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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惠、戴不同，吴学和皖学相异，然而，戴震不仅属于皖派，而是属于整个乾嘉学派，并且是超出该学派的卓识大家。吴派同样很尊重崇敬戴震，前面提到吴县诸生沈冠云服膺戴震，余萧客、朱文游呈请戴震序《古经解钩沉》。此外，吴学的著名学者江藩高度评价戴震哲学，他在《汉学师承记·洪榜》中称洪榜为《孟子字义疏证》辩护是“卫道之儒”，并全文记录了朱筠贬斥《疏证》和洪榜阐发并赞扬《疏证》的对峙言论，从而昭示《疏证》之“道”和称洪榜为“卫道之儒”的依据。又《师承记》中的汪元亮，“与同郡余古农（按：余萧客）师、薛香闻师，结诗社在于城东，睥睨余子，不可一世。？？平生论学，则推东原及程君易畴（按：程瑶田），论诗文则推古农师。”凡此种种，都说明吴派学者亦尊戴，吴、皖并非绝然分帜。惠、戴异同，本可以求同存异的，但那时的学者奋发向上的求实精神将“异同”转化为取长补短，惠栋死后，戴震事实上也是吴学的旗帜。章炳麟说：“惠栋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②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
殁，吴材衰，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①戴震“一元单途‘以辞通道’，以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哺育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但由这一方法的进一步升华而产生的《孟子字义疏证》，则当时接受的人很少。用类似于这一方法来研究古文献的，则成果甚多，粗线条他说，光阮元《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所收入的作者共一百五十七家，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二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和续出者还有很多。戴震本人的更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强调“通道”，从而由经学进入了新理学。结识惠栋，转向批判宋儒，但何以能如此，何以能由批判程朱而进入新理学，还应有其深层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即要有较系统的理论信息的输入作媒触。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二、颜元李塨学派与戴震
清代学者戴望（1837？—1873）曾经说过：“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绪言》，始本先生（按：谓习斋先生，指颜元）此说言性而畅发其旨。”①这里说的《孟子绪言》就是指《孟子字义疏证》。梁启超就戴望的这一著名评论曾说：“子高（戴望字）说戴东原作《孟子绪言》，其论性本自习斋，最为有识。”②戴望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位今文经学者，他的身世和颜元颇相象，从其著《颜氏学记》看，又很有些知遇之感。虽时代异隔，仍南北知音，仍是心心相印的。
戴望评述戴震著《疏证》受颜元学说的启发，有无实在的依据，已不得而知，抑或是从身世相象、思想上有联系作出的逻辑推证。梁启超从今文经学角度盛赞戴望的这一评述，显然是认为戴震在思想上与颜元有联系，而戴望首次发现了这一 联系。关于戴震受启发于颜、李有无实证，胡适曾着意寻找其中介，他说：“我们至今不曾寻出戴学与颜李有渊源关系的证据。我个人推测起来，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程廷祚（1691—1767）二十岁后即得见颜李的书；二十四岁即上书给李塨，并著《闲道录》，时在康熙甲午（1714），自此以后，他就终身成了颜李的信徒，与常州的恽鹤生同为南方颜李学的宣传者。程廷祚是徽州人。寄籍在江宁。戴震二十多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江宁去请教一位同族而寄寓江宁的时文大家戴瀚。此事约在乾隆七八年（1742—1743）。后来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入京之后，他曾屡次到扬州（1757。 1758。 1760），都有和程廷祚相见的机会。他中式举人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屡次在江宁乡试，也都可以见着程廷祚。况且程廷祚的族侄孙程晋芳（也是徽州人，寄籍淮安）是戴震的朋友；戴氏也许可以从他那边得见程廷祚或颜李的著作。”“我们研究戴震的思想变迁的痕迹，似乎又可以假定他受颜李的影响大概在他三十二岁（1755）入京以后。”①应该说，胡适这种寻求实证的推测尽管仍是逻辑推证，但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程廷祚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从小攻读经书，后来从武进的恽鹤生（字皋闻，常州学派的先驱）那里听到颜李之学，遂写信给李塨，愿拜李为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南游至江宁，他屡次登门问学，读颜元《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者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者出于儒之中。习斋先生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②于是确守其学，力屏异说，“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探源③”程廷祚的学问，以颜李之学为为主，参以黄宗羲、顾炎武，故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著书有《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晚书订疑》若干卷，《尚书通义》三十卷，等等。对这样一位知名学者，戴震① 《颜氏学记。习斋一》，中华书局1958 年版4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137 页。
