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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女》这首诗，本来是首爱情诗，清儒的普遍毛病是以儒家功利主义解释诗旨，戴震诠释《静女》，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功利意义外还讲了“比喻”意义，如“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想其人，继思得见其物”，这都表明作者对《诗》旨的一些开明的认识。关于如何研究诗旨，戴震还说了这样的话：“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②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同义名物训释去自由开发，倘一定要论其诗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也就是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见”。事实上，戴震著《毛郑诗考证》，于诗旨不是不说，而是努力从其实情体会之，时常越出儒家功利说解的藩篱。这不仅在《静女》中能见到诗旨的比喻说法（其实正是其本旨），而且戴震在作一般理论概括时已讲到说诗旨时当参照的文化史情形，从而试求谋图《诗经》中爱情诗的应有的地位。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子之言《诗》也。而《风》有贞淫，说者因以‘无邪’为读《诗》之事，谓《诗》不皆无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诗》也。”①到了后期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更重视以实情解释诗意。从表面上看，好象戴震的解释与旧注洛守儒家封建功利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解释《诗》意时，总是在儒教礼义规范的前提下几乎干篇一律地指出与统治者的联系，把本来很有人民性的诗篇说成了某国君、某侯妃，某卿大夫的自我写状或教谕，戴震解释《诗》意时，经常注意到在儒家礼义规范的前提下指出诗篇中的男女悦慕、民生心声的本旨，和毛郑解《诗》旨、朱熹集传解《诗》旨已有很大区别。本来，先秦产生的儒家礼义规范内容极为丰富，区间极广阔，可容纳性很大，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制的烙印，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特别是到了宋代，才日益禁锢划一，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先秦儒家伦理指导下解释《诗》旨，戴震注重指明其民生民情，与旧注专以儒家功利释之已判若二途，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毛传日，采采，事采之也（疏云，言勤事采菜）。卷耳，芬耳也。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韩诗》云，顷筐，欹筐也。怀，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集传》日，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遁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采采，多貌。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言寘此怀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怀之之事也。周犹偏（按：通‘遍’）也，通也。行，路也。行，为行列字之音，训旁及。而《春秋传》日，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断章见意，如邵至之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为一②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3 页。①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美一刺，于《诗》之本指，不然也。荀卿书日，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之至也不贰。其得诗之意者欤！《补注》列述了毛传、朱熹《诗集传》、《春秋传》等的解释，但只是立此存照，并不同意，唯荀卿之言《诗》旨，言情致忠贞不贰，“其得之欤”。又如戴震对情诗《野有死麇》的概括：《野有死麇》（三章）言礼教之兴，虽里巷之女，无可犯以非礼者也。《诗》辞所涉，曰林野，曰麇鹿，曰龙吠，亦以见乡曲之远于都邑也。或日，《诗》言女之不可诱，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何也？女之待嫁，所愿者，吉士也；士之归妻，所愿者，有女如玉也。“诱之”之云，以甚言情之动于爱悦（《祭义》曰，如欲色然，张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而卒能无失乎礼义，则风化之所被可知矣。此《诗》教之善行，以情见礼义与？上文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戴震是重视《诗》中的礼仪教化作用的，但他重礼教的同时也重视男女爱情生活，或者说，他在具体诠释《诗》旨时，往往先发现其中的爱情生活，进而指出，这应当是合乎礼仪的爱情。作者的深层思想，难道不是在追求道德规范和情感欲望的一致吗？
