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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与孔子讨论什么是强的问题。孔子认为，真正的强是君子的道义之强，而不是强者的武力之强。道义归根结底在中庸，所以君子的强，强在中庸。他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矫，形容强的样子。和而不流是坚持原则，不与错误意见合流，这是与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一条原则。孔子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非此非彼的中正与亦此亦彼的中和，亦即中庸，是君子的天职，是使道义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不过中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必须善于找到当时的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时中是在行动的节骨眼上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中庸。死搬教条，比照旧例，往往会造成过或不及，同或流；要把握当时的中庸必须把仁、礼的一般原则与当时条结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中庸一定是时中。孔子在自己的从政和教学过程中，总是依时中的要求办事。譬如他对“闻斯行诸？”（“听到一个道理，马上就去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他给子路的答复是，你有父兄，办事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可以闻斯行诸？给冉有的答复则是“闻斯行之”。为什么要这样呢？子路常冒失，要压压他的冒失劲，冉有常退缩，要把他的劲头鼓起来。他把原则和不同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之后，使之恰到好处，这就是时中。
中庸是不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中庸的歪曲，中庸本身不是折衷主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中庸是讲原则的，而折衷主义是不讲原则的。中庸的中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中是礼决定的，同时也是仁决定的。因此中庸的原则是仁与礼。折衷主义则是无原则，随风倒的，它什么也不坚持，一切都迁就。孔子最鄙视的就是搞折衷义的乡愿。乡愿似乎也懂得仁义礼乐，但在行动上决不坚持，反而与一切不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同流合污。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所以中庸不但不是折衷主义，而且正是反对折衷主义的。以中庸为折衷主义，乃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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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论语·尧曰》：“允执其中”，皇侃琉曰“中正之道也。”《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皇侃疏曰：“中，中和也。”
②《说文》：“庸，用也。”《尔雅释诂》：“庸，常也。”
③《中庸》：“君子中庸”。郑玄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
第五节 君子
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中谈到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他看来，只有华夏的古代文化才能使我们成为文明的华夏人。这就是说，人只有用人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仁义礼乐去进行教化，方才成为人。用《周易》的话来说，这便是“人文化成”。在孔子心目中，用仁义礼乐化成的高标准的人就是君子。所以君子是孔子仁礼中庸等等人文原则的具体体现，他对弟子的一条重要教诲便是：“女（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雍也》）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许多层次，最高的当然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因而是无须教化而自然成就的；在学而知之的人当中，就是仁人和君子，他们是一般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经过儒家文化的教育熏陶，并且在道德修养上下过体认工夫的人，是一个既有高度文化修养，又有美好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他强调君子在文化与品质两个方面均衡发展，以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因为具有实际的知识与技能可以起而行动。后来，宋明理学家们特别强调心性修养而忽视了知识技能，违背了孔子原意，也造成了巨大恶果。那些平时只会谈心性的人，没有任何实际的本领，危难之际只有以死来报效国家。
孔子认为，君子必备的基本技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懂得礼节仪式，会歌舞与演奏乐器，能射箭，驾车，写字，运算。君子必备的基本知识，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此外，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历史、博物、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君子也应该掌握。孔子博学，经常给人解答一些博物学或文化史方面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就连公开场合不愿谈论的军旅之事也懂，并且教过弟子冉求（即冉有，字子有）。但他不是为博而博，他广泛求知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孔子还认为，对于要做一个君子的人，广泛求知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培养卓越的道德品质。君子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不仅仅是仁、义、礼、乐几条大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
