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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堂妹胡珊、好友徐筠倩等人的鼓励下，胡蝶终于鼓起勇气，开始了和潘有声的经常交往，对潘有声的了解也就更多更深入。
潘有声虽然也像林雪怀那样，是个没有多高社会地位和没有多少家财资产的普通人，但他和林雪怀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胡蝶从自己和他接触中深有体会，他是个干事业的人，做事扎扎实实，待人诚恳，讲信用，肯动脑筋，肯钻研。
譬如他做茶叶生意，对茶叶就很有讲究，一包茶叶，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说出它的产地、等级、名称以及它的背景故事。一杯茶，他只要稍一品茗，就可以分辨出陈香、绿香以及存放了多长时间。
事业心正是胡蝶心目中理想男友的首要条件，而潘有声除了有一颗执著的事业心之外，还是一位温柔体贴、谦和豁达、善解人意的好男人。
其实，在胡蝶的周围，即使在与林雪怀关系破裂之前，也不乏一有机会就大献殷勤的阔家子弟、公子哥儿乃至社会名流，但他们总不能让胡蝶感到安全可靠，况且有林雪怀在，她更是心无旁骛。
解约风波之后，胡蝶对异性则又增加了份戒备心理。但在结识，尤其是了解了潘有声人品和为人之后，不由得心动了。胡蝶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可以将终身相托之人。
随着交往的增多，潘有声对胡蝶的了解也逐渐增多，他惊异地发现胡蝶与当时的许多女影星的作派完全不同。
活有声知道，在电影圈内，一些漂亮的女演员，在出名之后，往往以脸蛋和名气作为资本，待价而沽，以期获得某位达官贵人的垂青。运气好的，可让其明媒正娶，名正言顺地当上阔太太；运气不济的，能当个如夫人乃至没有任何名份的外室，被藏娇于金屋，也就以为满足。
当然，潘有声也明白，她们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亦是外在环境使然。电影女演员，大多吃的是青春饭，大多数观众喜欢她们主要是因为她们的青春美丽，而演技的高下则是次要的。
比如张织云，“明星”名导演张石川就曾认为她的资质极为一般，但她却被观众捧上“影星”的宝座。然而，一旦青春逝去，或者又有更年轻艳丽的新人涌现，观众也就再也不买你的帐，再也不捧你的场。
而电影公司的老板大多是被观众牵着鼻子走的，观众不再要看你了，也就是老板要跟你说“拜拜”的时候了。因此，女影星们大多有一种危机感。那些家底并不殷实富裕者，更是如此，趁着尚未“人老珠黄”，赶紧找个为官或为商者嫁了，以为一生就有了依靠。
潘有声也知道，促使这些女影星们走上这条未见得就能通往幸福的路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她们自已经受不起金钱和物质的诱惑。电影演员应酬繁多，出入于高档的消费场所乃是家常便饭，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使她们变得贪图享受，并唯恐有朝一日会失去这种生活。
张织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就是在名声极盛之时抛却事业，甘愿被茶商唐季珊金屋藏娇，但最终唐季珊仍是抛弃了她，又把黑手伸向了阮玲玉。
杨耐梅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她看不起那些将自己待价而沽变相出卖的影星，要自己创业。为了组建属于她自己的电影公司，她欣然接受军阀张宗昌的邀请，冒险作济南行，半个月后携得张资助的巨款返沪，宣布成立耐梅影片公司，并开拍《奇女子》，映后很是卖座。
但杨耐梅在赚了一笔之后，生活越发放纵，出入赌场，一掷千金，挥霍无度，曾创下一夜输掉8万银元的纪录，又染上鸦片毒瘾，数十万元资财很快告罄。
放浪不羁的生活毁掉了她的事业，耐梅公司以资产告尽而被迫关闭。杨耐梅最终仍未能逃脱得了嫁个名人托付终身的命运，嫁给了国民党元老陈少白之子陈君景。
胡蝶却不是这样。首先，胡蝶成名后，对事业仍有执著的追求，她对于电影表演事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成名后更是勤于思考，勇于探求，加之对艺术悟性颇高，演技日趋成熟，故而深得“明星”的老板及编导的赏识和重用。
其次，胡蝶为人比较谦和，人缘很好，从不摆明星的架子；拍片时总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与导演、摄影及其他演员都能默契配合；又从不迟到早退，在明星公司素有“乖小囡”之称，这对于公司的头牌红影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再次，胡蝶比较注意洁身自爱，独善其身，而较少虚荣心。她对于拿感情做交易是不屑一顾的，对于声色犬马的交际场所也从不留恋，她选择了母亲为她指引的“认认真真地演戏，认认真真地做人”的道路。
应该说，在当时电影圈内，像胡蝶这样高额薪金的人是凤毛鳞角的，但她的高额薪金中相当一部分用在了补贴父母开支、一家十几口人的家用上，她个人除了做些必要的高档服装外，总的说来生活还是比较节俭的，这一点，在“明星”朋友圈内也很有口碑。
胡蝶身上的这些优点，摆在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身上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在电影圈内，尤其是在成名的女影星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和她媲美。当潘有声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这一切后，心中对胡蝶的爱慕又增添了几分。
促使潘有声投身爱河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随着“雪蝶解约案”的进展，胡蝶要求解约的原因已真相大白，责任完全在林雪怀的浪荡和狭隘，并不是胡蝶名气大了、收入多了而看不起林雪怀。恰恰相反，胡蝶对林雪怀的感情直到林挑起事端都一直是专一的。这就使潘有声打消了人微位卑与胡蝶这样大明星不相般配的顾虑。
