。一浪高于一浪的罢工浪潮，终于在5月30日全面爆发了，30号下午罢工的工人，罢课的学生从四面八方会合在南京路，东一堆，西一堆地在演讲宣传，都大喊“打倒帝国主义”。一时间，南京路成了一片反帝的海洋，涛声四起。茅盾和夫人孔德沚及邻居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从闸北顺泰里赶到南京路，在先施公司门前，忽然听得前面传来“砰、砰、砰”的枪声，南京路上示威的人也从前边潮水似地退下来，茅盾忙问退下来的人：“怎么回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愤怒地说：“巡捕开枪了！”演讲队有几个人被捕房抓进去，工人学生涌到捕房，要求放人。结果，捕房的巡捕开枪，打死上大学生执行委员何秉彝、交大学生陈虞钦。这时，先施公司已经拉上铁栅门，把茅盾他们关在公司门里，出不去。正在焦急时，杨之华认出一个熟悉的先施公司的小职员，由这个小职员带路，从后门走了。
当天晚上，茅盾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等在闸北宝兴里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全市的三罢运动，并研究拟定要求：租界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并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这次“三罢”领导中心。至于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