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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运用古音学“因声求义”破假借字，到了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手中，则进一步娴熟和条例化。黄侃说过：“清世自戴震创求本字之说，段玉裁注《说文》，逐壹意推求本字。”①段玉裁他们都撇开戴震在破假借字的草创期难免发生的与意义的缠夹，更直接地联结语音和文字本身，使破假借字的学理逻辑变得简单明了。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②王念孙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袭者必提其领，举网必挚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③戴震的这一学术精神传到王引之手中，说得最为简明：“大人（按：指其父王念孙）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①因声求义破假借字，成了有清一代语言解释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如前所说，转语和破假借字都是古音学的实际应用。以现代科学范畴之，转语是词源学，破假借字最终还是求字义词义，因而是词义学，两者密切相关。在转语方面，戴震试图建立其应用理论系统，即从音理上回答形成转语的条件，以矫正声训中的滥转。这对破假借字当然也是有用的。
要论转语和通假的音理，就不能不涉及语音的发音方法和部位。戴震说：“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②为了说明音转之理，戴震引进了声类与声位的概念。他说：“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喉音至唇音），按位（按：声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按：五大声类：喉音、舌音、牙音、齿音、唇音），小限各四（按：声位分四等，相对应的发音方法有清、次清、次浊、浊），于是互相参互，而声之用盖备矣。”这样5×4＝20，正好二十章，“余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作《转语二十章》，是想列出个语音系统，说明什么情形下可构成声转，形成假借，什么情形下不能构成声转，形成假借。何九盈先生曾据上述思想画出了戴震转语的声母系统表：共分二十章，五大声类，各类声位有四，相对发音方法有四，因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形成二十声纽③。何先生评价说：“确定了声类与声位，‘转语’就有了一的基础。① 黄侃著，黄焯编次《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83 页。② 段玉裁《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③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序》。
② 《转语二十章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6 页。
③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1 页。先不论这个基础是否合理，是否完善，它毕竟搞出了一个语音系统，严格按此系统去谈‘语’之‘转’，就是遵循了一定的准则，比之漫无边际的声训，又是一大进步。”①戴震对语转音理的探索，是语言学史上最旱的尝试，现代则有王力《同源字典》中列出的声纽表及声转情况的说明②，一目了然，而戴震是探索这一重大课题的先驱。从戴震到王力，其间探索这一课题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遵循戴震前行的。孔广森（1752—1786）阴阳对转直接继承戴震（孔主要还是讲韵转），章太炎又继承戴震、孔广森而言阴阳对转旁转之说，并作《成均图》，加之《文始》，章氏可谓言转语的集大成者，王力的《同源字典》中的声转和韵转表，大受益于章太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直接得益于戴震③。
戴震的转语法还有正转和变转的区别：同位形成正转，位同形成变转。
他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这是讲正转的。又说：“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这是讲变转的。“同位”实际上是指同一声类中同一母位，也就是同一声母。“位同”是不同声类中的同一母位。戴震举例说：“台余予阳”在他的《转语》第三章喉音第三位，而“吾印言我”在第十五章齿音第三位，声类虽不同，但声母的母位相同，属于“位同”，称为变转。“位同”说似乎是戴震的独创，用“同位”说声转即有同声母或双声说，用“位同”说声转为变转等于撇开了声类、声纽及其联系，仅就清浊谈声转，有很大的困难。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语转离不开声类、声纽和韵类、韵部，位同不必再作为一个条件放入，且确定“位同”字也很困难，后来，戴震把语转的研究坚决转向了韵转，比《转语二十章序》（1747）晚二十九年的《答段若膺论韵》（1776）则讲正转之法：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联贯递转，三为相配互转，前二者都是以古韵分部，邻韵相通为依据的，第三讲阴声韵和阳声韵的配合。真正完整地运用阴阳对转的，还是孔广森，而王力的对转说以古音分部为基础，表而出之，简单明白，说得更为显确和简明①。
