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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唐季珊的爱犹如艳丽的罂栗花，既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又隐含着致人死地的危险，在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徘徊中，随着唐季珊爱情攻势的一浪高过一浪，阮玲玉越来越倾向于冒险接受这份爱情了。
可以说，在事业上，阮玲玉不愧为一个强者，她从16岁起，由不会演戏到会演戏，又从会演戏到争取饰演不同性格的角色。可在生活中，却有女性脆弱的一面，她常常因重感情而失理智。
在唐季珊以前不久，曾有一华侨富商，向她表示爱慕，追逐热烈，为她修造洋房，高价购赁饰物，用以金屋藏娇。后因为有人识破他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劝解阮玲玉与他割断了关系。
事后，阮玲玉也十分庆幸自己未踏进这一深渊。阮对劝解她的这位友人赤诚袒露自己的心怀说：“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地爱他！”所以，阮玲玉在艺术上除了对自己有很高的自期外，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而唐季珊为了取得阮玲玉的爱恋，恰恰是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把心思不但用在阮玲玉身上，还用在阮母和阮玲玉的女儿小玉身上，打一场迁回战、包围战。
唐季珊每次到阮家常常带些小衣裙、洋囡囡，小孩子思想单纯，每当见到他，小玉就拉着他亲如家人。唐季珊对阮母，更是恭敬得五体投地，极尽阿谀奉迎之事，“阿婆”“阿婆”地叫个不停，将上海好的衣料、点心买了送她不算，还常陪她打牌，设法将钱输给她，以博得她对自己的好感。
经过大半辈子动荡贫困的阮母，见着很有经济实力的唐季珊主动来巴结她，也时常被他哄得笑逐颜开。况且，阮玲玉离开张达民后，也需要终身依靠。
确实，他的力气并没有白花，阮玲玉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心中已对唐季珊有所心动。但是，如果不是一件事情的发生，阮玲玉和唐季珊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这件促使阮玲玉下决心和唐季珊走到一起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被称作“新闻舆论”的某些小报干的好事。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阮玲玉和唐季珊经常双双出现在一些社交和娱乐场所，引起了那些专门探究名人隐私的小报记者们的兴趣。他们跟踪了几次，遂发现了唐季珊还经常出入于阮玲玉家的秘密。探知了这一隐密的记者犹如发现了一颗可以投向公众的重磅炸弹，兴奋不已。
试想，平日无事时，他们尚能煞有介事地造出一些名人隐私来招徐读者，现在有了这重要线索，如何肯轻易放过，于是大大地添油加醋了一番，在小报上渲染开来，大谈电影明星阮玲玉与茶界巨商唐季珊的所谓恋情，暗示他俩早已同居。
而小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却正中唐季珊的心怀，欲知唐季珊将采取什么措施，且听下回分解
第13章倾国影星旧同层新同居失足同居一代才女写爱情演爱情非命爱情
倾国影星旧同层新同居失足同居
一代才女写爱情演爱情非命爱情
上回说到小报记者肆意渲染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恋情，并暗示两人早已同居。阮玲玉看到这样有损她名誉的报道，心中十分气愤。而唐季珊却正中下怀，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有朝一日能与阮玲玉同居，只是碍于面子，难以启齿，亦怕遭到拒绝弄巧成拙。
现在小报记者帮了他的大忙，将这个他不知该如何向阮玲玉提出的建议摆到桌面上来。于是，他来到阮玲玉面前，先是大骂小报记者无耻，安慰阮玲玉一番。接着，话锋一转，说与其顶着这份虚有的“罪名”，还不如果真如此，看那帮无耻记者还有什么好说的。
唐季珊一边说着，一边注意看阮玲玉的表情，他见阮玲玉并无明确的拒绝之意，进而大说自己对阮玲玉的一片真情，唯有对天可表。无论阮玲玉作什么样的决定，唐季珊都表示无条件地服从。
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和小报舆论的夹击之下，阮玲玉既是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草率地作出与唐季珊同居的决定，而此时阮玲玉正式结识唐季珊仅3个多月。
