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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度以自娱兮”至“蜷局顾而不行”：第十段托言远逝，所至忧思不解，志在眷顾楚国。终焉。
戴震不仅概括大段的意义，而且对大段中的小段意义也作出概括，这等于是在层层揭示《离骚》的丰富内涵。例如第二段中的一小段：“予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承上见怒于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独惜其变操不常，无任贤图治之略“戴震如此苦心孤诣地寻找《楚辞》中的义理精核，完全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考证的同时必须力求“闻道”的“十分之见”。从经书到《楚辞》，反映了作者这一早期学术思想的应用进一步普遍化了。戴震曾说：“余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③戴震早期就已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于考据中䌷绎理性认识，这是他的特色，“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云云，已隐含着对朱熹《楚辞集注》的若干责难。至于对书中训诂名物、事典的注释，目的仍是使读者循此而稽核要旨，防范学界的赝品，他说：“今取屈子书注之，触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然后赡涉之士，讽诵乎章句，可明其学，睹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①至于书名，亦从《汉书·艺文志》。戴震说：“书既稿就，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由此也可知戴震早年伏处山野时，从汉之志早定，这无疑是晚明以来知识论传统的继续，亦知戴震前后期虽有不同，但尊崇汉儒，折向往古，却是前后一贯的。从《屈原赋注初稿》三卷看，戴震著述此书时是很有批判锋芒的。试看他的一些批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戴震批住：“君之疏己，皆由党人，故光入党人，逐篇反复言此，不敢慈君也。”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戴震批注：“说到君便住，若因党人带出，又祗云信谗，立言婉曲之至。”③“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戴震批注：“君之所以信谗。”“君之所以信谗之故。浩荡，广博不专也。泛言不察民心，以喻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怨言不察，《惜诵》所谓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逸）注谓不察万民善恶，《文选》注谓不察众人悲苦，皆非是。”旧注未敢言怨恨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屈原赋目录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2 页。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国君的，由戴震言之，引《惜诵》说“国君不可依靠”，这里显然继承晚明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想。黄宗羲《原君》曾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强烈谴责“君”，与黄宗羲痛斥“君”何等相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直是禁书，戴震写国君“不可恃”这类话，在雍乾年间是多么危险。注释《楚辞》在雍乾年间是件凶多吉少的事，一是屈原亡国破家的哀痛，二是楚怀王、顷襄王的昏庸，都极易惹出是非来。戴震早年著《屈原赋注》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是否有深沉的民族感情在内，现在已无法知道，不可妄断。顾炎武曾以为读屈赋有确立人格的作用，人格不立，一切学问皆成废话，并认为忌圆滑；行方严是最要紧的。他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②戴震在三十岁而立之年著《屈原赋注》，对确立他的心系百姓的独立人格是有重要作用的。此外，著《屈原赋注》既要贯彻他早年治学寻求“十分之见”的主张，就不能不涉及到国君之类的禁区。当时，文人士子一般言及《楚辞》都很危险，更不必说专书著述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写了一首《赠芹圃》的诗，末句本为“一醉读楚些”，因为怕人穿凿为借《楚辞》怨伤时君，附会成“不满当今圣上”，而改成了“一醉白眼斜”，这样诗味全无。
戴震早年之作《屈原赋注》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姜亮夫曾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辏г酥驽洌啦降笔保还叭耍豢啥嗟迷啤薄＂俟赜凇毒鸥琛肪褪峭怀龅囊焕Ｓ泄亍毒鸥琛返男灾剩跻莺椭祆涠荚衔浅氐募栏琛＂诙赜凇毒鸥琛分械摹岸侍弧鄙瘢虼游从泄罹俊４髡稹毒鸥璨棺ⅰ吩蛟疲骸肮盼从徐胩徽撸蕴晃衩鹩谥苣何涞垡蚍绞恐裕⑵潇舫ぐ捕辖迹扑戊胫戎亍８亲哉焦狈钗砀Ｉ瘢潇胱盥。是偷笔膘氲涓持庆肷袼枰病！短旃偈椤分泄旒牵湟幻髡撸笠怀＞右病Ｂ老蛟唬粼诔试贫剩次牌渖蟆！雹壅饩透嫠呶颐牵禾簧袷呛笃鸬模灰蚝旱壑式肓顺ぐ玻惶簧袷侨缘纳瘢浅瘢弧毒鸥琛肺鳎弧毒鸥琛肺偷笔膘氲洌ǖ比痪筒幌抻诔耍└持庆肷袼瑁弧岸省敝岸币喾侵赋弧疤弧北疚焐弦缓阈牵牵┳蠲髡摺Ｆ渲小胺庆肷袼琛保确浅亍办肷袼琛保煽醋骶勒跻荨⒅祆渲怠Ｆ溆嗉猓嗍饪晒蟆Ｖ苎跸壬担骸岸侍灰簧瘢茄嗥敕绞坷玫兰冶咎迓壑械牟牧瞎鼓獬隼吹摹Ｋ鹣炔谄牍焦泻笃冢笤贾皇橇鞔诿窦洹：何涞凼保苏紊系男枰加擅桑ò矗悍绞棵┐氤ぐ玻⒊晌偃闹辽仙瘛！薄啊毒鸥琛分械男矶嗌竦郑蟹浅四馨颜撸虼耍毒鸥琛凡皇浅拿窦浼栏瑁皇浅慕检敫瑁膊豢赡苁呛喝说淖髌罚宦鄞铀男问嚼纯矗铀哪谌堇纯矗蚴谴庸糯泄氐募窃乩纯矗Χ衔淖髌贰！雹僦芟壬谴幼诮萄А⑸窕把А⒚袼籽А⒂镅晕淖盅胧盅芯俊毒泞凇 度罩肌肪硎肮⒔椤碧酢�
