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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二年，大学士奏议将岳钟琪处死，雍正没有作出决断。
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率领大军越过阿尔泰山，傅尔丹在乌逊珠勒与其会战，结果大败。噶尔丹策零于是轻松来到杭爱山，抢夺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土地。八月，噶尔丹策零袭击喀尔喀蒙古中最强大的部落策凌部落，策凌是大清的额驸、和硕亲王、喀尔喀大札萨克，驻在本博图山。当他听说噶尔丹策零偷袭自己的领地，掠夺自己的子女时，非常愤怒。他割断头发和马尾誓天，亲率两万蒙古兵驰援，同时急报顺承郡王锡保，请求他同时出兵，两路夹击敌人。
策凌带着两万人半夜时分从小道上山，到了第二天早上，犹如一群天兵天将出现在准噶尔部队的上面。策凌的人马从山上疯狂往下冲，很多准噶尔人还在睡觉，来不及准备就被踩得人仰马翻。准噶尔的部队无法应战，只能仓皇逃窜。
策凌穷追不舍，一直将噶尔丹策零追到鄂尔浑河边的额尔德尼昭（光显寺），这个地方左边是大山，右边是大水，无路可逃。策凌见状，率领大军对准噶尔进行一番杀戮，杀死了上万敌人，山谷里到处是尸体，河水几十里都是红色。
到了夜晚，噶尔丹策零率军突围而出，从推河逃走，什么辎重牲畜啊，都来不及带走，全部都塞到山谷，以阻碍追兵。
策凌和锡保给驻扎在拜达里克城的将军马尔赛发了一封信，请他出兵拦截噶尔丹策零。马尔赛手中有一万三千的人马，如果出城拦击的话，可以全歼噶尔丹策零。但不知为何，马尔赛却拒绝出兵，尽管他手下的副将达尔济苦苦请求，副都统傅鼐也急切希望出兵。
当将士们看到逃窜敌军完全没有阵形，居然不顾主将的反对，自己出去追敌，结果斩获了千余名敌人。不过，敌人的首领噶尔丹策零早已逃走。这次战役策凌居功甚伟，雍正封他为超勇亲王，大加赏赐，并授予他为定边副将军，屯兵科布多。那个拒绝出兵的马尔赛被斩首。傅尔丹作战不力，削去官爵，留在军营里戴罪立功。锡保临阵怯懦，被罢免靖边大将军职位，年轻的多罗郡王福彭取而代之。
自从张广泗来到西路军后，军容有所改观，壁垒坚固，贼兵来了就会受创伤。
光显寺大败后，噶尔丹策零元气大伤，派人来请和。雍正看到出师这么久，没什么战果，便下令停止进攻。十一年五月，雍正召集策凌、查郎阿等人进京，讨论要不要继续开战。策凌、查郎阿主张继续打，张廷玉却主张议和，认为先安抚为上策，如果准噶尔不老实的话，再征剿不迟。大学士傅鼐很赞同张廷玉的意见。雍正最后决定议和，派遣傅鼐和阿克敦与准噶尔谈判。直到雍正死，谈判也没有达成最终协议。最后，这个烫手的土豆交给了乾隆。
用兵准噶尔的得失
雍正在西北两路用兵，总的说来是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的。作为最高领导者，他的决策失误和用人失败是用兵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雍正对于准噶尔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认为这是向准噶尔进攻的最好时机。事实证明，他判断失误，继位的噶尔丹策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此外，噶尔丹策零用计说送罗卜藏丹津进京，雍正听信了他的话，结果延误军期，挫伤了士卒的锐气。作战之后，清军接连败北，如果没有策凌的两次胜利，清军就血本无归了。
北路军几次失败，跟雍正的用人有很大的关系，北路军先后用了三个主帅。首先是傅尔丹，其次是锡保，最后是马尔赛。
傅尔丹这个人有勇无谋，担任靖边大将军时，轻信敌人，惨遭失败，后来担任振武将军，也不能克敌制胜。事实证明，傅尔丹这个人没有统帅之才。据说，有一次岳钟琪和傅尔丹商量军机大事，岳钟琪亲自来到傅尔丹的帐中，看到墙壁上挂满了兵器。岳钟琪问他有什么用，他说这是我平常习武用的兵器，挂在这上面可以激励全军将士。岳钟琪出来后，说道：“身为一个大将军，不靠谋略，而仰仗勇武，离失败也不远了。”
顺承郡王锡保根本不是打仗的料，他是个八面玲珑协调关系的人，雍正让这样的人当大将军无非因为他是满人。马尔赛也是一样的，至今人们还猜不透他当时为什么不拦截穷寇。福彭为人比较老成狡猾，深得雍正的信赖，可惜他也不是大将军的料，担任大将军期间，也没有什么作为。
岳钟琪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跟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时已经显出了自己的才能，也正因此，雍正对他期望很高。可是在科舍图刚一失利，雍正就把责任推到岳钟琪身上，对他又猜忌又贬损，让人把岳钟琪严密监视起来，让庸才查郎阿取代岳钟琪。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雍正用人的另一面，根据个人的好恶奖惩，没有依据客观的赏罚标准。傅尔丹在和通绰尔失败后，雍正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赐给他御用腰带，后来傅尔丹再败，雍正也只是象征性地削他的爵位。与傅尔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岳钟琪，雍正刚开始的时候对岳钟琪宠信有加，科舍图失利，主要责任在雍正自己和纪成斌，敌人在哈密逃跑，罪在石云倬，结果雍正处罚岳钟琪，将他下狱论死，这种奖惩带有很大的任意性。
