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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湖北省，林则徐就缴获鸦片一万两千多两，烟枪一千两百多杆；在湖南收缴烟枪三千五百多杆；庆亲王奕窦和辅国公溥喜因为吸烟被革去爵位，并被罚俸两年。
道光禁烟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为此他重用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的一天，道光刚起床就召见林则徐。两天后，又召见林则徐，允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让他务必要把禁烟的事情办好。经过仔细的商讨，道光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遣他到广东亲自指挥禁烟事宜。
林则徐在京城待了十三天，道光召见了他十九次，赏赐他在紫禁城里骑马坐轿的特权，由此可见道光对禁烟一事的重视。林则徐接到任务后，风雨兼程地出发了。一路上，林则徐不辞辛劳地考察鸦片情况，询问当地百姓，研究鸦片蔓延到什么地步。订/阅/v/信/whair004
林则徐是一个非常清廉正直的官员，凡路过的地方，他都吩咐地方官员在接待时一律不准铺张，更不准送礼。每到一个地方，林则徐就向地方官晓谕皇上禁烟的决心，让大家积极配合上面的政策。
在到达广东之前，林则徐就给广东布政使邓廷桢和按察使怡良发出机密公文，那是一份鸦片走私贩子的名单。林则徐让他们尽快抓到犯人，早日处决。钦差人还没到，禁烟行动已经开始，林则徐果然是雷厉风行。
英国有一个鸦片大贩，绰号叫做“铁头老鼠”，在广东从事走私十几年。这一次，得到内幕消息，听说林则徐过来了，广东将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铁头老鼠”赶紧熘之大吉。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终于到达广州，在越秀书院落脚。第二天，林则徐就命人在广州城四处张贴布告，向全城百姓宣布此次来广东的目的。一时间，关于林则徐禁烟的消息在广州城传得沸沸扬扬，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心惊胆战，有人拭目以待。来到广州后，那些支持禁烟的人给了林则徐很大的精神支持，他们中很多人主动向林则徐提供情报。
林则徐不是一个凡客，他出手不凡，总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他下令加强海防，搜缴外国的烟贩子。不久，在零丁洋海口发现了二十二艘外国走私船，每条船上都有一千箱以上的鸦片。林则徐既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也是一种做事讲究分寸和策略的人，他没有派兵直接搜捕英国商船，而是将鸦片全部收缴。
林则徐被认为是当年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说明他多少了解西方，也许他不知道英国真正的实力，但是他可以肯定英国比国人想象的要强大。所以，他不会贸然挑起战争，如果直接扣押英国商船，搜缴鸦片，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林则徐叫来十三行的人，让他们转告洋商，限期缴纳鸦片，并承诺以后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果夹带的话，将没收所有的鸦片，还要将人犯正法。
林则徐对大家说：“鸦片一日未绝，本大人一日不回去，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
让英国商人交出鸦片还得过他们商务监督这一关。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一向把中国的法令当成儿戏，这可能跟他长期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有关。所以，对林则徐的通告，义律敷衍塞责。义律的态度惹恼了林则徐，看来只能采取强硬手段了，于是下令逮捕拒绝交出鸦片的大走私犯颠地。义律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带人从澳门赶到广州，掩护颠地逃走。
林则徐得知义律所为后，极为震怒。他下令把外国商船全部封起来，还调派水师封锁外国商馆。义律为此陷入了困境，致信威胁邓廷桢，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同时致电清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广州。从头至尾，义律对鸦片一事只字未提。林则徐根本就没理睬义律，如果义律不让步的话，他会拿出霹雳手段。
面对强势的林则徐，义律只能低头屈服，但他的屈服是暂时的。义律被迫交出两万零两百八十三箱鸦片，林则徐对义律的“认罪”态度比较满意，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补偿。凡是缴纳一箱鸦片的，补偿茶叶五斤。
林则徐把缴获的鸦片囤积在虎门海滩上，宣布要当众销毁这些鸦片。
销毁鸦片的当天，无数百姓前来围观，场面极为壮观。焚烟过程持续了三周，这一举动固然可以取悦道光，也可以振奋那些憎恨鸦片的人，然而却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两次鸦片战争。
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战争
中英的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钱，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英国商人垂涎三尺。
英国作为当时西方最先进的一个国家，他们一开始对中国的禁烟态度也很温和，如果因为禁烟就对中国发动战争，在道义上他们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试想，如果中国人在英国贩卖鸦片，那肯定也是被判处死刑。
义律是主张对中国动武的，但英国的外交大臣甚至对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说出这样的话：“女王陛下统治的政府，不支持不道德的商人。”女王的意思是让义律用和平的外交的手段解决争端，不可以提到武力层面。
随后，英国政府获知林则徐因为鸦片贸易全面禁止与英国通商，这等于是将英国从中国市场赶走。对于欲望正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终于，英国国会发起投票，战争派占上风，战争就这样打响。
战争之初，清廷认为英国不过是蛮夷，对中国构不成威胁。