① 姜亮夫编著《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 年版247 页。
② 参见王逸《楚辞章句》卷二，朱熹《楚辞集注》卷二。
③ 戴震《九歌补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
① 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156 页至157 页。
歌》得出上述结论的，可视为有关《九歌》性质及作者问题的定论。以戴震十八世纪中叶的论述与现代科学研究的结论相比较，庶几可近，我们不能不叹服戴震的识力。后来，卢文明为《屈原赋注》作序时，对戴震此说曾表而出之：“微言奥指，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九歌》东皇等篇，皆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②此外，《屈原赋注》对若干词句的解释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例如对《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一句中的“三后”一词，王逸注释为禹、汤、文王，朱熹释为“疑为三皇，或少吴、颛顼、高辛”。戴震注则更近情理，他说：三后为楚之先君而贤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汀叭酰坑獭断挛洹费浴叭笤谔臁保仓酢⑼跫尽⑽耐酢Ｓ秩纭独肷А贰翱只视咧芗ā敝小鞍芗ā币挥铮跻葑ⅲ骸凹ǎσ病保翱志阄＃园芟韧踔Α！贝髡鹱⒃疲撼蹈踩瞻芗ā！独窦恰ぬ垂菲奥砭芗ā保洞呵锎贰鞍芗ㄑ岣彩蔷濉保瞧渲ぁ＂苡秩纭独肷А贰捌簟毒疟纭酚搿 毒鸥琛焚猓目涤橐宰宰荨！崩炊及选跋目怠绷粒馐统上钠糁犹怠４髡鸱⒕蚱淠谥に疲渌悼尚拧Ｑ云糇鳌毒疟纭贰ⅰ毒鸥琛罚痉ê笸酰闹У乱玻涤樽宰荩灾律ヂ摇！翱涤椤倍至模诜踩Ｓ秩纭独肷А贰斑佄岬婪蚶ヂ刭猓访懺兑灾芰鳌保罴抑瞪跸辏髡鹱⒃疲赫焦毖陨裣烧撸兄ヂ兀识嗖痪担谠⒀约爸槐厣钋笠病Ｓ秩纭毒鸥琛は婢贰把蟀刭廪コ瘛保恕鞍亍弊滞跻葑⒑椭祆浼⒍际臀安凇保宋挝铮笕四衙鳎髡鹨毫跷酢妒兔吩疲骸安冢韵凇！闭攵院笫蓝郧车囊恍┪蠼猓钊缛衔浯恰胺彭Ч众堋薄ⅰ办盼拇嵌疗渲肌ⅰ拔淳∩啤钡龋髡鹚担骸扒哟俏抻胁淮颊摺！蔽耍纳茉衔髡鸸赜谇车氖读捎氚喙獭⒀罩啤⒘跹搴拖噫敲溃踔脸怂洽邸�
在《天问注》中，戴震既贯彻他早年论学以自然科学诠释群经的主张，又充分考虑到《天问》中引用神话传说故事的特点，反对字字穿凿，句句求证。他说：“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骛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诸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序愤懑是也。篇内解其近正，阙其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①戴震说：“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②在注释《天问》中，有的注释使人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写“天对”。例如《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戴震注云：夜光，月也。德（按：性质），常德也。如刚德不变其刚，柔德不变其柔之谓。疑月何德，而死乃复育，如是终古乎？死，即所谓死霸（按：魄，月魄）也。育，生也，所谓生霸也。月之行，下于日，其浑圆之体，常以半圆向日而有光。人自地视之，惟于望（按：夏历月十五日）得见其向日之半，故光盛满。晦朔则光全在上而下暗，余皆侧见而阙。谓之死，谓之生者，据人目所见云然。戴震的这一注释简明易懂。关于生魄、死魄问题，直到晚近王国维著《生霸死霸考》才更为详密④，在王国维之前，戴震这一以黄道视运动为基点的解释，是最通达和准确的，也是最切合《天问》原意的。今人游国恩称赞说：“详其文义，‘死’、‘育’俱当指月魄言，戴说是也？？今者天文历算之学既明，而月之无光，及其盈亏之故，尤无疑义。”①又如《天问》：“东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屈原的这一问是问地球的形状，戴震注则兴致勃勃地作起“天对”来，在天体视运动中考察起地球上的昼夜、节气等变化大势，注云：《太傅礼》曰，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步算家测北极高下，及月食之暗虚，得地体周九万里。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高一度。南至赤道下，南北极与地适平，昼夜漏齐，无永短。北至极下，赤道与地适平，半年为昼，半年为夜，凡气朔之时刻，渐东则气朔早，渐西则气朔迟。月遇暗，虚而亏食，东见食早，西见食迟。此地与天相应之大较也。地之广轮，随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测之矣。圆长日椭。衍犹延也，羡也。最后三句，是正面回答屈原提问中的大地测量问题的。由于地球是个椭圆，南北直径“随其方所”而“假天度以测之”。戴震的回答完全正确。
