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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
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是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
为它服务，究竟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
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朋霍费尔此语和他后面的思想有些矛盾），而为历史创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
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地来认真地解决
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问题。可是，在成功是借
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显然毫无益
处，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对此也毫无助益，因为它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
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创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成为胜利者，还是成为失败者。
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责任是上帝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注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
，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
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被找到，即便它们暂时还显得微贱低下。简而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
而行动，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松容易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人将总能凭借直觉意识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
行事。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
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
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
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
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
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
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
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
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
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
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
，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
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
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
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
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
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
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朋霍费尔这几句话正可以作为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一些说明。】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
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
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
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
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
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朋霍费尔有许多相当精彩的阐述，不过问题很可能比年轻的朋霍费尔所设想的更为困难也更为复杂，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愚蠢的，而愚蠢的主要原因也不可能仅仅是制度上的，人们寻找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很
可能也会彼此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钱钟书）。所以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仿佛遥遥无期。
契诃夫在笔记里说：“人们是多么乐意上当受骗，多么喜欢先知、预言家 ，真是浑浑噩噩的一群。”“有一个聪明人
就有一千个蠢人，有一句聪明话就有一千句蠢话，而且会给一千句蠢话淹没。”难怪当年我们梦想中的伟大领袖说起话来“句
句是真理”还不够，一定要“一句顶一万句”。】
对人性的轻蔑？
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轻视人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完全明白，这是非常错误的态度，它会使
我们与人类同伴的关系变得干瘪。也许，下面的这些考虑，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态度的诱惑。这种态度的麻烦在于，它使我们
陷于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坏的误解之中。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
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怎样常见的事
！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性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它的脆弱和自己的易受诱惑呢？我们必须少从人的
成就和失败，多从人所受的苦难出发，来形成自己对人的评量。同他人（尤其是同我们较弱的弟兄）之间唯一有益的关系，是
爱的关系，即是与他们结成兄弟的意愿。即令上帝也不轻视人性，而是为人的缘故而降生于此尘世为人。
内在的正义
我们的最让人震惊但又最不容置疑的发现之一是：恶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愚蠢，就自己挫败了自己的
目的。这并不是说，惩罚或报应会立即自动地跟上每一件恶行。但它的确意味着，借口保存自我而蓄意违反神的法则，会产生
相反的毁灭自我的效果。这是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了解到的事情，对于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作出解释。但是，看来我们从中
可以得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是：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以被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有力。
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把谨慎列为基本美德之一。谨慎与愚蠢并不像某些新教和
Gesinnungs（思想、信念）伦理学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谨慎的人不仅仅看到了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而
且还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那些界限。谨慎的人行为要有德，有德的人行为要谨慎。
确实，所有重大的历史行动都在不断地忽视着这些法则。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十分重要的是：这种行动是否在原则上
无视这些法则，就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足够证明自己合理的理由；或者它在行动时是否还意识到了，破坏这些法则即使是不可避
免，也仍然是一种罪过，只有立即恢复和尊重这些法则，才能证明这个行动是真正合理的。当政治行动所宣称的目标是恢复法
则，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自我保护时，那倒并不一定是虚伪的说法。深切地尊重这些绝对法则、尊重人权，也就是自我保存的最
佳手段，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好的。虽然这些法则时常被认为是必须打破的，但是，只要是把这种必须作为行动
原则，任意玩弄这些法则，就一定会受到惩罚，不过或迟或早而已。历史的内在正义仅仅回报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上帝的永恒
正义则考验和裁决人的心灵。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
我相信，上帝不仅能够而且将要从恶之中引出善。为此目的，他需要我们这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事物的人类。我相
信，不幸时我们进行抵抗所必需的一切力量，上帝都将赋予我们。但他从不是预先赋予我们，以免我们变成依赖自己而不只是
依赖他。这个强烈的信仰将能够减轻我们对未来的所有畏惧。我相信，即使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也会被我们转化为朝好的方
向前进的动力。上帝解除我们的错误和过失，就像对待我们那些属于善行的事情一样容易。我相信，上帝不仅仅是超越时间的
命运，而且他始终等待着准备回报真诚的祈祷和负责的行动。
信使
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被人出卖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犹大这个人是一个谜，可现在我们是太了解他
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如此之多的不信任，以致令我们几乎窒息。但是，在我们设法穿越这些不信任的包围的地方，我
们却发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一直很少的信任。在我们确立了信任的地方，我们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们的
行动和生命不可避免地和许多组织联系在一起，而在这许多组织中，我们学会了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知道，最应该受到谴责
的，莫过于散播和助长那些不信任，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加强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尽管信任只能产
生于一种必然存在的不信任的黑暗环境之中，但它仍将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巨大、最珍贵、最幸福的幸福之一。我们从未学会
哪怕是一丝一毫地信任一个恶棍，但却学会了全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值得信任的人。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那种健康和有益的宽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灭在混乱之中。粗鲁地
蔑视这种宽容，正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标志，就像心志不能坚定，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大吵大闹、阿谀奉承，而把自
己降低到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水平，是变成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抛弃的地方，在人类的品质以及
宽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规模的混乱正在逼近。在为了物质上的舒适而允许粗劣无礼的野蛮行径的地方，自尊自重就会被抛
弃，防洪的闸门将被打开，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
在其它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徒的职责。
【蒲宁曾经充满感慨地说：“请勿力求在凡尘中，在尘世的嫉妒、仇恨、恶的竞争中去实现平等。”因为“那里不可能有
平等，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意识。倘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倘若我们变成一群反
对人类社会的人，我们将受到谴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承受那些低劣的讥讽与嘲笑。它们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对于文
明和秩序的一成不变的抗议。为此迁就和动摇，就是没有意识到某些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急之中，就等于在帮助那些低劣的讥
讽与嘲笑。
我们一面目睹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把
以前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他人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的尊重，不论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是高是低。
而且从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那些已经失去了的对人的品质的认识，要求回复以人的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我们的时代的政治品质或者说社会品质就整体而言还处于一个相当原初的阶段，而我们也无法迅速的改变它。】
品质是所有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
要求人们的眼睛既向上看，也向下看，尤其是在选择朋友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
，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纵和挥霍返回沉思与回忆，从剧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艺返回艺术，从趋炎附
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会彼此争竞不休，而品质却相互弥补而自足。
同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只是通过对亲身经历的体验才学到智慧。这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能够先见性地采取预防的行
动的人是如此之少——人们总是以为，到时候自己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克服那危险。其次，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
不仁的原因。对他人同情的程度与人们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的。
【蒲宁在他的作品里，和朋霍费尔同样清晰地道出此种情形，“然而只有死亡，或者巨大的悲痛、巨大的不幸，才能除去我们
在人世间的种种头衔，把我们引出寻常生活的圈子，以真实而无从反驳的说服力，使我们想到这一点。”】
当然对于人们这种表现， 可以从伦理方面来作许多的辩解。没有人愿意去和命运正面冲突，
【所以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人们大都知道这样做极其危险。】
只有在危急真正来临之时，才会产生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没有人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义全都负起责任，
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情感和心思上的敏锐这些方面的匮乏，由一种稳定的
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承受能力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起平衡作用的条件
，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缺陷，真正宽广的同情心之匮乏。
基督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从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以一个自由的人的身份伸出双手抓住了它，并握紧
了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他自己的身躯，承受了我们人类的所有苦难，仿佛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怎样
的伟大），是完全自愿地承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须用自己的什么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我们不需
要把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