胡蝶与潘有声终于由相识相知到相慕相恋。胡蝶在结束了与林雪怀的痛苦恋情后，在23岁这年，她又重沐爱河，爱之神终于向这位女影星射出爱之箭。
两人虽然坠入情网，但胡蝶的头脑是很清醒的，这一次胡蝶再也不肯轻易放弃“自由身”的身份。在她和潘有声相恋的头两年中，只谈恋爱，不议嫁婚。他俩甚至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双双露过面，更不像当初与林雪怀那样大肆张扬地缔结婚约了。
不管怎么说，1931年对于胡蝶来说，既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解约诉讼和与潘有声的相爱可以说是胡蝶在这一年中生活的大事。但作为一位电影明星，她并未因此而耽搁了拍电影，拍电影在她总是第一位的。
自胡蝶主演的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1年3月上映后，“电影界的竞争更加激烈。陈控然的友联公司于5月24日推出了蜡盘发音有声片《虞美人》。7月1日，顾无为的“大华”和黄槐生的“暨南”两公司合股，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
诸位，有人看到这，也许会问，有声片怎么会分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这是怎么回事啊？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番。
电影自19世纪末诞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是默片，即有影而无声，剧中必要的对话均由字幕来表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声片技术终被发明，1926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率先尝试拍摄有声电影，是年8月26日，有声片首次与观众见面。12月，上海的新中央大戏院和百新大戏院利用美国机器放映了若干种美国有声短片。1929年，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率先改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半年内，上海各影院均改装了设备，但播映的影片，都出自好莱坞。
当时的有声片，可分为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其实就是给影片配上特制同步唱机，将片中的对话及背景声音录制在蜡盘唱片上，放映影片时与唱片一起放，此种方法制作设备较简单，费用也低，缺点是音画容易脱节。
而后者则是利用声光转换原理，将音频信号转化为光信号，印在电影胶片右边一行声带上，这也是今天的电影普通采用的方法，但技术复杂，设备昂贵。
却说摄制有声片的激烈竞争以及《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促使明星公司更加认定技术乃是艺术的基础，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须在技术上压倒对手，于是决定：投巨资购买拍摄片上发音有声片的设备。
1931年7月，洪深受命赴美国考察有声电影状况，并洽购美国有声电影器材和聘请美国技师。8月，洪深回国，带回了新购买的两架“四达通”录音机，一部有色摄影机，以及聘用的两名美国技师。
在更新设备的同时，郑正秋又提出通过拍摄巨额投资，制作认真、质量高、品味好的影片来重振“明星”雄风的建议，这是针对“联华”而提出的。
“联华”并未涉足有声片的拍摄，但“联华”以新派面目出现，正是以制作精良、手法新颖、品味较高争取到了大量的较高层次的观众。
当时的电影市场，仍以默片为主，“明星”并不想也不能失去这个大市场，因此，“明星”将以新的设备、新的思路在声片和默片两方面均要拿出大制作来。
“明星”巨头们经过认真磋商，一致同意开拍《自由之花》，并将该片列为公司1931年的重头片，以期使该片成为“明星”发展电影技术、提高影片水准的总体表现，进而恢复“明星”在影坛日趋衰落的领导地位，重新以良好的声誉称霸影坛。
《自由之花》和“明星”以前拍的影片比较起来有许多不同，在题材选择上，越出了家庭、伦理、婚姻、道德等所谓“社会片”的范畴，更不同于随意编造的武侠神怪片。
这部影片取材于1915年冬，也就是袁世凯紧锣密鼓策划恢复帝制并自己称帝之时，蔡锷设计逃出北京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义的这段真实的历史。
剧本由郑正秋编写。此次他锐意求新，选择了护国战争史的题材，片中虽然渲染了蔡锷与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故事，但通过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卖国求荣，日本趁机提出“二十一条”，试图灭亡中国的描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通过对小凤仙深明大义，蔡锷高举义旗的描写，激励国人奋起反抗外来侵略。
《自由之花》的故事发生在1915年北京，如果仍按老办法在摄影棚里拍摄，其真实感显然就要受到大的影响。导演郑正秋提出赴北平实地拍摄外景，张石川和周剑云却不敢马上拍板，因为这样，制作费用会增加许多。
郑正秋决不相让，他指出：
“要拍出高质量的片子，就得花大本钱。诸位深知，现在能否拍一部好的影片，对于‘明星’的发展是何等重要，要放胆一搏，拍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
张石川和周剑云也明白郑正秋一番话的含义，他们商量后决定，派外景队北上。为了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情，他们又同时决定，在拍《自由之花》的同时，再拍两部以北平为背景的影片，以减少制作费用。这两部影片即是张恨水的两部小说：《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