首先，君子对于仁义原则应有深刻的理解，视之为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动摇地坚持仁义。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离开了仁便不是君子，所以他不会有吃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德的，在紧迫的情况下，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也会照样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孔子还认为义对于君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阳货》）。义是君子作人的根本，第一原则。义就是合宜，就是符合道德原则，不合原则的事坚决不做。孔子如何对待利和欲？和后世儒家中的有些人不同，他不持一概反对的态度，但是强调义是第一位的，求利要符合义。他认为，君子应该“欲而不贪”（《尧曰》），应该“见利思义”（《宪件问》），“见得思义”（《季氏》）。他说过，如果富是符合于义的，即使是给人家执鞭驾车，他也愿意做。这个重义轻利的原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过去曾经哺育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今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其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
孔子重视宗法，重视维持家族中的秩序与和睦，所以着力提倡这样两条道德律：子对父的孝与弟对兄的悌。他认为孝悌不仅使家族和睦，而且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一般关系更趋亲密，因为爱人是从爱双亲爱兄弟开始的，有了孝悌这个根本，才能生出爱人的情感。君子孝悌就能教育民众，使他们懂得仁的道理。孔子特别强调孝悌不仅仅是一个仪式，重要的是有真情实感。如孝不仅仅是按礼的要求去养老送终，而且更要有敬重的情感。人们养父母，也养牛马，如果对于父母不能敬重，那和养牛马又有什么区别！亲子关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恒久事实，规定一定的道德原则来维系它，对于家庭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如果不管古代的具体仪节，孝悌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但是，孔子的时代距离今天毕竟非常遥远，在他的孝悌观念中有不少早已过时的东西，如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慈与子女对父母的孝，关系虽是相互的，但不是平等的；孔子主张，父母有过失，子女可以提出意见，如果父母不听，做子女的仍然要恭敬顺从，劳而不怨。他最欣赏的孝行即是父亲死后，子女仍然按他生前的章程办事。“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在那个时代，宗法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法律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就要服从家族利益。孔子认为如果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做儿子的不可以出来揭发，隐匿不报是正直，揭发反而是不正直。孟子根据这一思路，认为舜的父亲犯了法，舜偷偷将他带到海边隐藏起来，这是孝。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它是由法制来维护的，与法制抵触的孝悌是宗法时代的陈旧观念，应当抛弃。
孔子主张君子应该讲究忠恕。孔子给弟子曾参等讲学，说他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同学都没有弄懂，下课之后问曾参一贯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与恕是作为道德观念的仁的内涵。忠是尽己为人，指的是爱人就要对人竭心尽力，诚实负责。孔子的忠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地说，人对他人应该忠，与后来君主专制制度下，专门要求臣对君的忠不一样。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这个忠也只是尽己的意思，而且是以君的礼为条件的，君使臣不以礼，那么臣对君也就不一定忠。鲁公与季孙氏不以礼待孔子，他便不再做他们的臣，跑到国外谋求发展。
恕是推己及人，爱人就要将心比心，以己为譬，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自己想立、达，那就让别人也得到立与达。从消极方面说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就不能强加给别人。当然不论忠恕都不能离开宗法等级社会中每个人的名分。如何尽己，如何推己，都要依照名分来定。孔子认为你要求儿子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父亲；你要求父亲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儿子。你讨厌上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下级；你讨厌下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对待上级。抽象地说，这些原则在今天也是可以实用的，但是在当时，这里面都具有等级的意义。
君子应该有智有勇，它们也与仁一样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这是孔子自谦，其实他是具有这种品质的（《宪问》）。智指道德认识与实践方面的智慧与才能。君子有了这种智慧，方可不惑于不仁不义的歧途。君子对于道德的本质，实践的条件等有正确的认识，使自己的行动总是符合仁、礼、中庸。该说该做的就去说去做，不该说做的就不说不做。情况再复杂，他依靠智慧，也能找到最恰当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时中。所谓勇就是执行道德律令的勇敢精神，它产生于对儒家伦理的坚定信仰。有了这种勇气，就能不顾个人的得失荣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见义勇为，知过必改，将道德律令贯彻下去。孔子说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勇。相反，见义不为，有过不改都是无勇。孔子强调“勇而无礼则乱”（《泰伯》），“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所以，勇不是不合礼义的鲁莽蛮干。为了在礼义的指导下发挥勇气，孔子认为必须学习，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此外，孔子还要求君子做到“恭”——于己庄重严肃，对人谦虚和顺；“敬”——对于事业严肃认真；“宽”——待人厚道；“信”——诚实无欺；“敏”——灵活勤快；“惠”——给人以关心照顾；“温”——温和；“良”——善良；“俭”——节俭；“让”——谦逊；“知耻”——有羞耻心；“周而不比”——搞团结不搞小圈子；等等。君子所应具有的这些品质当然也就是儒家德目，它们除了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的一些内容外，都是人类从古至今公共的道德准则，是我们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