说白了，还是满汉地位的不平等，汉人将士的地位比不上八旗将士，这种不平等导致了赏罚不公。赏罚不公难免会让军心不稳，绿营士兵难免会对上面不满，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这时的八旗军早已失去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的那种拼搏精神，他们安逸惯了，讨厌征战，但绝不是和平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打仗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马尔赛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马尔赛公开说：“做大将军还不如发配到黑龙江安逸舒服。”
这样一个大将军会统率怎样一群士兵呢？不用想也知道，偏偏雍正对汉人不信任，要用窝囊废制约和监视像岳钟琪这样的人。所以，西北两路用兵基本上是失败的。
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抹煞雍正的功绩，策凌的两次胜利毕竟给予准噶尔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让他们主动求和，为乾隆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最后说说岳钟琪的命运，雍正毕竟还是明理的人，没有让岳钟琪重蹈祖先岳飞的命运。但岳钟琪也在班房里蹲了五年，乾隆即位后，释放了他，但此时岳钟琪已沦为平民。乾隆十三年，因为用兵金川，乾隆想起了曾经叱咤风云的岳钟琪，重新启用他。岳钟琪不愧是将才，在金川之战中立功甚伟，为了嘉奖他，乾隆恢复了他的爵位，封太子太保，授三等公，赐号“威信”。
乾隆十五年，西藏发生叛乱，岳钟琪以六十四岁的老迈身躯前去平叛，再立战功；两年后，岳钟琪又负责平定杂谷土司苍旺之乱；又过了两年，重庆人陈琨叛乱，岳钟琪前去平定，这次平叛是他人生的终点，在凯旋的路上这颗将星终于陨落，终年六十八岁。
第十章改土归流与苗疆之乱
雍正是中国专制独裁的集大成者，他不能允许大清的版图上还有其他土皇帝。
土司的罪恶由来已久，不光清廷想整治土司，属民们也强烈地渴望摆脱土司的控制。有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要求离开土司，申请归地方政府管辖。
由来已久的土司制度
在我国西南的一些省份，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住着许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很低，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有的在偏远山区，跟中央政府的关系松松散散。
对这些少数民族，对这些山区人民，中央政府一直采取跟内地不同的怀柔政策，也就是羁縻政策。在唐太宗的时候就设置了羁縻州县，这些地方的刺史由当地的首领担任，宋朝沿袭了唐朝的旧制。元朝创建后，将这些羁縻州县纷纷纳入内地州县，对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
土司职位可以世袭，他们与中央的关系就是定期纳贡缴税。明朝创建后，仍然沿用了土司制，而且进一步完善，土司跟中央的关系更紧密了，要负责驻防徵调等任务。到了清朝，仍然沿用土司制度。顺治五年提出口号：“各处土司，应该世代守护着自己的地盘，不要听从叛贼的诱惑。凡是没有归降的土司，尽快归降，我们给予优待……”
土司制很有民族自治的味道，尽管他们的继承是世袭的，但也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在土司内部，中央政府就干涉不了，征多少税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土司内部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对于他的属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中央政府都管不了。
还有一些地方，连经过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都没有，这些地方通常是由当地的头领控制，这种制度又叫做土舍制。土司和土舍们表面上臣服于中央，实际上都是林林总总的割据政权，他们和中央政权利益有冲突。明朝就作出了一些改革，对于一些条件允许的地区，取消土司制，实行郡县制，派遣流官前去治理。改土归流思想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实行得比较少。