《转语》的科学价值，还不全在于对声转原理的具体探索，而更在于揭示了研究声韵学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要重视发音原理。戴震所说的“自然之节限”，从舌根到双唇的发音，就是对发音原理的刻意探寻，这是科学史上对发音原理的最早的思考和具体叙述，开近现代语音科学研究的先声。梁启超曾认为，那些洋洋千万言的文字、古音研究的书，都不足畏，唯戴震重发音为最可观。他说：“？？所做声系一类书，我都认为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注重收音，忽略发音，还不配戴东原所谓‘那一卷书。’”②梁氏所看到的戴氏论发音的书，也就是那七百来字的《转语二十章序》。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0 页。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20 页。
③ 参见本章四节。
①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45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12 页。
四、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
汉字形音义的统一，决定了“字（词）一词（辞）一道”的全过程必须追索字（词）的语音体系，清儒对语音领域的深入开发，形成了脱离“字一词一道”解释哲学连环的独立的学科：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而这一独立的学科古音学的作用，在戴震的学术体系中，最终又都是用来为通道服务的。关于古音，汉儒已有认识。《诗·大雅·瞻印》“孔填不宁”、《诗·大雅·桑柔》“仓兄填也”中的“填”字郑笺：“音尘。”戴震追寻这一史实说：“按古音之说，近日始明，然考之于汉，郑康成笺毛诗云：古声填、寞、尘同。及注它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①此后，古音研究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有宋代吴棫（约1100—1154）分古韵九部，②宋代郑庠分古韵六部③。明代陈第有如凤鸣高岗，主张把“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时地观念引进古音学，从而给古音学带来了革新，顾炎武、江永、戴震都是信从陈第的。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④。江永长于审音，分古韵为十三部⑤。戴震研究古音始于何时？由于音形义密不可分，只能说从小读书时就注重古音，取《说文》等贯群经以为定诂，是包括古音的。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以字通词，继而通道，必然含古音途辙的。乾隆十年（1745）成《六书论》三卷（今怯），批评前人轻视谐声，批评以转声为转注，力主互训为转注，已足见对声韵颇有研究。乾隆十二年（1747）春成《转语二十章》，说明对古声纽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三十八年（1773）春主讲金华书院时，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辨析章句，讽诵经文，叹顾氏之不易，继而补其所未逮，并分古韵七类，可见戴氏这时的古韵研究已渐入奥境。四十二年（1777）五月著《声类表》九卷，分古韵九类。戴震古韵分部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答段若膺论韵书》中最后将古韵定为九类二十五部，各韵部均以零声母影母字命名，试配以发音方法、通行的韵部名称、拟音（按王力拟音）对照列表如下（含各部的韵）。
②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 年版270 页。
③ 同上，272 页。
④ 同上，286 页。
⑤ 同上，298 页。
戴震古韵分部的“晚年定论”吸收了段玉裁古韵十七部中的最主要成就支、脂、之的分立。戴震研究古韵早于段玉裁，但《声类表》成书在段氏之后，《答段若膺论韵书》也在段氏十七部分定之后。在该信中戴震曾说：“大著（按：指段氏《六书音韵表口内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说至精确。”段氏为论证三部分立之旨，举出三部中的入声字以显证之，戴震对段氏在思想方法上的巧妙做法加以赞赏说：“举三部入声，论其分用之故，尤得之。”
戴震九类二十五部的最重要成就，是进一步确立阴阳入三分法的上占韵系统。一至七类都是阴阳入相配，八、九类有阳入相配。由上表标注的音标观之，更可看出各类在阴阳入相配时内部的音理规律，如第一类喉音有o—u—ok 组成，第四类鼻音有aη—u—k 组成，如此等等。古韵阴阳入三分法的确立与相配，是音韵学史上的大事。三分法导源于江永，确立于戴震。戴震曾说，江永已知阴声和阳声韵“皆有入声”，“江以屋、质、月、药、锡、职、缉、盍隶东、真、元、阳、耕、蒸、侵、谈，又以屋隶侯，质、月、锡、职隶支，药隶鱼。缉、盏隶侵、谈。”①在江永之前，顾炎武曾分出屋、质、药、缉四部，江永精于审音，从顾氏的质韵分出质月锡职共四部，从顾氏的缉分出缉盍两部，江比顾增加了四部，向阴阳入相配跨出了一大步，故有以屋隶东又隶侯之说。戴震继承江永审音传统，更悉心审音，发现顾炎武把锋并在屋韵后，又分出药韵成药锋二韵，这样江、戴共比顾多出五个入声韵，这样共有九个入声韵，为戴震发现阴阳入相配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在平声方面，顾炎武的十部已有东、支、鱼、真、萧、歌、阳、耕、蒸、侵，江永的十二部大体上说比顾多出了元、侯、添（即戴氏的酪部）。段玉裁的古音十七部大体上说又比顾、江多出了之、脂、谆（戴合于真韵）、尤（戴合于侯韵）。戴震在平声韵方面实际上用了顾、江、段的十五个韵，他本人又分出了祭部，共十六个平声韵，加上述九个入声韵，共二十五个韵部，正是戴震的九类二十五部。顾炎武和江永囿于平声和入声韵都不完整，未能解决三分法问题，是合乎情理的。段玉裁分古音六类十七部，与江永相仿佛，以为平声多而入声少，也不可能解决三分法问题。戴震研究古音先于段氏，但成果晚出，也许是“后出转精”之故，戴震完成了阴阳入三分相配的古韵分部体系。与他早先的《转语二十章》中的声纽二十、发声原理及转语成为古音学史上的两大双壁而闪耀着无穷尽的光采，声纽、古韵、转语三个最基本的研究要点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后世古音学的研究，直至章太炎、黄侃、王力无不从中汲取智慧。