第六节 天命鬼神观念
孔子的时代，周天子的权威没落了，周人所尊崇的至上神——天的权势也没落了。先进的人们在考虑施政方针和个人行动的时候，只看现实的需要和可能，而不再顾忌上天的意旨了。孔子就属于这种人，在他看来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修养，一个国家政治是不是清明等等都是由人决定的，跟天没有关系。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是说一个人是否能达到仁的境界，不依赖外部因素，就看他有没有“欲仁”的坚强信念，如果有，一定会成为仁人。孔子又主张“为政在人”（《礼记·中庸》），也就是说不在神。以卫国为例，卫灵公昏庸无道，但卫没有亡国，是不是神佑的结果？孔子认为不是，原因在卫国有几位贤大夫分管几个重要部门，就把卫国政局给支撑下来了。主张有神论的墨子批评道：“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墨子·公孟》）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孔子否认天和鬼神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
但孔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从不否认神、鬼的存在。例如天就在他的心里占有崇高的地位，危险时，他要用天来鼓舞自己，宋大夫桓魋要杀他，他说：“上天给了我美德，桓魋能把我怎样！”（《宪问》）在诸侯不支持、众人不理睬的情况下，他说：“老天是了解我的！”（《宪问》）发誓时要提到天：“如果我做了亏心事，让天厌弃我！”（《雍也》）他还说：“得罪了老天，祷告是没有用的。”（《八佾》）应该说这些都反映了旧的宗教观念的残余。昔日全能的上天，对孔子来说只能是在必要的时候呼唤一下，由这个想象中的存在，慰藉、支持他这个孤独的行道者。
在至上神天的下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神鬼，传统观念认为它们都有福善祸淫的能力。孔子对它们的基本态度是“敬而远之”。弟子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聪明人集中力量做与民生有关的事，而不是去谄媚鬼神，对它们要敬而远之。这就是说，他对鬼神持怀疑和疏远的立场，既要摆脱旧宗教观念的束缚，又不肯与它决裂。所以凡是遇到这类问题，孔子都把它搁置起来。子路问如何事奉鬼神，他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是怎么一回事，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教导子路努力了解人生，学会事奉人，把鬼神等问题放在一边。子贡问死人是有知还是无知？孔子说，说有知，我怕孝子厚葬父母，损害活人；说无知，我怕不孝子孙不葬父母，弃尸荒野。所以不能说。你如果真想知道答案，等你死时慢慢体会去吧。（见《说苑·辨物》）
殷周以来的宗教观念中有天命之说。所谓天命就是至上神的命令。孔子心目中的天已经不是活灵活现的神，能发布命令，摆布人类了，命当然就有了新的意义。他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命能够带给人幸或不幸。他的一些谈到天的话，那个天其实也指的是命。伯牛是贤人，却得了恶疾，孔子去看望他，就说这是命：“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好人得恶疾，不应该是上天的安排，这种不合情理的事只能归结为命。那么命运能对人生的哪些方面起作用呢？子夏说：“商（子夏姓卜名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子夏听说并且当作正确道理讲出来的，应该是孔子所传授的。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生死寿夭、富贵贫贱等等生活遭遇，是命、天（也是命）决定的。但命不能决定人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人在现实生活领域没有自主权，但他在道德生活中是有自主权的，他可以选择善或恶，可以通过艰苦努力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在社会生活中，命也能对许多事情起作用，譬如说，道在一定时间的行与废便是命决定的。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那么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听从命运安排，不去行道？不。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君子尽管已经知道道在现今行不通，但他还是应该尽其义务，也就是行道。孔子本人正是这样，他50岁之后用了14年的时间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遭到的是冷淡、白眼，在他已经知道他的道不能行时，仍然继续奔走，不怕挨饿受苦，不顾生命危险，坚持行道。从他个人说，这是从道德良心出发，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从社会方面说，他是相信道终究是可以大行于天下的，他个人的努力虽然一时见不到成效，但毕竟不会是徒劳的，对于道在未来的行时必定会起积极的作用。
总之，孔子承认有命，但却不是命定论者。在富贵寿考方面他无所求，一切听其自然，他显出的无所作为是不想争，而不是不敢争。在道德修养和行仁礼之道方面，他有强烈的追求，百折不挠，奋斗到底，虽说有命，但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命不是人屈从的对象，而是人抗争的对象。服从内在的道德良心，搏击外在的命的盲目力量，这是人生的真谛。
第七节 教育思想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之前，中国只有官府办学，教授贵族子弟，叫作“学在官府”；从孔子聚徒讲学开始，才有私人办学。他在教育领域的这个创举，将永远彪炳史册。私学既是文化下移的一个结果，反过来它又推动这个下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