到了雍正的时候，土司制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土司们对属民的加派问题日益严重。事实上，属民完全沦落为土司的奴隶，土司杀死属民好比杀一条狗，土司抢夺属民的子女根本不会受到任何追究。很多土司私定刑罚，私设刑堂，以致属民很长时间只知道有土法而不知道有国法。
土司与土司之间经常为了掠夺土地和人畜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有些土司的势力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在明代，土司甚至对中央政权发动过进攻，清朝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土司抢劫的事情经常发生，中间有大量的汉人被屠杀。有的土司统辖数百里地，拥兵数万甚至数十万，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彭氏、云南丽江土司木氏、贵州水西土司安氏等等，他们拥有大量的地盘和军队，甚至有自己的官吏、法庭和监狱。
这些土司们俨然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妨碍了一个国家的统一，也不利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雍正是中国专制独裁的集大成者，他不能允许大清的版图上还有其他土皇帝。
土司的罪恶由来已久，不光清廷想整治土司，属民们也强烈地渴望摆脱土司的控制。有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要求离开土司，申请归地方政府管辖。
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清政府里有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对土司制进行改革，云南提督蔡毓荣说：“土司时代承袭，既不是通过选举，也不是通过中央任命，很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有人甚至提出，土司制度是天地间的缺陷，如果任其发展，则会养虎为患。
雍正二年，幕客蓝鼎元还提出削弱土司的具体办法：根据土司所犯的罪行轻重，削夺土司的村落，缩小土司的管辖范围；罪行严重的，则直接剥夺其土司的头衔，将其统辖的地方和属民交给州县管理；若是不方便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就将作恶的土司除掉，将他的领地分给属民的子侄和亲友。
在改土归流之前，清政府首先对土司进行分化和削夺。
鄂尔泰的建议
对于土司问题，朝臣们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广西巡抚李绂认为土司固然可恶，但也是维护少数民族稳定的一种力量，所以，现在还没到推行改土归流的时候。
雍正对土司的恶行深恶痛绝，他屡次对云贵等省的提督谈到土司的恶性，让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当然，雍正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加强”措施。
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要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的村寨边建营房，还准备增加防汛设施，这无疑涉及拆迁。当地的土司不肯合作，用大石头堵住路口，不让清军创建营房。当时，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提督马会伯都想用兵，不过雍正没有批准，他认为两人虽然有道理，但担心他们年轻孟浪，怕他们没处理好事情，反而惹出更大的事情来，所以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雍正派何世璂为贵州巡抚，何是招抚派，他认为用兵只会把事情闹僵，只有招抚才行之有效。然而，何世璂上任之后，没看他有什么招抚绝招，一无所成。
三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不久，召高其倬回京，询问他关于少数民族的意见。高其倬主张出兵，高其倬实在是太了解土司了，这些土司无法无天，除了武力他们什么都不买账。第二年春，雍正询问鄂尔泰的意见，鄂尔泰来到云南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亲眼看到一些土司烧毁清军营房。鄂尔泰也主张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儆百，让他们不敢再犯。”
雍正很看好鄂尔泰，认为他是才德兼优的大臣，一定能够担负这个使命，便同意了他发兵。
