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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但她没吭声。儿子坐在那儿，光着小脚丫，破衣烂衫。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问他。
“‘廖尼亚……’
“‘你和谁住在一起？’
“‘我早先和奶奶爷爷住在一起。后来他们死了，我把他们埋了。我每天都去看他们，求他们把我也带到坟里去。房子里太冷了。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一个人睡觉害怕……’“‘你爸爸和你妈妈呢？’
“‘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死了。奶奶告诉我的……’“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游击队员。他们是来安葬牺牲的同志的。听到儿子这么回答，他们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怎么连妈妈都不认识了？’
“‘妈——妈！！！’
“这是怎样的一声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儿子整整一个月哪儿也不让我去，连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儿都带着他。因为他过去很少看到我在跟前，所以他理所当然地缠着我。就连我和他坐着吃饭，他也用一只手抓牢我，用另一只手吃饭。
“我和丈夫重逢时，什么都谈，一个星期都没谈够。我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对他讲……”
伟大的慈母心呵！我们往往以为，我们了解你们的勇敢和你们的爱情，了解你们的耐性和你们的柔情，了解你们的忧伤和你们的信念，了解你们的眼泪和你们的愉快，了解你们的一切。其实不然！我们远远没有了解你们，母亲的心房是无限深邃的。
女游击队员拉丽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罗卡雅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那时常常要埋葬游击队员。有时整个小分队遭到伏击，有时在战斗中死掉一半人……我要给您讲个葬礼的故事……
“有一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中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也负了伤。每次战斗之后都举行死者安葬仪式。人们通常要在坟墓旁简短致词，首先由指挥员讲话。这次，在牺牲者中间有一位本地小伙子，他的母亲来参加了葬礼。她号啕痛哭：‘我的儿啊！我可怎么带你回家去啊！你说说看，我们怎么替你娶亲啊。你在地下，自己照应自己吧……’“队伍肃立，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打扰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发现牺牲的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躺在地上。于是，她又为别人家的儿子放声痛哭起来：‘你们，我的亲儿子啊！亲人啊！你们的亲娘都不能来跟你们说话，只好由我来为你们，为你们大家伙儿哭一哭……’“她刚说到‘为你们，为你们大家’时，在场的男人们也开始哭了。谁都忍不住泪水了，整个队伍一片哭声……这时指挥员大声发令：‘鸣枪致意！’哭声这才被枪声压倒。
“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我，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来。慈母心真是伟大：在安葬自己儿子痛不欲生之时，她那颗心同时也在为其他母亲的儿子而恸哭……”
不能忘记这一点。要了解并且理解，我们的人民是为谁而战，又是对谁而战。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争——二千万人付出了生命。至于心灵遭受的伤害又该如何统计？又怎能计算得出战争夺去了多少妇女作为母亲的幸福和家庭生活的欢乐与情感？母亲们奔赴了前线，参加了游击队，她们的孩子却只能跟着奶奶或者陌生人长大。
对于战争，母亲自有母亲的统计，那是他们自己特殊的统计。
明斯克医学院第九附属医院神经学教授，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医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回忆道：
“我回到村里，看到我家旁边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边看，一边想：‘哪一个是我的孩子呢？’他们全都一个样，头发剪得短短的，就象以前我们给绵羊剪毛那样，齐刷刷的。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女儿，就问，他们中间谁叫柳霞。我看到一个穿长褂子的小孩应了一声，朝屋里跑去。当时我真难分清谁是女孩，谁是男孩，因为他们全都穿得一模一样。我又问：
“‘你们当中到底谁叫柳霞？’
“孩子们指了指，说，跑进家的那个就是。我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儿。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手出来了。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领着柳霞朝我走来：
“‘我们去，我们去，……我们这就去问问这位妈妈，她为什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跟别的女人—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
“她好长时间不到我怀里来，她害怕。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为我毕竟没有抚养她。她不是守在妈妈跟前长大的。
“我带回一块肥皂。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滋味儿，以为是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记得我母亲是个年轻妇女，而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为了一切罪恶，我恨透了法西斯……也为了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德国伤兵趴在地上，两只手死命地抠着土地，他很疼。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说：‘别动，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边，你是打那儿来的……’”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讲道：
“我是战前出嫁的，生了一个女孩。战争爆发了，我丈夫是个飞行员，牺牲在莫斯科城下。我一得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申请上前线。既然他死了，那么，就应该由我去保卫我的女儿——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记得上面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把我编入了鲍里索夫一二五近卫航空轰炸机团。
“我把女儿留给了婆婆，可她不久就去世了。我丈人有个姐姐，她收养了我女儿。战后我复员回家时，她说什么也不肯把女儿还给我。她数落了我一番，说是，你不应该有女儿，既然你抛弃了她去打仗。母亲怎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况且又是这么小的孩子？我从战场上回来，我女儿已经七岁了，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我们重逢时，女儿已是个大孩子了。不过，她长得很瘦小，吃不饱，睡不好。附近有一所医院，她常常到那所医院去，为伤员表演节目，跳舞，医院的人就给她点面包吃。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们过得太苦了。”
“您觉得自己有过错吗？”
“没有过错……我在前线常常想她，做梦都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但我并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尽量体谅她。她很爱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个强壮、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被打死了。所以，她不愿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来。她是那样一种女人，在她们心目中，家庭、孩子——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论是轰炸，还是扫射，她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怎么给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责备她……”
“那么，她愿意体谅您吗！您也非常难过啊。”
“不。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甚至不配做女人。我哭了又哭，扪心自问：也许我真象她说的那样，是铁石心肠的女人？可是在我身上一点儿也找不到这种狠心肠。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有很多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等上级的命令。男人抽烟，玩牌。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坐着缝头巾，我们，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了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象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了照。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我们非常渴望做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做个好母亲……”