《杲溪诗经补注》中有一篇很长的《摽有梅解》，是一篇专门的诗论。
该文从中国文化史的视角确定了爱情诗在《诗经》乃至在古代文献中存在的地位、必然性及其价值。在戴震看来，爱情、婚姻、夫妇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就不能不涉及这些正常的生活，而人伦规范、札教等不是禁锢民生、民俗、民风，而是导引归正，不致人欲横流，毁坏人性。他说：“古者嫁娶之期，说歧而未定。其以少长论者，或主于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为期尽之法。据《诗》、《礼》证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弃而字？？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恐至于废伦也。亦所以顺民之心，而民自远于犯礼之行也。”②又说：“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首章言十犹余七，次章言十而余三，卒章言皆在顷筐，喻待嫁者之先后毕嫁也。《周礼》所言者，实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诗所言，即其见之民事者也。”①戴震对《诗经》的解释，也不乏儒家功利，如前所说，当他试图以儒家道德规范诠释诗意时，他总是注意到道德规范和民生、民情、男女悦慕的一致②。除此以外，戴震还从《诗经》中努力发现另一种功利：劳动者从事农桑之事的艰难、欢乐和从中悟得的道理。例如对《葛覃》的概括：葛覃（三章）：不忘女功也。《礼》，后夫人亲蚕不亲葛。盖当时服葛之时，犹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赋之，因以感而思归宁也。《周书·无逸》之训，以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诵以为戒，然则《葛覃》之义，其以视忘女工之勤劳而骄侈是从者，孰宜法，孰直戒，可知也。讲到《诗》旨即作诗时的本意，那就涉及到《毛诗大序》问题。陈启源，朱鹤龄以及戴震之后的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载《杲溪诗经补注》卷一。①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 页。
①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5 页。
② 后来汪中《述学·释媒氏文》、俞正燮《癸巳类稿·媒氏民判解》都曾进一步发挥戴震关于古代制度中婚姻自由的见解。
③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胡承珙、马瑞辰、陈矣等，部因“尊汉”、“好古”而群守大序。但也有举叛旗的，戴震的同乡姚际恒（1647 一约1715）就是一例，他著《诗经通论》，坚决主张废除《毛诗大序》，另著《古今伪书考》（见《知不足斋丛书》），依据古书流传有绪的一般规律，认为有名著作各史经籍志上都有著录，或在别的书上记载它的渊源，如突然发现一书，向来无人提及，其中必有蹊跷，《毛诗大序》就是这样的书。他指出，传为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都未提及，可证为西汉前所无，是为伪作。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以儒家礼教功利说诗的传统，使人为之耳目一新。除姚际恒以外，崔述、方玉润皆持这样的观点，崔著《读风偶识》，方著《诗经原始》，连同姚著三部书历来不为清代正统派所重。戴震对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持何态度呢？只能说，聪明的戴震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只是以自己的较为通达的开明之见诠释诗意。在《毛郑诗考证》、《杲溪诗经补注》中，以及经韵楼本《戴震文集》收录的论《诗》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毛诗大序》。人云：不表明态度也是一种态度，推揣其本意，戴震的态度是想避开那圈定的儒家传统的诗旨说教，寻求《诗》的本意，以得“十分之见”。联系他在《毛诗补传序》中所说及的于诗旨可存而不论，让读者据训诂名物的诠释，依原诗而推证之，他对《毛诗大序》的态度，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诗经·魏风》的《伐檀》和《硕鼠》是人民性很强的两首诗，它凝聚着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下的早期民主的精华。前者对不劳而获过着寄生生活的剥削阶级，给以严厉的质问与尖锐的讽刺，后者写农奴对统治者沉重剥削的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两首诗，戴震当年作何理解呢？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岸）兮”震按：檀者？？伐檀乃宣之河之干，盖诗人因所闻所见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支之不用也。因叹河水之清，而讥在位者无功俸禄，居于污浊，盈凛充庖，非由己稼穑、田猎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无功德及于民，是谓素餐也。①《硕鼠》二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爱得我直。”传：直，得其直道。笺云，直，犹正也。震按：笺与传相足，其说是也。《论语》曰，人之生（性）也直。得我直，谓得遂其性。不违生人之正道。后来，王引之曾将诗中的“直”解释为“所”。“爱得我直”，等于上文的“爱得我所”③。戴震把“直”字解释为人性之“直”。去“乐国”的目的是能顺遂其人性，得到自由。戴震的诠释是颇为别致的，言下之意是说，硕鼠不劳而获，“莫我肯德”，是毁灭人的本性的，而“逝将去汝”，前往那“乐国”，也是为了寻找和恢复那失去的人的本性。戴震是在近乎以早期启蒙思想诠释《诗》旨。至于剥削者毁灭人的正直的本性，见解尤为深刻。