1840年6月，英国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率领十六艘战舰抵达澳门，总兵力有四千人。英国外相巴麦尊指示义律封锁珠江口以后，率领大部队北上，攻下舟山群岛。7月5日，英军袭击舟山市定海县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第二天，定海沦陷，在这场战役中，英国的旗舰马里拿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触礁后沉入海底，威里士里号成为旗舰。8月，英国舰队抵达天津的大沽口，主战派首领道光帝看到英国舰队来势汹汹，思想产生动摇。
义律给道光递交了一份国书，要求允许通商并惩办林则徐。道光让琦善南下广州与义律谈判，琦善虽然同意惩办林则徐，但是在通商一事上没有给予义律满意的答案。10月，林则徐和邓廷桢被革职。但是在通商问题上，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义律因此失去耐心，决定打完了再谈判。
1841年1月7日，英军事先没有发出战书就袭击了虎门的炮台，清军死伤七百多人，损毁船只十一艘。面对失败，琦善不得不作出让步，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该条约规定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英国必须向中国政府缴纳一定的税额；中国赔偿英国六百万银元；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英军撤军，归还定海。
这个条约是琦善和义律私人签订的，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没有签字。英国政府对这个条约很不满，认为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女王觉得义律简直不可理喻，对中国人太好了，建议国会将其免职。
而道光帝也对琦善相当不满，认为他在出卖国家利益，下令将琦善革职抄家，同时派遣奕山、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指挥作战。清军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率领下，英勇作战，然而还是抵挡不了英军强大的火力。到5月，清军全面溃退，广州附近的要地一一沦陷。奕山率领一万八千名清军退守城内，被迫与英军议和，签订《广州条约》，答应带领部队撤出广州，并勒索广州商家赔偿英军六百万银元。议和之后，奕山非常害怕，在道光面前，将这次惨败说成是大胜。
不久，英国国会通过女王的提议，将义律免职，调任璞鼎查接替他。璞鼎查来了之后，先后攻占了厦门和鼓浪屿。10月1日，又攻陷定海，后来因为军中流行瘟疫，放弃了定海。在定海战役中，中英双方都损失惨重。1842年1月，英军又攻打台湾中部，被台湾道姚莹和台湾总兵达洪阿击退。没多久，英军又攻打吴淞口。
道光惊惧交加，任命宰相奕经为总司令，率领两万精兵和英军作战。1842年春，奕经率领两万大军围攻宁波的一千英军，却被英军打得一溃千里，奕经本人侥幸逃了出来。随后英军长驱直入，攻占了上海和江苏镇江，把军舰停泊在南京的江面上。璞鼎查此时非常嚣张地对道光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将下令大炮轰击南京城。
此时，道光已经顾不得天朝上国的面子了，江山要紧，保命要紧，派人前去和英军谈判，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赔偿英国两千一百万两白银，割让香港全部主权。更过分的还在后头，《南京条约》有一些附加条约，这些附加条约完全无视中国主权，规定：英国人与中国人如果发生纠纷，不受中国的司法审判，而由英国领事来审判；英国军舰可以停泊在五个通商港口；英国在五个商埠里可以创建租界，租界如同英国本土；中国以后提供给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应该同时给英国一份。
在《南京条约》中，中英双方对鸦片都只字未提。英国作为当时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正式的条约中不方便将鸦片写进去，英国当局很清楚，这么做的话必然会留下污点，而且会遗留下很多麻烦，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任其在阴暗处发展。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争。
英国实际参战的兵力大概在七千人，加上一些辅助的和补给的不超过两万。中国能够调动的兵力号称有八十万，是英军的数十倍，然而在装备和组织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军。中国军队的抵抗也不能说不英勇，像两江总督裕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这样的高官都先后壮烈殉国。
在努尔哈赤时代所向无敌的八旗军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呢？明朝末年，海盗头目郑芝龙指挥的海军就曾全歼荷兰舰队，后来荷兰舰队再次跟郑氏海军PK，又一次输给了郑氏。李约瑟认为，明代海军战斗力超过了欧洲国家的总和，而西方列强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就赶超了中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对中国落后于时代的惩罚。
第十六章失败但不屈服
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们房舍，奸污我们妻子，杀害我们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亡羊补牢
这次失败对道光的打击是沉重的，天朝上国的美梦第一次被打破。道光自幼接受的是清宫严格的家庭教育，祖先们文治武功的故事犹在耳边，和康熙乾隆等开疆拓土的雄主相比，他有一种沉重的耻辱感。
道光一向把天朝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经过这次打击，一段时间内道光情绪变得低落而消沉。但是他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接受的家教都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这些东西。所以，他努力从消沉中振作起来，认真反思这场战争。道光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们不能期望他总结出什么深刻的教训，他意识到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海防力量的薄弱，这已经不错了。
海防废弛的原因是什么呢？道光有自己的看法：泥守旧制。防护弱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固守旧制，从没有改变。所以道光得出结论：要想整顿海防，必先从革除旧制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对沿海各将军、副都统、督抚、提镇发出诏谕，要求各海口加强防御，因地制宜，进行变通，所有战船上的大炮和枪支，应该有增无减，而且要选择制造精良、方便实用的武器，而且各路水师要加强训练。道光要求沿海的督抚根据岛屿进行布防，一切要求都要从实战出发，不能搞形式主义。