1993年，阮玲玉带着母亲和女儿小玉搬出了原米后住的海格路大胜胡同127弄22号，在147弄21号另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
阮玲玉与唐季珊的结合，在当时的观念与现在的男婚女嫁是有所不同的。旧社会对男女婚姻，都以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为主要联姻方式，常常酿成不幸的人生悲剧。
三、四十年代，有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为反叛封建意识的羁绊，“只要双方性格相投，志趣一致就可结合在一起。阮、唐的结合，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
阮玲玉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张，该契约载明：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阮玲玉想：虽然唐季珊为新居办置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沙发床、椅，选购了我心爱的项链首饰等物，但这与张织云结合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一是我们有真正的感情；二是我们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他人的依附物，总之，我绝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
阮玲玉希望唐季珊对他们的同居不必过多地张扬，因为以她当时在影坛的地位，定会遭到一些不好的舆论。
阮玲玉与唐季珊结合时，在事业上，完全奠定了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月入丰盛，不会贪爱唐季珊的钱财；再者，唐季珊已达不惑之年，并非风流少年，这说明两人之间，尚有一定的感情。
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有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只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再说，阮玲玉是一时冲动之下与唐同居的，当时也容不得她对如何处理与张达民的关系有过多的考虑。
张达民人在福建，信却不断地飞向上海，三天两头找阮玲玉要钱，阮玲玉也不时地寄钱接济。但为免却将来纠纷，阮玲玉找到律师伍澄宇，于1933年2月在报上登了一个声明：
伍澄宇律师受任
阮玲玉女士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并代表郑重声明启事
现本律师受当事人阮玲玉聘为常年法律顾问，以后凡关于阮玲玉女士名誉财产及其他一切权益如有加以侵害者，本律师尽依律师法保护之责。同时并据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有何人为婚姻契约。诚恐朋辈错认男女之际，致生误会，委为登报郑重声明等语。前来相应代表声明如上。
此致。
声明登报一段时间内，并未听见什么动静。
就在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不久的1933年4月9日，张达民突然出现在上海，他是因赴南京出差而路过上海，自然要回家看看。当他回到原来的家时，却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不由得大吃一惊。
径向邻居打听，方知阮玲玉已搬了家。根据邻居提供的地址，他很快找到了阮玲玉新的居所，此时，当他看到端坐干客厅内俨然一副主人模样的唐季珊，他知道，阮玲玉再也不是以前的阮玲玉了。
张达民此时此刻知道，阮玲玉既然走出今天这一步，那她一定是豁出去了，如再用小报记者来吓她，她虽然还是惧怕，但未见得就会回头，那样的话，他张达民除了能出心头一股恶气，其他恐怕一无所获，他要再想从阮玲玉身上榨取钱财只能是痴心妄想了。
一想到要人财两空，张达民不由得心里发虚，看来还是设法利用这个机会从阮玲玉那里再弄一大笔钱来更为划算。于是，他暂且在中国饭店住下，开始谋划如何从阮玲玉那里榨钱的方法来了。