戴震为完成九类二十五部的体系，其准备过程中的部目分析上也有大的创见，总起来说有三：一是从段玉裁主张支脂之三部分立。二是把段氏第十五部中的脂微齐皆灰泰夬废这一部分成脂和祭两部，戴震叫十七衣和二十霭（见前表），简言之分出祭部，为后世古音家所宗。三是分顾炎武、江永药韵为药锋二韵，简言之分出锋韵。亦为后世古音家所循。
戴、段之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古音学成就戴不及段。举证云，段氏十七① 《答段若膺论韵》，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0 年版89 页。
部中第三部尤幽，第四部侯，分立甚确，戴震以“审音本一类”为理由合并成第三类八部的“讴”韵（见前表），段氏十二部真臻先与十三部谆文欣魂痕分立也很合理，戴氏以同样的“审音”理由合并成第六类十六部的“殷”韵（见前表）。造成这两个缺失的原因是审音标准问题。段玉裁分古音是客观地按照《诗经》用韵归纳而成的，戴震则往往以心目中的音理审析之，方法是主观演绎多于客观分析，而审音本身，又不能不用等韵，以等韵审上古音，当然不免失误。戴氏并段氏幽侯为“讴”，并真文为“殷”，完全依从江永之说，江、戴都是以考古和审音并重，而审音又只能据宋元以后的等韵去推测周秦的上古音。但平心而论，个别韵目上的失误，并不妨碍戴氏的地位。王国维在《韵学余论五声说》中评论说：“自明以来，古韵上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古四声不同今韵之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①那么是否可以说戴震重视审音的主张错了呢？也不是，戴震在《声类表》中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者，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②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既重考古，又重审音，既重归纳，又重演绎，既重实证，又重推理，这在科学的方法学上是重要建树，这一建树以其独到的识力站到了彼之时代的科学的高峰，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所出的审音标准本来应该用古音的标准审古音才不致差错，但这样“标准”正是求解中的答案，尚为未知，江、戴当然不会以未知去推未知，只有以成熟了的等韵（音理上上承古音但又有区别）去推求求证中的上古音，但这样推证会有误差，正如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以静止来量度运动，以字称守恒测得不守恒，以牛顿运动定律导出洛伦兹变换和狭义相对论质能互换公式，以狭义相对论演绎广义相对论，如此等等，都是无可非议的科学方法，但都有误差而必须进而寻找修正或修正性评价，如不这样，以运动量度运动，以广义相对论求广义相对论等等，那只能是同义反复和产生悖论。这里我们如能深入一步，就会发现研究方法上的二律背反，形式逻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用高一级的辩证方法作指导说明之。戴震以等韵审音求古音的误差有类于此，作为方法学是正确的，但无可避免地需要寻求适当的修正和修正性评价。而戴震却没有估计到后者。令人奇怪的是，戴震列“歌”部为阳声韵（今天连小孩也知道普通话“歌”读阴平），好象素为聪明的戴震古音晚年定论时已糊涂到连“歌”部非阳声韵也不懂了，对此，何九盈有一个颇可采的解释，他说：“在这个完整的体系中，最为人所不满的是他把歌部列入第一类的阳声韵。但我认为也可能是我们误解了戴震的本意。戴震说：‘歌戈本与旧有入之韵相近’①。‘旧有入之韵’就是阳声韵，戴震只是说歌戈与之相‘近’而已，相近不等于相同。而他之所以将歌韵列为全表的第一部，因为他认为‘凡音声皆起于喉，故有以歌韵为声音之元者’②。很显然，所谓‘凡音声’是包括阴声韵和阳声韵都在内的。戴震把歌部置于诸韵部之首，正体现了‘声音之元者’的思想，其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卷八，中华书局1959 年版348 页。
② 《声类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① 《答段若膺论韵》，《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0 年版89 页。
② 同上。
性质与一般阴声韵不同，与一般阳声韵也不同。”①从历史语音的发展看，戴震将“歌戈麻”作为阳声韵不是没有道理的。汪荣宝曾说：“余以译文异同校之，则见同一语音而在宋齐以后用歌戈韵字译对者，在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为之，因恍然于汉魏时代之鱼虞模即唐宋以上之歌戈麻，亦皆收a 音，而非收u、ü者也。”②按汪荣宝的说法推论，戴震列歌部（＇d＇，王力注为＇o＇）为第一部阳声既作为“声音之元”，又包含着有阴声韵鱼虞模的含义在内，等于说歌戈麻是上古鱼虞模的一个特例，本来只要立鱼部就了。但上古歌、鱼必分（王力亦然），不能立鱼部为阳声，那只有将特例“歌”部权作阳声。王力曾说：“他认歌、戈、麻近于阳声，故用鱼、虞与之相配，拿现在的音理来说，这一点也很勉强。不过阴阳相配，实是戴氏开的先河。”③王力是立足于阴阳相配看待歌部的。列歌部为阳声韵，得以使戴震完成九类二十五部的阴阳相配的整齐格式。思想方法上仍是以等韵演绎的痕迹，与段氏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