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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作者虽非共产党员也不主张革命，而是一位牧师兼神学家，但他确实是为反抗危害人类的纳粹统治而牺牲的烈士。
也许可以说，“监狱文学”（ 这里指的，不是关于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在狱中写成的文章，即如尼赫鲁《 印度的
发现 》亦属此类，尽管其文献性大于文学性 ）是文学中极其独特的一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能表现人对于作为人之
本质的自由的最深切的感受和渴求——对已经失掉的东西，比起对正在拥有的东西来，人往往有更深的感受和渴求。我还想说
，“死囚文学”（ 这里指的是死囚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不是描写死囚的虚构作品，即如雨果的《 死囚末日记 》亦不在此类，
尽管它写得动人心魄 ）又是“监狱文学”中最为真实深刻的精品。因为它最能表现人对于生命本身、人的生存的最内在最深入
最切身（ 即最主观 ）同时又最外在最游离最超然（ 即最客观 ）的感受和认识——对即将失去的东西，比起对正在安享的东
西来，人常常会有更多的眷恋、更深的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苦痛，也可能同时会有更远一步的审视、更准几分的评估，并且
更加彻悟到自己不能也无权永远占有。何况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的生命，乃是存在、自身的存在！海德
格尔说：“只有面临虚无，才会想起存在。”曾子有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学的极致，一如
哲学，不过在揭示人之本质与存在；对人的揭示，又不过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角度。在监狱文学和死囚文学里，人在这两个角度
上的自我揭示，不都最近乎极致，不都最接近真相了吗？
人生有一个真相，那就是，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死囚，其生命都是“即将失去的东西”。这个“即将”，当然有客观的长
短之别，有主观的久暂之感，但所谓长短久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人生还有一个真相，那就是，不光是囚徒，所有的
人虽都“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语 ）。
（古今中外这一类的感觉反复为人们所印证，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曼德尔斯塔姆、鲁迅、萨特、加缪······，即
以中国古代而论，有杜甫的“日月笼中鸟”，还有更惨烈的“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阴阳为媒兮，造化为工。”）
人对自由的理解以及由之而来的追求自由的方式，彼此相去之遥，何止万里！这两个涉及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大问题，是哲
学，更是神学的重要主题。这本书的作者作为神学家，不仅面对绞刑架，而且背负十字架，不仅身陷单人囚室，而且置身世俗
世界，他对这些主题所作的超乎监狱围墙的思考，正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也决定了这本书不同于其他的“监狱文学”或“死
囚文学”，它不仅仅是“监狱文学”，也可以说是“监狱哲学”或“监狱神学”。
这位神学家参与的地下抵抗运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没有成功，使他的希望破灭，否则那肯定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但这
个年轻人在那非常的环境中写下的部分？信和记录思想的残篇断简？他死后由友人整理出版，却为他始料不及，竟然引起了神学
思想的一次震动。这场震动，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风行一时的所谓“世俗神学”或“激进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的出现。
提到“上帝之死”，我国读者近来对“上帝死了”这句话似颇眼熟。但是多数人只知道尼采或萨特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
品中有这句话，却不知道把这句话扩展为一套理论或多套理论的那个神学思潮或流派，就是以这位早逝的青年作为鼻祖，以这
本残缺的小书作为起点的。少数知道这一点的人则以为，这个学派既称“上帝死了”，必然是一些无神论？，是一些反宗教的革
命派，而它的鼻祖，当然更是个彻底反宗教的无神论者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个思潮或流派，确曾被一些人称为“无神的神学”或“非宗教的基督教”，因为它主张人类已经成熟
，“上帝”已经死亡，基督徒应当彻底进入世俗社会，应当使基督教“非宗教化”。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流派中不同神学
家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上帝已死”并不是说上帝不再存在（ 本来尼采那句话也只意指“人们已不信上帝了”），而
具有复杂得多的彼此不同的含义①。至于朋霍费尔自己，读者从这本小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虽然首次提出“世界已经成年”
，不再需要“上帝”，但并不认为上帝不再存在；他虽然强调基督徒积极参与世俗生活，教会应该为社会服务，甚至激烈地批
判宗教，但是他所反对的，实际上只是那些幼稚的或肤浅的或表面的或狂热的或虚伪的宗教现象和宗教行为。他一方面认为作
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又为世界和人生而对上帝抱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和虔诚的信仰态度。当然，按照他自己
或某些世俗神学家的说法，这种感情和态度不应称为“宗教”，而仅仅是“信仰”本身。然而，如果说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对神
或上帝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还是有他的宗教的，只不过这种宗教（ 尽管按他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巴特的说法，
Christianity并不等于Christian religion ）是一种成熟的或深刻的或内在的或谦和的或真诚的宗教而已。
实际上，朋霍费尔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相当复杂，甚至显得混乱和矛盾。这当然与他所处环境的极端严酷是分不开的
。他关于“上帝软弱无力”之类说法，从社会历史方面来解释，可以归因于他对当时德国国内反纳粹力量极其弱小的深切感受
。与抵抗运动悲剧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烘托而成的这些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那惊人的安宁、自制，对他人的体贴、关怀，
以及那永不绝望的信念？这体现了他的思想的本质：参与上帝的存在，就要为他人而生活。这也表明了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与人类
生活的和谐，他所体验的神道与人道的一致。总之，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但又坚信上帝；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
不是宗教狂。
作为基督徒，他的信仰全部体现在效法基督为人类受难之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明知回国凶多吉少的情况下，毅
然选择了离开可以避难的美国而返回日益黑暗的德国，就是为了服务于他的同胞和人类。从全身心投入教会的各种工作，到积
极地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直至被捕被囚，终被杀害，他用全部生命实践了？己的这一信念：“假如我们通过此世的生活而参与
了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骄傲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关于朋霍费尔与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家的理论的是非和异同，是一个更为专门的学术问题，在此不遑详论。但是
我们可以再说一句，朋霍费尔的著作，尤其是这本出自肺腑的小书，在他死后的世界上造成这么大的思想影响，倒是应了他临
刑前的那句话：“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何光沪
1991年12月
这本书的翻译所根据的英文本，是Christine Nelson 女士赠送的，值此中译本出版之际，我应该向她致谢。又及。
一
十年之后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它是最无法挽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每当我们回顾失去的时间时，就会感到如此的不安。失去的时间，就是没有经历一种丰富充实的生活的时间，就是没有
因为学习和获得经验，没有因为创造的努力、承担苦难以及享受生活而丰富起来的时间。失去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使其成为
充实的时间，就是空虚的时间。所幸我们过去的十年却并非如此，虽然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但是，我们并没有虚度时光。的