道光还让奕山根据美利坚的造船图纸，同时结合英国兵船的式样，制作一些图纸，然后将图纸分发给沿海各省的督抚。
除了加强武器的制造之外，道光还要求各省把水师作为重中之重，提拔一些能干的将领，淘汰一些不堪胜任的官员。为了训练一批强有力的水师劲旅，道光节衣缩食，在给英国艰难赔款的情况下，尽量不减少水师的军费。可以不夸张地说，为了提高国防力量，道光是呕心沥血，苦口婆心，希望各级将领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矢志报国。
这一切，道光都是在悲愤中完成的，虽然他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却也是宵衣旰食、用心良苦。他所做的这些改变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也确实是力所能及的改革，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清王朝衰落的命运。清王朝毕竟落后于时代，不懂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不懂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道光的改革效果并不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道光的禁烟态度依然没有改变，仍然主张严禁。道光虽然态度坚决，但是禁烟的力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没有谁认真执行。鸦片贸易呈半公开状态，沿海的一些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怕再次引起战争。
1844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有两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有三万四千七十二箱；1848年，英国输入的鸦片有四万六千箱；1850年，达到五万两千九百二十五箱。数目如此庞大，而且全是以走私的形式进入中国，与其说是走私，倒不如说是明目张胆地进来的。这对于极力主张禁烟的道光和林则徐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打击。
发生在台湾的冤案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强行占领了鼓浪屿，借口等候清军释放英国战俘。随后，璞鼎查制造出了“台湾冤案”，诬陷说台湾清军杀害了英军战俘。
事情是这样的。签订条约时，浙江被俘的英军大多已经释放，英军侵略台湾时，有一百多人被台湾军民俘虏，这些人一直被拘留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人去台湾索要俘虏时，台湾兵备道姚莹正告英军使者：在台湾有一百三十多名英军俘虏，有的已经病死，有的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被处死，目前只剩下九个人，再加上因为刮了台风被台湾军民救起的二十五人，总共有三十四人。
姚莹将俘虏交给英国使者，使者非常感激，和姚莹等人在船上饮酒表示欢庆。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但是使者回去告诉璞鼎查后，璞鼎查非常不满，听到有俘虏被杀，他诈称这些被杀的俘虏都是英国商人，要求清廷将姚莹和达洪阿正法，并赔偿抚恤金给死者家属。
道光得知此事后，让怡良前去调查，怡良受耆英指使，故意诬陷达洪阿和姚莹，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中，唯一取得胜利的就是台湾这个小岛。所以，英国人一直对姚莹和达洪阿耿耿于怀，恨不得处之而后快。
道光对达洪阿和姚莹两人是非常感激的，在清军一边倒的失败中，是他们多少为清廷挽回了一些尊严。本来璞鼎查诬陷姚莹和达洪阿这件事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风波，一查就清楚，但由于这两人是耆英的对头苏廷玉和李廷钰两人的亲信，耆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弹劾姚莹和达洪阿杀良冒功。
怡良奉耆英之命整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找到证据，但也要给他们治罪，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让人把他们捆绑起来。台湾军民闻讯，群情沸腾，跑到怡良面前申辩，要求他明察。
道光未必知道耆英要整这两人，不过他还是有正常理智的，他知道这两人都是抗英的功臣，因为他们英勇作战，为大清赢回了一些面子。道光对耆英等人说，英国人是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处置他们的将领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再说了，在鸦片战争中，我军伤亡的将士更多，难道向英方要求赔偿，他们就会赔吗？
道光的话在情在理，但是迫于英方的压力，还是表面上责备了姚莹和达洪阿一番。风声一过，道光立即起用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书面表态，但实际上是为这两人平反。
后来，咸丰登基后，公开为姚莹和达洪阿平反，指出是穆彰阿、耆英等人嫉妒他们的功劳，蓄意构陷，想置他们于死地。
支持民间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后，对英军恼恨的不仅是朝廷，人民对英军为非作歹的行为也非常痛恨。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人民发起了自发的反抗侵略者的行动。
战争结束后，英国侵略者以胜利者自居，在广州横行无忌，经常欺负当地人民。特别是在交易之时，他们仗着自己是胜利者，盛气凌人，经常和民众发生争执。有时候在街上买东西，讨价还价吵起来后，居然拿起东西就走人。他们上街的时候对民众进行呵斥，如果不让路就用鞭子抽，这些蛮横无理的行为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激烈反抗。
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们房舍，奸污我们妻子，杀害我们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在反抗侵略者的过程中，广州人民体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组成一个个社团，当时称为社学。社学本是地主阶级办的书院，后来演变为团练和乡勇，在广州各县遍布。如果是平常时候，组织这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