在长期的用兵过程中，鄂尔泰对土司问题看得更加透彻了。九月，他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鄂尔泰说：“这些土司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不少无辜的汉人被害，属民们生灵涂炭，这是边疆大害，不可以不除。只有实行改土归流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是擒拿首恶，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鄂尔泰还提到改土归流有失败的可能性，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朝臣的批评，所以，这件事要做好必须殚精竭虑。如何改呢？鄂尔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的人，只要没收他的田赋就行了，根据他的家庭人口，给予一定的补偿，并授给他们终身的官职，以资鼓励。这些措施目的是让土司懂得反抗不如归顺。
雍正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最开始不赞同到调查研究，再到最后赞同。这个过程离不开他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父业子竟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兵分三路，进攻长寨，一路途经谷隆，一路途经焦山，一路途经马洛孔。随后，鄂尔泰亲自来到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
长寨等地是苗疆的心腹地带，这里的土司尤其猖狂。夏天，官兵们焚烧敌对土司的寨子，可是没有抓到他们的首领。副将刘业浚作战犹豫，迟疑不前，贻误战机。鄂尔泰便任命总兵石礼哈前去搜剿，石礼哈大获全胜，歼灭了敌人的首从，缴获弓弩四千五百多张，毒箭三万多支，铠甲和牲畜更是不计其数。
鄂尔泰便在这里设置参将营，扼守这一带的险要。鄂尔泰还在这里设立了保甲，推行保甲法。接着，鄂尔泰趁着余勐未歇，又在广顺、定番等地招抚了六百八十多个寨子。不久，在永宁、永丰、安顺等地招抚了一千三百九十八个苗寨。贵州西、北、南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鄂尔泰便集中兵力向东面的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攻。
根据鄂尔泰的说法，这里的苗患更甚于土司，对这里的苗人，连贵州土司都钳制不了。苗人地盘蔓延几千里，在这里盘踞着一千三百多个苗寨，古州在其正中间。
六年，鄂尔泰推荐贵州按察使张广泗率兵剿匪。张广泗是个实干型人才，他带兵深入古州地区和古州江流域，雷山县地区、九股河上游地区以及丹寨县等地区，也都被张广泗给降服了。张广泗拿下这些地盘后，在这里设置了厅县，安排了同知等官员处理民事，并在各地驻设官兵。
古州和台拱等地设置流官之后，土司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还没平定多久，苗人几次想暴动。雍正觉得，苗人如此不安分，一定是缺少教化，便安排几个大官到贵州去训导，可惜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年，古州和台拱还是发生了叛乱。叛乱者以古州和台拱为中心，攻陷黄平，洗劫凯里，围困丹江厅，气势汹汹。雍正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董芳为副将军，领兵剿匪。七月，雍正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总理苗疆事务大臣，还让允礼、弘历、弘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协助张照处理苗疆事务。
张照到任之后，反对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奏雍正，改变改土归流政策，放弃苗疆，所谓放弃不是允许其独立，只是说不插手苗疆的内部事务。张照还拉拢哈元生一起弹劾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不愿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张照转而拉拢董芳，不断在雍正面前夸奖董芳，诋毁哈元生。
张照是才名满天下的大学士，对军事一窍不通，他来到苗疆后，整天就想怎么搞垮鄂尔泰，心思很少用到正事上面来。在张照的理论轰炸下，雍正逐渐对改土归流的政策产生了动摇，到后来，他已经完全相信了张照的话，认为改土归流不是一个好政策。
乾隆即位后，罢免张照，重用张广泗，最终完成了改土归流的改革。
云南的土司也相当猖狂，乌蒙、镇雄、东川三个土府地域辽阔，土司势力强悍。这三个府以前都属于云南，朱元璋收取天下后，将这三府划归四川。明朝曾经打算在镇雄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来因为当地的土司陇氏反对而作罢。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也准备对东川实行改土归流，但由于撼不动土司的利益，改革徒劳无功，流于形式。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鄂尔泰建议雍正将东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