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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担。
……改革计划要成为政治现实，必须在改革后仍然为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提供象样的补助，必须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者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这三者必须同时兼顾。”
①
争论的焦点是怎样才算“象样”、“强烈”和“合理”，特别是怎样才算“象样”。如果“象样的”补贴意味着：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没有谁将因为改革而比当前少领津贴，那么，无论“强烈”和“合理”作何解释，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会决不会通过任何实际上会减少数百万福利津贴领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让我们来看前一节中介绍的简单的负所得税制：一个四口之家的免征点是七千二百美元，按50％的补贴率计，凡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可以得到三千六百美元的补助。50％的补贴率将给人以足够强烈的刺激去工作，而花费要比目前繁杂的福利计划省得多。但是，这种补贴标准今天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安德森所说：“现在（1978年初），美国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贴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约六千美元的劳务和现金。在象纽约这样花销更大的州里，有些享受福利津贴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贴在七千至一万二千美元之间，有的甚至更多。”②
①安德森：《福利》，第
135页。
②同上。
如果免征点定在七千二百美元，即便是收入六千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补贴率。这样高的补贴率会严重地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加开支。补贴率可以通过提高免征点来压低，但那又会极大地增加开支。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要缩减从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福利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①
①安德森：《福利》，第142页。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则可能行得通。在预言什么将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绩非常糟。他们的预言一再被事实所否定。
我们的受人尊敬的伟大导师弗兰克·Ｈ·奈特喜欢用大雁由一只带头按人字形排队飞行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领导方式。他常说，当头雁一个劲儿地向前飞时，后面的大雁可能会飞向其他方向。头雁回头发现没有大雁跟随时，会赶紧掉头，重新带领人字形队伍朝前飞。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无疑，美国政府就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设想，不仅因为它是可以指导我们逐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因为我们希望它终将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结论
直到最近仍由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治的王国，每年为我们的健康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其主要结果只是增加医疗和保健费用，而医疗质量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改进。
教育经费也一直在激增，但教育质量却普遍地认为在下降。费用的上涨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使我们不得不推行种族合校，而我们的社会看来却更为分崩离析。
我们每年在福利事业上耗资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美国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的时候，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社会保险的预算大得惊人，但社会保险却在财政上陷于严重的困境。年轻人颇有道理地抱怨，为接济老年人而要他们付的税太高。而老年人也颇有道理地抱怨，说他们无法维持被许诺的生活水平。制定的计划是要保证老年人不再成为救济对象，而看到的现实却是靠福利津贴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计算，该部每年由于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损失的资金，足可以建造十万栋以上每栋耗资五万美元的住宅。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第五章 天生平等
上帝面前的平等——人身平等①——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不是个个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价值观、不同爱好、不同能力使他们想过很不相同的生活。人身平等要求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人的价值观或判断。杰斐逊毫不怀疑，某些人优于另一些人，也不怀疑杰出人物的存在。但这并不赋予他们统治别人的权利。
①参看J。R。波尔：《美国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伯克利和洛杉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51－58页。
如果说杰出人物集团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么，任何其他集团，即便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拥有这种权利。每个人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同样的权利。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这种权利，使其不受其它公民或外界的威胁，而不是让多数人毫无约束地统治其他人。
杰斐逊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生前取得的三项成就：一、在他任州长时，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宗教自由法（该法是旨在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统治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二、起草《独立宣言》，三、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由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起草的美国宪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以保卫国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同时要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保护每一个公民和各州政府不受全国政府的支配。统治民主，是指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活动，显然不是指政治上由多数人实行统治。
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Ａ．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作了长期访问后，写了一本不朽的著作，名叫《美国的民主》。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突出特征是平等，而不是多数人统治。他写道：
“在美国，贵族政治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微弱的。即使它们尚未被完全肃清，它们现在也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很难再对事态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民主原则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以及各项法律的制定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该原则不仅压倒了其他一切原则，而且成了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在美国，没有哪个家族或公司能够发号施令。……
因而，美国社会展示了最为奇特的现象。那里的人们看上去在财富和智力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力量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或任何有文字可考的古人，都享有更大的平等。”
①
托克维尔对他的所见所闻大加赞美，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吹捧者，他担心民主搞得过火，会败坏人们的德行。他写道：“有……一种大丈夫气概的合法的要求平等的热情，激励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这种热情会把卑微者提升到伟大人物的行列；但是，在人类的心灵中也有一种对平等的卑劣憎恶，它驱使弱者将强者降低到与他们相同的水平，使人们宁可要奴隶制下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下的不平等。”
②
①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两卷本，第2版，亨利·里夫译，法朗西斯·鲍温编（波土顿：出版者约翰·阿林，1863年），第1卷，第6667页。（法文第1版出版于1835年。）
②同上；第67－68页。
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民主党成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首要工具，而在杰斐逊和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的眼中，政府权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这是字义变化的惊人证据。民主党是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增加政府的权力的，而这种“平等”的概念，同杰斐逊认为与自由等同和托克维尔认为与民主等同的平等的概念，几乎截然相反。