又如《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对地球上寒暑变化的原因问题，旧注几乎没有能正确回答的。戴震以中国古代天文学来注释《天问》，可谓答问相契，天衣无缝。戴震回答说：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闸，《虞夏书》以璇玑玉衡写天，遗制犹见于《周髀》（非汉之浑天仪）。赤道者，中衡也。日自北发南，冬至当外衡；自南敛北，夏至当内衡；春秋分当中衡。中土在内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与中土互异。中衡之下，两暑而无寒；暑渐退如春秋分，乃复。南北极下，凝阴常寒矣。《周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举其概云尔。地为大气所举，日之正照，气直下行，故暑。非正照之方，气不易到，则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所说的“赤道”是指天球赤道。因地球公转而形成的天体视运动中，太阳在天球赤道两侧作视角投影为40 余度的余弦曲线运动，是为黄道视路径，在太阳的视运动过程中，即在黄道上的移动形成节气变化，可用来描述寒暑变化。由于地球上各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④ 见《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中华书书1959 年版第1 册19 页。
① 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 年版59 页。
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地所处位置的不同，相对于天球位置的投影也不同，故同是某一节气，南北气温各不相同。所谓“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引用《周髀》来注释《天问》，说明地球上寒暑的不同，已将《天问》中提出的气候变化问题化作天体运动问题来阐释其根源，是极有创造性的做法。从乾隆十七年（1752 年）成书的《屈原赋注》中引用的古代天文知识看，这时戴震对古代天文的研究已趋成就了。后来著《七经小记》中的《原象》篇提到：“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间。赤道者，中衡也”，“自南敛北，入次四衡为春，入次二衡为夏，当其衡启也。自北发南，出次二衡为秋，出次四衡为冬，当其衡闭也”，“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阳下行，故暑；日远侧照则气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等等，与《屈原赋注》对照，两者的提法完全一致，可见戴震对古天文历算的钻研和运用，早在伏处山野著《天问注》时就已成熟了。
就在著《屈原赋注》的前一年（1751 年），戴震曾手抄浙江鄞（Yín）县（今宁波市）鄮（mào）山周容著《春酒堂诗集》。鄮山商业很发达。《方舆胜览》引《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这与屯溪、休宁有某种相似之处。周容其人呢？是清代的名士，字茂三，明代诸生，明亡后曾出家为僧，后以母亲在堂而返俗，曾纵游天下，结交皆明代遗民，绘松林枯石以鸣志，萧然远俗，有人以博学鸿儒荐之，竟以死拒之。著有《春酒堂文存》四卷，《春酒堂诗存》六卷、《春酒堂外纪》一卷。就是这样一位入清不仕，超轶不群，铁骨铮铮，以诗文自娱的明末诸生和清初名士，引起了青年戴震（戴震也就在乾隆十六年即1751 年这一年补休宁县学生的）的倾心仰慕，戴震手抄《春酒堂诗集》卷首至卷终（可能就是今存的《诗存》六卷本）共两大册，更从其字字工整，笔笔稳落的工楷字书看，手抄全诗只能看作心心相印之举。手抄的第一首七言律诗《虎过》云：鹊噪鸟啼干叶鸣，隔溪斜映竹篱横，雨过沙路踪应阔，日坠松冈眼愈明。天自好生同一命，世皆多欲独居名，山翁笑说相逢惯，不惯输租到市城。
“虎过”疑地名。诗中一派山村野景，诗主人淡泊致远，乐天知命。倘移花接木，说全诗写休宁的山野村民，亦无不可。似乎可以这样说，直至戴震四十四岁（1766 年）著《果溪诗经补注》时，心灵深入仍萦怀此“春酒堂”首诗的意境而不能挥去，“杲（gǎo 明亮）溪”二字，就字面义为“明澈见底之山溪，”用作补注《诗经》之名，段玉裁释为“盖以自别于诸言诗者”①，今谓“明澈之溪”的意境乃至用字，正可见于《虎过》诗的首联和颔联。段玉裁说：“先生不随俗为别号，天下称东原先生而已。”②魏建功则认为“杲溪”为戴震注《诗》时的自称③，青年手抄，中年自号，戴震心迹灵痕，竟以周容这样的遗民和名士为知已。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变的，岂可以逸情直逐视之？戴震与“春酒堂”之神交，可谓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内心世界的认识。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7 页。
② 同上。
③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见《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3O 页。
四、传世之作《考工记图注》
戴震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后序》云：“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东原氏书于游艺塾。”太岁纪年中太岁在丙曰柔兆，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故为丙寅年（1746 年）。“游艺塾”为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