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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影片中的插曲“动人心弦”，还特地把与“金嗓子”合作有年的陈歌辛请来作曲。俟一切筹划停当，《清宫秘史》于1948年夏天开机拍片。
香港的夏天气候炎热，周璇穿着一身厚绣的清装，呆在摄影棚里时间一长，就感到头晕脑胀吃不消。故而在轮不到她的镜头时，总是将清装脱在化装间，独自遛到棚外，在浓荫覆盖的树林下念念对白哼哼歌，研究人物表情，借以乘凉小憩。
周璇在拍这部影片时，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为了使自己所演的人物神形兼备，她从“请安”乃至起坐迈步的动作姿态学起，尽量做到表情真切，能跃出古装美人和时装歌女的樊宠。
导演朱石麟要求演员的表演“精细逼真”，甚而连以往靠配音效果来完成的打耳光镜头，他都让“假戏真做”。
这一来可苦了周璇，她接连挨了唐若青三四次“重磅”耳光，弄得面额通红，泪水潸然而下。当这一组镜头拍完，她匆匆卸完装走出摄影棚，正巧在门口碰到唐若青和几位同仁闲聊，便嚷道：
“若青，你好哇，几巴掌打得我眼睛冒火星。”
唐若青嬉皮笑脸地回答道：
“这也不能怨我啊，都怪慈禧太后心狠手辣。”
“慈禧太后早死了，我管不着，是你打我，我要找你算账。”周璇象个孩子似的，说着就要扑过去打唐若青。
唐若青边跳边喊：
“这可以，你去找朱先生换角色，我演珍妃你演慈禧，我让你打！”
两位明星在树林里追来追去，惹得同仁们一个个捧腹大笑。
周璇拍《清官秘史》吃了不少苦头，她曾对“影圈”以外的朋友说过：
“我拍《清宫秘史》流下的眼泪，存起来可以供自己洗脸呢！”
同时，她还对一位采访记者说过：
“我演悲剧的时候多，自己伤心也让别人伤心，以后希望能多演点喜剧才好。”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影片制作完成。周璇人也消瘦了许多，眼窝也变深了。朱石麟对她十分赞赏，认为她是“目前香港影坛艺术作风和工作态度最好的女明星”。
影片上映后，在香港观众中掀起了一个迷“金嗓子”的热潮。舆论中不仅称道了周璇的表演技巧“已达炉火纯清之境”，对她在片中演唱的两首歌——《御香缥缈曲》和《冷官怨》也大讲好话，说她唱得“婉转凄切，哀怨深沉，一腔忧国虑亲之情被渲泄得淋漓尽致”。
这时，周璇已经搬出了蒋伯英的家，另外租住在一幢公寓房子里。每天从“永华”拍戏回家，她都要接到许多电话和信件，常使她顾此失彼应接不暇。
影界、报界、朋友和观众，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来找她。有时，甚至商界一些老板，为了做广告也会找上门来“洽谈”。
前后三年来，周璇在“大中华”和“永华”共拍了六部电影。“金嗓子”的名声震动了香港影坛，成了一位引起周围社会注目的“积蓄颇丰的大明星”。
1948年的初冬，周璇从香港搭乘轮船回到了上海，三天三夜的腻人航程，舱内设施的简陋和拥挤，再加上风急浪颠，弄得她头脑昏沉沉，喉咙也有点沙哑，比拍了三天三夜戏还疲惫不堪。她告诉姆妈，不管啥人来访都一概“回脱”。
此时，周璇的家已经搬到了海格路（今华山路）枕流公寓。她住六楼一套三间，内装电话，家具陈设新颖富丽，比之以前当然是宽敞舒适多了。从她享有的一切物质条件看，那已属大明星的“派头”了。
这次周璇拍完《清宫秘史》从香港匆匆归来，对外宣称是为了调治眼疾和探望母亲，其实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与石挥的恋爱关系又告一段落。
不知道周璇与石挥之间究竟为了什么发生龃龉，两人感情上日渐疏远。上海和香港的小报与一些影剧刊物，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论调：一说是“话剧皇帝”有异心，突然缠上了一名交际花；一说是“圈外”有位颇为富有的小开在拚命追求“金嗓子”。
当然，知情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只是那些并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影迷”，则被这类“新闻”弄得稀里糊涂。
周璇曾借当时《影剧天地》刊登的一篇采访文章，公开表示：
“决不与‘圈内’人成配偶，谈恋爱向‘外’发展。”
所谓向“外”发展，指的是“圈外”有位“颇为富有的小开”在追求她。这位小开就是周璇住在霞飞路1820号时认识的朱某。
