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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描写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一筹莫展，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闹出许多笑话。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它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重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剧本题词“自己的脸丑，为什么要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公演，获得惊人成功，但遭到俄国官僚社会的攻击和诽谤，果戈里被迫出国，5年后回国，于1842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死魂灵》。
《死魂灵》描写了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乞乞科夫的故事。他为了发财致富，想出了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妙计。在Ｎ市及其周围地主庄园，乞乞科夫贱价收购在农奴花名册上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渔利。后来，乞乞科夫又来到某省省会，廉价收买“死魂灵”到民事法庭去办理买卖契约和注册登记，企图把死人当作活人拿到救济局去抵押，骗取大笔钱财。当他在省城办完手续，被官吏们当作有大批农奴的地主和百万富翁时，一个冒失卖主突然揭发了他买死魂灵的秘密。但官吏们对此都不理解，反疑神疑鬼，胡乱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乞乞科夫也只好偷偷溜掉。
果戈里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地主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画廊。通过对地主种种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已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死魂灵》以俄国“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里是第一人。所以《死魂灵》历来被认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继《钦差大臣》之后，《死魂灵》再次震撼了俄罗斯。果戈里被迫再次出国。后来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希望在里面写几个好地主，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终未成功。1852年他在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辞世。
炼狱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在军队中担任医官时，取得贵族身份并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的全是贫苦的病人。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贫穷，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学校以后，就进了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学习。但他对工程技术工作并不感兴趣，毕业后一年就申请退职，离开了工程局绘图处。从此他就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退职后的1846年，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人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这以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昼》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而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的疯狂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10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增加，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非人的苦役和充军生活，严重地损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质孱弱，并患有癫痫病，现在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严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随作者终生。在经过了漫长的监禁生活后，他才因病获准离开部队，回彼得堡定居。这时，他已年过37岁，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而中断达10年之久。
流放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拿起笔进行创作。经过了长期身体和心灵折磨的他，已经没有了以前批判的锐气，创作也转向了心理悲剧。从1861年起，他先后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的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需要他偿还，前妻带来的儿子，不从事任何劳动，因此他经常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有时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笔来写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写到他创作时的苦况。由于有着沉重的债务，他经常主动上门向各家杂志投稿，这样一来，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们所得的1/3，比如作者的《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所得的稿酬为每印张150卢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却是每印张500卢布。为了多挣点钱来还债，他的夫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经营出版和推销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贫困。还清债务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国，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地、奥地利、捷克等等国家。1867年续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国，原来打算短居3个月，结果却一住4年。他在国外写出了长篇作品《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国外，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许与他的病有关吧，他嗜赌成癖，经常钱一到手，就去赌场，而一赌又几乎次次输得精光。没钱去赌时，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痛哭嚎啕，对着夫人下跪。可以说他是一名病态的赌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决心，戒掉嗜赌的恶习。
文学泰斗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指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了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就把孩子送给育婴堂，而自己从此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后，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病死了。
这个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了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后，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世界文坛上，他有广泛的影响，是不多的几个泰斗式人物。他的几部著作，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主要反映了俄国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爆发这一段时间里的现实生活。把他的创作活动和俄国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列宁提出了“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论断。
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农奴主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学习，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他来到了彼得堡，不久写出了自传体小说《童年》，在当时著名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使他一举成名。《童年》得到了当时文学天才屠格涅夫的赏识，二人从此成为一对至交。尽管后来出现过二人险些要用猎枪决斗的事情，但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先后创作出了《少年》、《青年》，接着又写了《一个地主的早晨》。《少年》、《青年》与《童年》被合称为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这些作品，反映了托尔斯泰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并结识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之中。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托尔斯泰一度担任了地主和农民纠纷的调解人，并在家乡试办农民子弟学校，试图调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奴制改革虽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但却使俄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1869年，托尔斯泰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著。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了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主要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书中主人公列文的一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个时期俄国历史变动的特点：“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在这本小说上，托尔斯泰的小说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随着俄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托尔斯泰的思想逐渐转移到了农民的立场上来，并最后和贵族阶级决裂。《忏悔录》就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反映。1881年，托尔斯泰迁居到了莫斯科。这以后，他参加法庭审判，调查平民区，走犯人监狱、法庭、教会，加深了对俄国社会矛盾的认识。后来他自动放弃了伯爵的头衔，拒绝当陪审官，并按农民的方式来生活。他身穿粗布衣服，脚穿树皮鞋，每天早起劈柴担水，开始实践他的平民思想。有一次，托尔斯泰沿铁路徒步旅行，在一个三等候车室被一位坐在车上的老太太认作了普通人，她支使托翁为她到候车室取回一个提包，并付给托翁一枚铜板作为小费。当有人告诉那位太太，这位流浪汉打扮的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时，太太明白自己做下了蠢事，急忙恳请托翁原谅，并要求收回那一枚铜板。托翁回答她：“您干嘛这么激动？您又没做坏事。……这个铜板是我挣来的，我得收下。”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完成了自己第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复活》。《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喜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在欧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莫里哀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贵族教育。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上中学时，他学习了拉丁文。传说他曾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思想。
长大后，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却只想以戏剧为终生事业。1643年，他向父亲宣称放弃“王室侍从”的世袭权利，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了“光耀剧团”。剧团惨淡经营，莫里哀还曾因负债而被指控入狱。后来，他不顾当时蔑视演戏的社会风气和家庭的反对，毅然与伙伴们一起离家出走。1645—1658年，他们走遍法国。在此过程中，莫里哀长期深入生活，加深了对法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也磨练了他戏剧艺术的才华。由于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编写演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喜剧。最后，莫里哀作为剧团的领导人重返巴黎，在卢佛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路易十四因此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此后，他一直在巴黎进行创作演出。
莫里哀生活在资产阶级勃兴、封建统治日趋衰亡的文艺复兴时期。他同情劳动人民，笔锋所向，揭露的是昏庸腐朽的贵族，坑蒙拐骗的僧侣，无病呻吟的地主，冒充博学的“才子”，还有靠剥削起家而力图“风雅”的资产者，利欲熏心、一毛不拔的高利贷者。他从各个侧面勾画出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形象。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常常是那些被嘲讽者的仆人、佃户、工匠，这些人总是以高妙的手段使对方当场现形，让剥削者在观众的哭声中受到批判。
莫里哀共留下33部剧作和8首诗。《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达尔杜弗》（又名《骗子》）、《堂璜》、《愤世嫉俗》、《吝啬鬼》等，都是广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佳作。
在莫里哀的戏剧作品中，《达尔杜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莫里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