当然，开国元勋的实践并不总是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最明显的言行不一，表现在奴隶制问题上。托马斯·杰斐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还拥有奴隶。他生前一再表示对奴隶制痛心疾首，他在笔记和通信中，都提过消灭奴隶制的计划，但他从未公开提出任何这种计划，也没有在竞选中反对过奴隶制。
然而，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他苦心建立的国家就将公然违背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因而毫不奇怪，在共和国最初的几十年中，关于奴隶制的论战越来越凶。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一场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讲演中所说，内战考验了“一个在自由中诞生的、以人生而平等为宗旨的……国家，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国家坚持下来了。然而，是以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动乱为代价坚持下来的。
机会均等
内战一旦废除了奴隶制，人身平等——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接近于实现后，知识界讨论的重点和政府与私人政策的重点，就转到另一个概念，即机会均等上来了。
实实在在的机会均等——即所谓“同等”——是不可能的。一个孩子天生就是瞎子，而另一个则视力完好；一个孩子的父母从小就对他的幸福特别关心，提供良好的文化学习和智力发展的条件，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则生活放荡，对孩子放任不管；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而另一个出生在印度、中国或苏联。显然，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享有同等的机会。而且，也无法使他们的机会同等。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的最好的表达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
按照这种解释，机会均等只不过是更具体地说明人身平等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含义。与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之有意义和重要，正是因为人们的出生和文化素质是不同的，因此，他们都希望并能够从事不同的事业。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与自由并不抵触。相反它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些人仅仅因为某个种族出身、肤色或信仰而受到阻挠，得不到他们在生活中与他们相称的特定地位的话，这就是对他们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干涉。这就否定机会均等，也就是为一些人的利益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
象每一种理想一样，机会均等很难完全得到实现。毫无疑问，对这一原则的最严重的背离是在黑人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方，但在北方也不例外。然而，在为黑人和其他集团取得机会均等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大熔炉”的概念正是反映了机会均等的目标。另外，大、中、小学“免费”教育的扩大，也反映了这一目标，尽管这种扩大，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并不纯粹是好事。
内战后，在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等级中，机会均等居于优先地位，这特别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当时流行的字眼是自由企业、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做任何生意，从事任何职业，购买任何财产，只需得到交易对手的同意。干得成功，他就有发迹的机会。但如果失败，就要自食其果。那时没有任何专制障碍。成败的关键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出身、信仰或民族。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被许多自认为是学者名流的人斥之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东西获得了发展。庸俗唯物主义强调金元万能，以财富为成功的标志。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强调反映了人们不愿意接受传统的看重出身和门第的封建贵族社会的标准。着重点明显地换成个人的才能，而财富的积累则是衡量才能的最方便的尺度。
另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它使美国成为生产率日益提高、越来越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里，社会的流动成为日常的现实。还有一个可能令人吃惊的必然结果，就是慈善事业蓬勃兴起。这同财富的迅速增长是分不开的。在当时占优势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是由于对机会均等的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以下特有的形式：如非营利的医院、私人资助的院校以及旨在帮助穷人的各种慈善机关。
当然，在经济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现实同理想并非总是一致的。当时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对企业没有设置严重障碍。到十九世纪末，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特别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消灭竞争中的私人障碍。但是，一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传统，继续妨碍着人们进入某些行业或从事某些职业的自由，而且毫无疑问，社会传统使那些出生在“正统”家庭、生来就有“正统”肤色，而且信奉“正统”宗教的人享有特别有利的条件。然而，各种不那么有特权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表明，这类障碍决不是不可逾越的。
就政府的措施而言，对自由市场的主要背离在对外贸易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为保护本国工业而征收关税看作是美国方式的一部分。关税保护同彻底的机会均等（见第二章）是不一致的，而且与自由移民也是不一致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东方人外，世界各地的人均可自由移居美国。然而，人们可以为这种背离寻找国防需要方面的理由，也可以提出另一个性质很不相同的理由，即平等只限于国内。这后一种理由是不合逻辑的，但今天却被大多数鼓吹另一种平等的人所采用。
结果均等
那另一种平等即结果均等，是在本世纪深入人心的。它首先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继而影响到欧洲大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某些知识分子中，结果均等成了宗教信条：大家应当同时停止竞赛。正象《艾丽丝漫游记》中的渡渡所说：“人人获胜，都该得奖。”
这一概念同另外两种概念一样，“均等”也不能按字面解释为“等同”。其实，谁也不主张不问年龄、性别或身体素质，人人都分得同样份额的食品或衣服等等。虽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当“公平”，但“公平”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个确确实实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给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对所有人公平分配”是取代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新口号。
结果均等的概念与前两个概念有着天壤之别。促进人身平等或机会均等的政府措施增大自由；致力于“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政府措施减少自由。如果人民的所得依“公平”来定，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呢？就象大家同声问渡渡的：“可是谁来发奖呢？”“公平”一旦离开比较的对象，就不成为客观决定的概念了。“公平”如同“需要”一样，全在怎么看。如果所有人都要“公平份额”的话，那就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而且他们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别人，从财产多于“公平”份额的人那里拿走一部分，给予财产少于“公平”份额的人。那些作决定并强加于人的人与听从他们决定的人能是平等的吗？我们不就进了乔治·奥韦尔的《动物饲养场》了吗？在那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另外，如果人们的所得是靠“公平”而不靠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来决定，“奖品”又从哪里来呢？还能有什么刺激人们去工作和生产呢？怎样决定谁来当医生，谁当律师，谁捡垃圾，谁扫街呢，由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并按他们的能力来完成呢？显然，只有靠强力或强力威胁。
这里的关键不光是实践会同理想分离。同另外两种有关平等的概念一样，它们当然是要分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平分配”或其前身“按需分配”的理想与人身自由的理想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在人们试图使结果均等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的所有尝试中，都存在着这种冲突。其无法避免的最终结果是恐怖国家的出现：苏联、中国以及新近的柬埔寨可以说是清楚而令人信服的例证。而且，即便采取恐怖手段，也不曾使结果均等。在上述的每个国家中，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物质生活上都不平等。①
①参着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尼克。埃伯施塔特：《中国失败了吗？》载《纽约书评》，1979年4月5日，第37页。埃伯施塔特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收入的分配自1953年以来似乎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西方国家在促进结果均等的名义下采取的远不那么极端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只是程度稍轻罢了。它们也限制个人的自由，但它们同样没有达到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