①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远流出版公司1986 年7 月版18 至19 页。又戴震进京当在1754 年，见本书85至86 页的考证。
② 《颜氏学记》中华书局1958 年版225 页。
③ 同上。
与之结识是可能的。至于程廷祚的族孙程晋芳，出身豪富，却“独愔愔好儒，罄其货，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探讨”④。他与戴震友善，深受戴震影响，著《周易知旨》，《礼记集释》等，是扬州学派中的佼佼者，戴震多次旅扬传学，程晋芳介绍他结识程廷祚，也不是不可能的。后来，四库馆开馆后，程晋芳又曾与戴震同供职于四库馆。
程廷祚与李塨相过从，李塨之学是发展了颜元之学的。颜元一生极少出门，交游极少，李塨则常往来京师，广交当时天下名士，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恪敏等都有往还。有一次万在绍兴会馆开讲，题目是“郊社之礼”，开讲前，万说且慢，请李塨先生先讲真正的圣学。颜元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李塨主张交友须令可亲，以广罗人材；颜元主张少读书，李塨认为礼乐诗书非用考据功夫不可，不能废弃书本功夫，故李塨著书很多。颜李之学经李塨书由程廷祚、程晋芳流入戴震之手，也不是不可能的。戴震的有些话与李塨很相象。例如戴震那段著名的论“理”的话与李塨论“理”如出一辙。戴震说：“理者，察之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①而李塨说：“《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道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见干事，性具于心，命出于天，亦条理之义也。”②“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③“以阴阳之气之流行也，谓之道。以其有条理，谓之理。”④诸种“理”的类别的说法及论“理”的思维逻辑，戴震和李塨是很相象的。这难道纯属偶然吗？完全说成偶然性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极有可能的是戴震读过李塨的书。又如戴震谴责“以理杀人”，李塨也曾说过：“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诚，盖高坐高谈，捕风捉影，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务，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足，遂好武断。”①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没有程廷祚的媒介，难道戴震就全然不知颜李吗？
早在恽鹤生和李塨交游之际，恽、李书信往还极频繁，恽北上从学李塨南还后去信说：“南旋以存学示人，虽倔强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行。”李塨自喜曰：“颜先生之道南矣。”戴震是遍游京都、淮左名都和江宁的人，一代学人和思想家，不闻其晚近学术大家和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又何需绵庄？再说，即使戴震从未读过颜李的书，也从未听说过颜李，戴震与颜元相近的贫苦身世也会决定他崇尚实学的，戴望能因身世相近而与颜元心声相和，戴震早年的贫苦也决定他会自发萌生求实事功的实学思想。章炳麟曾说：“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②如前所说，戴震从小就过着清苦日子，随父经商，务求实益，长期居于休宁山村，目睹黎民之苦，从小就萌生济苍生的大志，学成以后，著书并无稻梁，仅仅取人④ 《清史列传》卷七二。又《清史稿·文苑列传，程晋芳传》中华书局版44 册13383 页。① 《孟子字义疏证·理》，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5 页。② 李塨《传注问》，见《颜李丛书》本。
③ 同上。
④ 李塨《周易传注》，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① 李塨《恽氏族谱序》。参见《恕谷后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章炳麟《检论·清儒》，见《章氏丛书》，右文刊印社排印本。