张达民的出现也使阮玲玉不得不考虑如何了结与他的关系问题了。她对张达民的秉性可谓了如指掌，张达民岂是个善罢甘休之人。一想到张达民的胡搅蛮缠，阮玲玉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阮玲玉约了伍澄宇律师来办理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之事，4月14日开始的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张达民先是坚决拒绝解除关系，阮玲玉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因而提出如张达民同意解除关系，可以适当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双方就补贴的数额和期限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两人在由伍澄字拟定的约据上签字。约据全文如下：
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
立脱离关系约据人阮玲玉张达民（以下简称甲乙）今双方曾一度发生恋爱同居关系，现为彼此免日后争执，订立脱离关系条件如次：
（一）双方自签约后，彼此各图自立，不相干涉，所有男婚女嫁亦各任自由，并声明以前并无婚姻关系。
（二）甲因生计较乙为优，并于脱离后士。乙方生计果有困难情形，甲为念旧日之恋爱之情，仍需酌量津贴，但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期满乙不得再有任何要求。
（三）前条甲之生计若不能继续维持时，乙不得以此为要求。
（四）乙之生计如若不要甲之津贴，以友谊将实在情形商告，不得有不实之事瞎欺甲方。
（五）双方为名誉保障起见，约定对本约不为登报。
（六）乙方对甲方之津贴依照第二条，若遇困难实甚，经甲方同意，按月之给付有时超过一百元以上，则陆续给付以二千四百元为额。
（七）双方以前手续，自立约之日后为清楚，以后不得有任何项事件之主张。
（八）本约一式二纸，各执一纸为凭。
阮玲玉
张达民
伍澄宇
民国二十二年4月14日
张达民拿了这份约据就匆匆回福建去了，返回福建不久，又丢掉了饭碗。失业后的时日，他几乎每月就靠这100元的津贴过活。当然这是后话，容后再叙。
阮玲玉自与张达民有了这样一纸协约后，心中稍有平静和安慰。可她哪里知道，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呢！
继《城市之夜》以后，阮玲玉参加了《小玩意》一片的拍摄，这是一部由孙瑜编导的新片。孙瑜是阮玲玉的恩师，阮玲玉最早引起广泛注意的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便是由孙瑜执导的，可以说，是孙瑜最早将阮玲玉引上电影表演的正途，使她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导演孙瑜，自与阮玲玉合作拍摄《故》和《野》片之后，就缺少合作的机会。因为，这时阮玲玉在电影界的声誉日高，许多电影导演名家，都纷纷邀她拍片。孙瑜虽认为阮玲玉是默片时代最有创作活力的电影女演员，但由于自己当时的名气不是太大，也没有获得再次合作的机会。
1933年，孙瑜编导了他的救亡三部曲（《野玫瑰》、《小玩意》、《大路》）之一的《小玩意》。阮玲玉主动找到孙瑜，要求在片中担任一个角色，孙瑜欣然同意由她扮演女主角叶大嫂，还决定邀请她的养女妙容（即小玉）在片中扮演叶大嫂的女儿——珠儿（长大后由黎莉莉扮演）。
叶大嫂是一个制作“小玩意”的民间手工女艺人。影片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九·一八”、“—·二八”事变十几年中的风云变化。阮玲玉扮演的叶大嫂也随之从青年成为中年妇女。
年仅23岁的阮玲玉，从创作思想上看，已摆脱了当时一般女明星的爱美心理，她不以外形动作和形体美来吸引观众；而着眼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创造，随着剧情的开展，一步步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深度。
在影片中可以看出，阮玲玉不仅有表现人物的娴熟技巧，而且是很有审美追求的。叶大嫂的一生是悲苦的：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她遭到破产、亡夫、失子的一连串打击，最后，连唯一的女儿也死于抗日的战火中。而阮玲玉没有一味去演人物的悲苦、自我怜悯，而是不卑不亢，突出了人物坚贞不屈的乐观性格。
阮玲玉在《小玩意》中，演得最出神入化的地方，还是在影片的结尾部分：
一年春节，她身遭家破人亡之后，流落在春花舞场门外的街头，猛听见爆竹一声巨响，误以为敌人杀来，精神失常，高呼：“中国要亡了……快救救中国！”
她指着一些沉醉在灯红酒绿中的男女：“我所说的是你！”“是你！”。虽然叶大嫂的语言是用字幕打出来的，可阮玲玉把她那种既疯呆，而又对侵略者怀有深仇的真情，掌握得恰到好处。