确，同实在相比，同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生活相比，只能在回忆中完成的认识和体验，都只是一些抽象的东西。然而，正如忘
却的能力是神恩的礼物一样，记忆，对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回忆，也是负责任的生活中的一个本质因素。在下面这些文字中。
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它们并不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并不力求把它们叙述得
很有条理，也不企图去讨论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我所做的只是，把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的种种发现，以及关于人生的种种领
悟，在它们在我脑海里浮现时，立刻匆匆记录下来。它们之间仅有的关联，只是具体的体验之间的关联。它们没有什么新奇之
处，必然是过去的时代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可是，我们获得了从亲身体验去重新认识它们的特权。如果对于在那些年间我们得
以享受和保持的那种精神和生命的契合，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无根的感觉是如此频繁地出现；而在所有动乱的时期更是如此。】
每一种人们想得到的选择，看起来都同样的无法容忍，讨厌，而又徒劳无益，而人们为了获得力量之源是如此完全的向
着过去与未来考虑了所有这些选择，然而人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事业的成功。
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而原因就在于：某种新
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我们是怎样渴望这新的东西的诞生，可命运却注定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将极其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又是经常地缺
乏耐心和明识，以至于往往造成种种苦难。】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
，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
不过证实了罪恶在人身上的根本性。
【罪恶常常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
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公平对待所有各方，不偏不倚，但却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备受践踏，一
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就好像一头公牛，攻
击的只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
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做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
所有的冲突都要求做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以致于他为此被撕得
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致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
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免于失望。假如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
能够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会怎样的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反而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忠职守似乎就成为一条可靠的道路。尽忠职守者会抓住规则，把它
作为仅有的确定性。而对规则负责任的是它的制定者而不是它的执行者。可是，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尽忠职守，他们就绝不会冒
险做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而这正是公牛的眼睛盯住罪恶并战胜罪恶的唯一道路。尽忠职守的人最后将不得不对魔鬼也
一视同仁。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他们认为必要的行为比
清醒的良心或对于自己职业的尽忠职守价值更高，这种人准备为有成果的妥协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而牺
牲不结果的平凡。他又会怎么样呢？他必须谨防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祸根。因为，当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他也许没有
发现，他力图规避的那个他以为较大的恶，到头来很可能却是较小的一个。已经有不少这样可以作为悲剧的原始素材的故事。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他们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闭目塞
听。必须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否则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和他们弃
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而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成为一切法利赛人中最伪
善的人。——（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新约圣经》称他们为伪善者）
是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终极标准，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
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而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
上面那一切。这样的人是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
公民勇气？
在抱怨公民缺乏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公民
的勇气，就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不怎么费力气的心理上的解释。这种现象的背景，
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到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
职责的召唤，这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某种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
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者最好的个人意见，这
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表现。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力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
？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借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民族在谈及
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
于，他还没有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是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实
行之事本身变得成问题了，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
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起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起了
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的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
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信赖的是这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一种出于信仰的敢于
担负危险的英勇去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