面铺中面屑充饥。戴震学术，不论是考释经传注疏，记述成规典制，校勘古籍，钩沉古音义，还是筹算推步勾股之术，无一不求实证，均是以古代文献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实学。求实的生活习性，求实的思维，求实的信念，都会使他在其深层的理性逻辑上促其走到与颜李相悬契的唯物主义认识思路上来，后期《孟子字义疏证》，畅发儒学道本，无非是前期素有的求实精神的逻辑发展，以及后期对学术、对社会更为深刻的实际观察以后的理性反思。章炳麟说：“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①章氏还将颜、戴合称为“颜戴之学”，章氏还探讨颜、戴的渊源说：“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②如此看来，媒介的有无，读过颜、李的书与否，似都无关“颜元、李塨一戴震”的务实思想方法的发展宏旨。侯外庐也曾说过，戴震的“哲学思想和颜元的哲学思想，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有互通之处”③。
李塨虽补充修正和发展师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颜、李是完全一致的。
研究颜、李的一些主要论题，更可看出戴震对颜、李的继承，主要有：倡导新知识论，注重躬行践履，反对静坐读书。颜元的实学强调以尧舜周孔事、物、行为、教育等为贯彻目标，从而采取了复古形式，但同千百年来的训诂笺注、清谈词章和静坐顿悟是对立的。李塨同样讲究知识的实用。他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④ 又说：“承南宋道学后，守章句，以时文应比，高者谈性天，纂语录，卑者疲精敝神于八股；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刑名钱谷，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遂曰有学。”①彻底批判宋明理学，成为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突起的异军，颜李对理学的批判，比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更彻底，更痛快，时人谓之“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②。除了在知识论上痛批宋儒外，更在性理论上彻底批判宋儒，戴望谓戴震受了颜李的性理论的影响而著《疏证》即指此点。
颜元认为性是人生必备，人性的产生抉自宇宙生生之气。戴震后来主性、气之说，视人性为元气之分，与颜说颇相象。颜元说：“生之谓性，若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人之生也直等生字解去亦何害。”③又说：“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全其真理，自全其生理，微独自全其生理，方且积其全真理者，而全宇宙之真气，以抉宇宙生生之气。”④正因为人生具人性，人性为人形所赋，抉自宇宙生生之气，故不可能在人的气质之性之外另设一个义理之性，这完全是唯物的认识。戴震后来批判宋儒另设义理之性，与颜元之说也很相象。颜元说：“天之生万物与人也，一理赋之性，一气凝①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上》。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② 同①。
③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430 页。
④ 《恕谷先生年谱》卷二，见清冯辰编《年谱》引用，清道光丙申年刊本。① 《恕谷后集》卷九《书明刘户郎墓表后》。见丛书集成初编本2489 号。② 王源《居业堂文集·与婿梁仙来书》。见丛书集成初编本2478 号。
③ 颜元《四书正误》卷六。
④ 颜元《习斋记余》卷一《烈香集序》。
之形，故吾养吾性之理，尝备万物之理以调剂之，吾养吾形之气，亦尝借万物之气以宣泄之。”⑤从而坚决反对宋儒的性、理二元说，反对在人性之外再设一个“天命之性”的理来钳制气质之性，他说：“程子云：‘论性论气二之则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朱子曰：‘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恶，所谓恶者，气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隐为佛氏六贼之说浸乱，一口两舌而不自觉。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①此后，李塨又进一步阐明了“理在事中”（已见前）、“气外无理”，坚持和发展了颜元。他说：“即以理代道学，而气外无理？？未有阴阳之外，仁义之先，而别有一物为道者；有之，是老庄之说，非周孔之道也。”②颜李的理论，后来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的回响，针对程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戴震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批判（见本书第八章），上述颜李的说法，几乎无不渗透在戴震后期哲学著作中，从思想史的发展看，从颜李到戴震，前后一贯，许多提法如出一辙。戴震和颜元、李塨思想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天然联系。
⑤ 颜元《四书正误》卷四《与何茂才千里书》。
① 颜元《存性编》卷一《驳气质性恶》。见丛书集成初编0672。
② 李塨《中庸传注问》。见《颜李丛书》，1923 年北京四存学会铅印本。三、后期论学和向新理学的转变结识惠栋、惠栋崇古轻宋的导引所引起的反思；读过颜李的逻辑推证，抑或作为一名大学问家和思想家对自己时代的晚近学术和思想的思考，从而输入了颜李大反宋儒的理论信息，成了酝酿新思路的媒触；早年对顾炎武、阎若琼、胡渭、黄宗羲弟黄宗炎等的精心研究，诸哲崇古轻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