影片用几个不长的中、近景，拍摄了在人群中的叶大嫂大幅度摆动身肢和凝视失常的眼神，显示出阮玲玉已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
透过她的眼神，一幕幕敌人摧残杀害中国人的惨剧在重现，透过她自己制作的小玩意——士兵、武器去冲锋陷阵的幻觉，更刻画了她的爱国激情。这使人感受到：阮玲玉既善于演一些细致入微的感情变化，又能发挥出淋漓尽致的奔腾激情，并达到和谐的统一。
阮玲玉所塑造的人物大都与她的切身社会阅历有着密切的关联。她在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有力地支援了她的艺术创造。
可是，从《三个摩登女性》中的电话接线生淑贞，到《小玩意》里的叶大嫂则不同，这些人物都和她的生活距离较远，在当时的银幕上也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她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人物的世界之中。这正是阮玲玉这一时期所追求的。
在她刚参加拍摄电影之初，往往把演戏、拍片看作个人的事，兴趣、挣钱、出名是她生活的动力。如今不同了，随着进步力量对电影的影响，随着当时民族危机日渐加深，阮玲玉渐渐明白了一个电影演员应有的责任。
一次，在拍摄外景时，因天气阴雨绵绵，不能进入拍摄。
《小玩意》一片的摄影师周克笑着对阮玲玉说：
“阮小姐，你对于外界批评和拥护女明垦有什么意见？”
阮玲玉笑了笑，把身前的小玉向怀里拢了拢说：
“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地＇被人捧上天上去，我牛怕自己摔下来呀！”
言词诚恳，流露出阮玲玉对演员艺术的执著追求。在那样一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旧上海里，有不少女演员稍有名气，便一味地沉醉在交际场中，和阔佬、富少、名流、记者周旋，哪里还顾得上艺术的追求？
阮玲玉的艺术生命，来自对表演艺术的热爱，特别是她艺术创作的后期，她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探索和对完美艺术的追求，从未因名声显赫和感情生活的失意而随意松懈。
《小玩意》一片中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叶大嫂的女儿珠儿，由“联华”的青年演员黎莉莉饰演。黎莉莉虽然已主演过两部影片，并且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和阮玲玉这样的大牌明星配戏，还是心中无底。
黎莉莉忆及当时的心清时说：
“那时阮玲玉已红遍影坛，和这样一位‘大明星’搭戏，使初出茅庐的我不能不有所害怕和顾虑。害怕的是不能和她接近，搞好合作关系，完成创作任务；顾虑的是她会不会讥笑我幼稚，使我一败涂地。在旧社会中，有所谓‘星海浮沉’的悲剧。旧人怕新人抢去‘饭碗’，新人怕旧人‘排挤’，在当时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斗争。我还不知道阮玲玉会怎样对待一个新演员。”
但到了影片开拍的那天，黎莉莉就发觉自己的害怕和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小玩意’开拍的那天，阮玲玉到达摄影现场比别人都早。我偷偷地注视她，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架子十足，一副大明星的派头。导演孙瑜忙于现场指导，来不及给我们正式介绍。我们俩只好默默地走向化妆室，我想和她谈话，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话题，感到很窘。她似乎已看出我的心情，当我们的目光偶然相遇时，她便对我笑了一笑。这笑是那么温和亲切，胜过多少句客气的俗套，使我马上平静轻快起来。我眼看她化妆得又快又细致，技术熟练。化完妆，我们再走进摄影现场，孙瑜向我们讲解所要拍的剧情，他讲到剧中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时，阮玲玉忽然拉住我的手，用不纯粹的国语说道：“珠儿，快叫我妈妈！”逗得全场大笑，我就更轻快了，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地建立了起来。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使我可以无所顾虑，问她这个那个，得益不少，而且她还主动地启发、诱导我。”
阮玲玉是怎样启发、诱导黎莉莉的呢，黎莉莉回忆道：
“当时，我对角色的理解很肤浅，我想珠儿既然受了重伤，伤口必然很痛，所以我紧皱双眉，表现出异常疼痛的样子。这段戏拍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