朱某，原住在周璇家楼下，是个开绸布庄店主的儿子。此人高高瘦瘦的个头，细皮白肉，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看上去象个很有才学的文人雅士。其实，此人并非如此。
凡接触过朱某的人，事后回忆起来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他工于心计，热情里透着虚伪，沉静中藏着奸诈。然而，当局者迷，周家母女都没有觉察出来。莫说周璇本人对他慢慢地产生了好感，就是广东婆也被他周家姆妈长、周家姆妈短的“花”得浑淘淘。
朱某早有妻室，却喜欢成天在外面鬼混，流连忘返于舞厅交易所之类的地方，完全无意去继承乃父经营的绸布业。作为“小开”，他手头有点钱，但称不了富，何况在舞女、交际花身上又破了不少财。
他知道要满足自己的那些欲望，仅凭自己现有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去攫取。前两年，他就看中了一个“目标”，之所以没有下手，是因为需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
现在终于等到了。当“金嗓子”与“话剧皇帝”合不拢的消息传出来，他马上发起了求爱攻势。俨然象一名忠诚的卫士，他时刻追随在周璇的左右，并旦不忘为这位心境不佳的大明星分忧解愁。
朱某曾赌咒发誓地对周璇说：他虽然由父母包办结过婚，但早已与“黄脸婆”各奔前程了。现在只要周璇同意，他就立即和她正式结婚。
“金嗓子”经不起朱某的耳鬓厮磨，那些温存的甜言蜜语使她对一切都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朱某对周璇施展了更加阴险的一招，把自己相熟的一个女人介绍给周璇当秘书，此女人也姓朱。这样一来。周璇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二朱”夹击的境地。
在一段时间里，周璇把“二朱”看作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她向“二朱”倾吐自己的肺腑。“二朱”成了她生活中的左右膀，两个不可或缺的人。
起初，朱某的所作所为倒也称得上是小心谨慎。他没有要求同居，也没有以男主人的身份出现在枕流公寓里。在局外人看来，他只不过是周家一位常来常往的朋友。
周璇为了避免舆论上的纠缠，也采取了秘而不宣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因此，许多小报记者追问她的婚姻打算时，她总是这样回答他们：
“到时候我会告诉诸位的，先请大家代我感谢那些关心我的朋友吧！”
朱某和朱秘书都善于揣摩“金嗓子”的心理活动，各自也有一套迎合大明星胃口的办法。何况两人又是连成一气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快“二朱”便从不同的角度占有和控制了周璇。
1949年元旦一过，解放战争的捷报自长江北岸源源不断地传来，一种丑末寅初的气氛弥漫了大上海。紧张、兴奋、期待、忧虑、焦灼、疑惑与恐惧的种种情绪，分别撒播在各式各样人物的脑海里。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也是一个伟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争先恐后逃跑者有之，毫无声息溜走者有之，去留未定者也有之；而大量的则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的人。
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的周璇，心情十分复杂。年前，她刚从香港回来时，一家杂志的采访记者问她：
“请您谈谈在香港生活的感想吧！”
“说心里话，香港的物质条件的确是胜于上海，但我仍旧喜欢上海。”周璇笑着回答。
“您这次回来还准备去香港吗？”
“要去的。有约在先，开年我还要去那里拍几部片子。”
现在，她犹豫了。她想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看看日益变化着的形势。“二朱”看出了周璇的心事，他们开始了各自的劝导。
朱某说：
“你的事业在香港，你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轰动了港九和南洋。这股‘金嗓子热’决不能让它冷却下去，何况那里又很欢迎你去……”
“金嗓子”没有吱声，朱某一边品茶，一边慢条斯理地讲下去：
“香港的片酬比上海高得多，你去那里是很合算的。再说，此地乱哄哄的，恐怕也没有多少影片好拍。你先走一步，等我把商业事务料理完毕就马上到你那里去。往后，你拍戏我经商，到东到西我们都能过上快活日子。”