① 见《毛郑诗考证》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同上。
③ 见《经义述闻》卷五。
三、生计维艰注屈赋
如果说戴震早年著《诗补传》时还为经书所限，著《屈原赋注》时就更大胆地阐发了一些自由思想。据《年谱》载：乾隆十七年（1752 年）“注《屈原赋》成”，是年三十岁。《年谱》还说：“歙汪君梧凤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1752 年）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可证也。”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有《屈原赋注》十二卷，注明“歙县汪氏原刻”，那是因为有“汪氏原刻”本九卷另加《音义》三卷。安徽丛书本还收入了《屈原赋注初稿》三卷，为歙县许承荛氏藏稿本。关于《屈赋音义》，《年谱》说：“此书《音义》三卷，亦先生所自为，假名汪君。”今考署名汪梧凤的《屈原赋注》题跋云：右据戴君注本为《音义》三卷，自乾隆王申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常置案头，少有所疑，检古文旧籍，详加研核，兼考各本异同，其有阙然不注者，大致文辞旁涉，无关考证。然幼学之士，期在成诵，未喻理要，虽鄙浅肤末，无妨俾按文通晓，乃后语以阙疑之指，用是稍为埤益。又昔人叶音之谬，陈季立作《屈宋古音义》为之是正，惜陈氏于《切韵》之学殊疏，未可承用，兹一一考订，积时录之，记在上端，越九载矣，爱就上端钞出，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体例略拟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庚辰（1760 年）仲春歙汪梧凤。这段文字，从叙述《音义》的写作过程“兹一一考订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云云，似乎出自戴震本人之手。《年谱》讲《音义》“假名汪君”，莫非这段题跋文字也是戴震代作的嘛？但不管是戴震手笔还是汪梧凤亲笔，其中叙述的情况该是真实的。其要点有：《音义》诠释的一些词语是经“详加研核”的，有考证价值，不注释者则“无关考证”；《音义》的著述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注音力求舍弃朱熹等人的不科学的叶音说①，取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并正其舛疏；写作的过程及体例。所叙述的写作过程，与《尔雅文字考》“偶有所记”、“录之成帐”，与《诗补传》“特惧忘之，笔之于书”的写作过程极其相似。在写作时间上，因《音义》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故可能《屈原赋注》九卷在前，《音义》在后。
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家境非常贫困，“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飨，闭户成《屈原赋注》。”“饔飧”原义为早晚两餐，此处或泛指食物。因乏食只得进以乞讨而来的面屑，竟然还在发愤著书。其时戴震己成家，可以想见戴震妻朱氏是怎样茹苦含辛地为成全丈夫的事业而苦挣扎，苦张罗。段玉裁曾评述此时的戴震云：“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一个“亨”字，昂扬挺拔，贫贱不移，活现出戴震早年之志，这正是一种“中华民族脊梁”的硬骨头精神。
和《诗补传》相比，《屈原赋注》更注意概括原文本旨，戴震将《离骚》分成十段，对各段大意都作了明确概括。例：① 南北朝人读上古韵文感到不押韵，临时改读以求押韵，叫叶（xié）韵，也叫叶音，叶句。这是不明古音之理造成的。宋代吴棫、朱熹也主张叶音说，但已有所不同，立足于改今音叶占韵。清儒以钱大听为代表，力反叶音说（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跋韵补》），但未区分吴棫、朱熹叶音说与南北朝叶音说的不同。其时戴震对叶音说的看法也是笼统的。不过，吴棫、朱熹的叶音说与陈第的科学的古音学说仍是很不相同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反信谗而府怒”：第一段自叙生平大略，而终于君之信谗。“余因知謇謇之为患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第二段申言被谗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和调度以自娱兮”至“蜷局顾而不行”：第十段托言远逝，所至忧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