一次又一次的会见，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讲的是母亲和儿子，讲的是战争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多么难以填补的鸿沟。
……秋雨绵绵，别列兹诺中心区每条大街小巷都雨水泛溢。在汽车站上别人告诉我说，我要去的地方只要走十五分钟，可是我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达。我不得不绕过一个涨满的小湖、—家冒着团团烟雾的小工厂，以及两大垛挂着湿晶晶草屑的新饲草。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的房子很大，象农民家庭那样隔成两个厢房，，我们坐在朝阳的一间屋子里，沙发上面挂着几幅全家照，还挂着一块白色棉垫，上面别看军功章—一“每逢五月九日前夕，我都把它们取下来擦得铮铮亮。”
一只小猫爬到女主人膝盖上，讨好地献媚。主人家的母牛拱开院门，男主人赶紧出去把它赶回圈里。狗把铁链碰得晔哗响……
我是来请她谈战争的。可是柳鲍芙·扎哈洛夫娜没有料到我来，因此毫无准备。不过，从前的事儿她全记得——“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卫生指导员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说：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般情景——血象喷泉一样。我要跑去喊医生，可是伤员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还不快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接着她几乎贴着我耳朵说起悄悄话来：
“您走后，我丈夫会骂我的。他不喜欢别人谈这些。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此我小。战后呀，我瞧着什么都怜悯……拧小公鸡脑袋时，我怜悯，宰公猪时，公猪嚎叫我也怜悯，瘸腿的猫啦狗啦，我都怜悯。我把什么都收养下来……不知怎么，见到别人受苦我也受不了。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塞给我一些苹果，让我带着路上吃：
“苹果我是从来不卖的，无论苹果，还是野果，都不卖。我把它们都分给别人，全分给别人……”
在许多人家里，我常常是同时记下两个故事——母亲的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在战争那时，她还是个小娃娃）的故事。儿童的记忆往往能从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侧面揭示出事件的意义。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后来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儿娜塔莎——现在叫娜塔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说：
“战前我是个儿科医生，整天接触孩子，跟孩子们打交道……可是战争开始了，我参加了地下工作。我当时二十三岁。
“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捕了，一连几天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会不会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见敌人已经在给他们准备绞索了。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这些被捕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亲密友谊……而且你很清楚，同样的命运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我明白、预感到了一切。敌人用皮靴、鞭子来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把所有的指甲都插进了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从那时起我就一点儿都碰不得电器。我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推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我—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内科学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她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大哭。当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肌肉都翻了出来。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都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
“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已多少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我已经什么人都不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我记不清车走了多久，要知道我这是在与人生永别啊！汽车停下来了，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原来到了党卫军集中营。我们被折磨得太厉害了，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我们被扔下车来，就象扔死狗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我们在地上一步一爬，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别看到集中营板棚才三百多米，可我们却无能为力！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看到：囚犯们在那儿被分成两群。敌人没理会左边的人群，而逼着右边的人群脱光衣服，并把衣服扔到箱子里。谁要是有假牙，也被拔下来，扔到另—个箱子里。然后把他们推到毒气车里。这一切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进行的……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象柱子似的。这妇女是最后一个了……警备队长见到这谁也不去碰那妇女的场面，便亲自跑过去，一把抓过这孩子，照准一个管道阀门就摔了下去，您想想……（她又哭起来）对不起，我现在接着往下讲……这孩子的血和脑浆溅了一墙。接下来，他便亲自动手杀人了。他扑到这女人跟前，开始剥下她身上的衣服，突然他发现她嘴里有几颗金牙，于是抓起一件铁器，使劲朝她口中砸去……把金牙血淋淋地掏了出来……
“所有这些，当然您在书里读到过。战争在你们看来是可怕的，而我们，却是亲眼目睹者。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当时目睹这一切的人和做出这一切的人居然没有发疯……至于那法西斯军官，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看，还算是个正常人，而不是疯子。
“……接下去，敌人每天押着我们去干活。有一次，我们刚刚下了汽车，我突然听到—个声音：‘妈妈！妈妈！’我抬头一看：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了我。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衣服了，这是它们的纪律。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这件事情以后，敌人不押我们外出干活了，又把我们运回了集中营。大家本来准备趁这天干活时掩护我逃出去，结果打乱了计划……’娜塔莎说：
“我五岁那会儿根本不懂诗歌，可是达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祷不可。我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他们活下来。这种。生怕失去妈妈的恐惧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现在每天早晨都要给妈妈挂电话，我必须跟她说上两句话：‘你感觉怎么样？好吗？’‘嗯，很好……’我这才把电话听筒搁下，开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吗？”
“要是我没打电话，或者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会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两只手都不知放在哪儿才好。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打电话给她。虽然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仍然每天要亲耳听听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两句话。”
“您常常到妈妈那儿去吗？”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医院值班的话。我是儿科精神病医生。跟妈妈一样，我当上了大夫。我丈夫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总是慌里慌张，早先他还委屈过、嫉妒过，现在他认可了。他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从小就渴望当医生，但我不能当外科医生。我例不怕见血，而是怕给活人动刀。因为那总使我联想到我在战争期见的所见所闻：那些伤口，还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们在大学里上实习课，这对我实在是极大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装进女囚专列运往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为法西斯干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她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二次大战时法国抵抗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