朱秘书也不失时机地向周璇进言：
“周小姐，人家都讲，你在香港拍戏比在上海吃香。现在上海这么乱，你先到香港去拍几部戏，等上海太平了再回来不是很好嘛！”
“金嗓子”觉得“二朱”言之有理，何况她自己也有再去香港奋斗一番的想法。于是，她下了决断：让姆妈和女佣留在上海看家，自己则带着朱秘书，一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此时香港的影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还是号称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永华”公司，已经陷入了半停顿状态。老板李祖永因拍片蚀了本，吓得一再压缩出片计划。
一些中型的影片公司，除了维持性的拍片，也都因经济形势不佳，不敢继续投资，显得毫无生气。而那种小厂或当初也曾活跃过一阵子的皮包公司，则是气息奄奄难以生存了。
有些厂子，以色情为号召力，拍了象《荡妇心》那样的影片，想借此“起死回生”。其实，这类影片只能偶尔骗骗人，带来一点上座率，但决不可能赢得绝大多数观众的支持。
周璇目睹这个所谓“东方好莱坞”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不禁感到愕然。但是，“金嗓子”毕竟不同于一般明星，她还是受到了影业界老板们的欢迎。
住不多久，她就和长城影业公司签订了两部片子的合同：一部《彩虹曲》，一部《花街》。与在“永华”一样，她得到了丰厚的酬金。从她个人所得的收入看，香港影坛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给她造成多大的影响。
此时周璇住在太子道，囊中可称富有，平常生活却还是比较节俭的。她在拍戏之余，仍旧保留着往日的爱好习惯：除了钢琴、唱歌、逛马路，上电影院看一两场电影就算是“消闲”了。
她仍旧不喜欢穿高跟鞋、跑跳舞厅，或者到处乱窜出风头。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她不是那种善于周旋在交际场上的贵夫人，亦不属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的阔小姐。她虽然越过了而立之年，外表看上去也比以前成熟些，但依然可见她那种特有的单纯、质朴、善良的秉性。
面对优裕的物质条件，她不愿奢侈，舍不得糜费，甚至一度到房东家里吃中等水平的包伙。她把手头数额不小的款子，交给朱秘书去兑换成一根根金条，以防花花绿绿的纸币遭到突如其来的贬值。
一段时间后，与周璇热恋着的朱某，来到了香港，来到了她的身边。于是，这给生活在香岛的“金嗓子”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在这之前，朱某放弃了绸布庄的生意，忙于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为了加大其手中的“赌注”，他四处设法筹措资金，但均未奏效。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窥视金钱的目光都集中到丝毫也不懂行的周璇身上来。
他对这位大明星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善于经商理财，吹得天花乱坠。周璇对这些从来不感兴趣，但她也不想去扫情人的兴致，一般听过也就算了。
一天，朱某乘着“金嗓子”兴致很高的时候，操一口上海话对她说：
“介许多铜细放在侬身边是死格，交把我做生意保险能赚交关钞票！”
朱某见周璇噗哧一笑，又说：
“侬是不相信我？”
“我没不相信依。”周璇温柔地回答。
“侬要是相信我，就把铜细交给我。”
接着，朱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许多跑交易所赚钱发财的实例，还十分带感情地把一份如何建立美满家庭的计划抖落出来。最后这一着终于打动了周璇。
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委身者的厚爱和信托，周璇同意拿出大部分积蓄，交给朱某去做生意。炽热的感情代替了一切，连曾经有过的一点与怀疑，也都随着一阵春风飘逝了……
在这段与朱某同居的日子里，周璇的拍片任务并不怎么繁重。当时的长城影业公司，控制在张善琨手里。此系“熟人老板”，加上“附逆”旧案未了，他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比上海时有些收敛。
《彩虹曲》与《花街》乃属一般赚钱片子，各方面都无精彩而言，因而也就没有像前一部影片《清官秘史》那样，花去“金嗓子”多大的心力。