接着他们把影片的导演和演员作了分配。决定《自由之花》由郑正秋导演，《落霞孤鹜》由程步高导演，《啼笑姻缘》由张石川导演。《自由之花》中的男女主角蔡锷和小凤仙分别由龚稼龙和胡蝶饰演。另两部影片的演员除前片中的主要演员外，还有王献斋等人。
三部影片的女主角均由胡蝶一人担任。胡蝶作为这三部影片的领衔主演，任务相当繁重，但心情却十分兴奋。
《自由之花》作为公司的重头戏，主演该片胡蝶自然当仁不让，而《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是当时甚为流行的两部小说，胡蝶也正是这两部小说的热心读者，主演两片；胡蝶当然欣然从命。
三部影片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拍完内景后，9月中旬即由张石川亲自带队赴北平拍摄外景。这是明星公司历史上首次派出庞大的外景队远赴外地拍片。郑正秋因身体病弱，不能随队北上，他把任务托付给了张石川。
外景队未出发之前，胡蝶在家中赶紧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胡蝶的母亲把一件又一件衣服塞进了旅行袋内，并说：“北京比上海要冷得多，要多带些，省得临时还得借衣服穿。”
胡父走了过来，问道：
“瑞华，对北京还有印象吗？你小的时候在那里可待了不少时间呀。”
胡蝶想了想，说道：
“还真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我知道香山的红叶，还有怪味道的豆汁。”
“对，对……”
外面传来敲门声，母亲忙去开门，一会儿潘有声走了进来，他的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热情和惜别之意。
母亲说道：
“潘先生是专门来为你送行的。”
“多谢！快请坐。”胡蝶也是柔情似水。
母亲将一杯茶递到潘有声的手里：“潘先生请喝茶。”
“多谢伯母！你们以后叫我有声好了。”潘有声有些腼腆。他把茶放在桌上，拿起自己随身带来的包说：
“瑞华，我给你带来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胡蝶兴趣十足。
“北京那地方很凉，听说有的时候不到11月份就开始下雪了。这一件皮衣是我专为你到北平买的，你可注意保暖呀。”潘有声说着把皮衣送到胡蝶的手里。
“哎呀，有声，我妈妈给我塞了一大包衣服，你想把我累死呀！”
“瑞华，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有声的这一件皮衣能抵你妈那一大包衣服呀。”胡父说着朝胡蝶眨眨眼。
“哎哟，爸，你可真坏！”胡蝶抱住爸爸撒起娇来。
“好，好，爸爸坏，不说了，看看有声给你送的第二件礼物是什么？”胡父松开胡蝶。
潘有声听到胡蝶父女俩开的玩笑，心里甜蜜蜜的，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蝴蝶造型式的陶制手炉，递给胡蝶道：
“这个手炉好看吗？”
胡蝶接过来，边看边说：
“真好看！从来没看见过这样造型的。”
胡蝶的父亲一旁说道：
“这恐怕是订做的吧。”
“是。”潘有声说，“北京要比上海寒冷得多，有了这个带在身边也许会更暖和一些。这样子吗，是我让工匠订做的，听说他为这只手炉花了一个星期。”
胡蝶深深地看了一眼潘有声，说：
“谢谢你。”
潘有声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左右环顾了一下，发现胡父、胡母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他知道这是给他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便从内心感激他们。
胡蝶也发现了这一切，便问道：
“有声，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哦，我来之前准备了许多话，可一见到你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潘有声说道。
“怎么啦？怕我呀，难道我是老虎呀。”
“不是，不是。你怎么这样想。”
听潘有声这么一急，胡蝶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
“看你，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瑞华，其实，我想陪你去北京拍外景，对你又可以照顾，对我也是一次游玩的好机会，但你曾说过，不让我俩的关系公开于众，更不能双双同时出现在社交场合，我也只有作罢。”潘有声露出一脸真诚。
“怎么，我那两个条件你现在后悔啦？”胡蝶又故意激他一次。
“倒不是后悔，只是你离开这段日子，我会很想你的。”潘有声低着头说。
胡蝶被感动了，她眼睛里露出妩媚：“有声，我从北京回来后，会抽出更多时间陪你的。”
次日早晨，胡蝶随明星公司外景队，在张石川的率领下登车启程。郑正秋等“明星”同仁，一起到车站为外景队送行。胡蝶的父母也来为女儿送行，同来的还有徐筠倩和潘有声，不过，潘有声为了避嫌，始终没跟胡蝶说上一句话，这是胡蝶第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
一声汽笛，火车缓缓地启动了，车上的人纷纷从窗口探出头来，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胡蝶向父母、徐筠倩，更向潘有声挥手致意，她从心里喊道：
“多保重，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当载着胡蝶和“明星”外景队的列车向着天津开行之时，在中国东北，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大营和沈阳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坐待国际联盟出面主持公道，蒋介石电令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十余万东北军面对万余名日军的进攻，不战而溃。次日，东北大片领土迅速沦于敌手。
当胡蝶和“明星”外景队乘坐的列车抵达天津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