“二朱”时常跟随她身边，逛逛港九一带的风景区，到浅海沙滩戏水玩耍。这是周璇几次来港最清闲的一回，一切事务都有人代理，她省心省事，生活似乎过得满愉快的。
不久，周璇怀孕了，她高兴极了。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尤其对于一位曾经在痛苦中流产过的母亲来说，这腹中的胎儿就显得格外地值得珍爱了。
在酒店的寓所里，周璇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把这个信息悄声地告诉了朱某。谁知朱某却用惊异的目光盯着她看。周璇被朱某看得火烧双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朱某软语劝她，为了让两人没有任何拖累地、自由自在地过几年，最好还是推迟生育，采取手术来解决问题。何况为了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合法化”，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完成正式手续。
周璇听完了朱某这一番话，不禁呆住了，沉默了半晌才张口说：
“不，我想孩子，我要孩子！”
她虽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但仍然以商量的语气告诉朱某：
“我们马上在香港办个手续，何必再这样拖下去呢！你还有些什么要求，都可以告诉我。”
朱某眯缝着眼睛并不看周璇，慢吞吞地说道：
“我还有点事体要办，想回上海去一趟。”
“我跟你一道去，我想回上海去养小囡。”
朱某见周璇坚持要生养，便及早转舵。他说道：
“你不要挺着大肚皮回上海，那里老熟人多，闲话也多。养小囡还是在香港好，朱小姐可以专门照顾你。再说，上海一解放，外国医生都跑光了，此地条件比那里好得多。”
心肠软的周璇又被朱某说服了。朱某告诉她，这次是短期回上海，等他把事情料理完了就返香港。至于两人关系“合法化”的问题，等他从上海回来再解决。
几天之后，朱某匆匆离开香港。他又从周璇那里诈走了好几根金条。对这一切周璇并无怀疑，她只是希望朱某尽快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朱某这一去如同泥牛入海，毫无音讯，而周璇的妊娠反应一天天加剧。她哪里知道，朱某在上海又缠上了一个舞女，现在，他正跟这个舞女打得火热，怎么可能把身怀六甲的周璇再放在心中。
周璇叫秘书发函去问，没有回音，她自己提笔写信去催，结果也还是不见答复。她开始急了，一个人常常坐立不安。朱秘书早已心中有数，装作义愤填膺地大骂朱某薄幸无情，并开导女主人不要因此而伤了身子，劝周璇长痛不如短痛，和朱某一刀两断，在香岛找个富商“另起炉灶”。
此时的朱秘书令周璇讨厌。她怔怔地走到穿衣镜前，望着自己略带虚肿的面庞、日益消瘦的身躯和微微凸起的腹部，泪珠儿成串地滚落下来。她知道自己受骗了。
周璇病倒了，茶不思饭不想，神情沮丧，整夜失眠。她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许任何人进去。她想“一了百了”，但当她想到尚未来到人世的孩子，心又软了，觉得那种“绝命”的念头太不应该了。
她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生身的母亲，但是她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母亲。眼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医生诊断她患了一种精神分裂症！
此时的大明星，虽然置身在日夜喧嚣的都会中心，却是感到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她宛如一叶小舟，颠簸在浊浪翻滚的大海之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平衡，随时都有被浊浪吞没的危险……
却说“金嗓子”在香港病倒的消息，传到了早已解放的上海，引起了昔日影坛的姐妹们、朋友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的关注。当时的电影界的负责人于伶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马上委托香港方面的朋友去看周璇，并劝她尽快返回上海。
走出医院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