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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要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作品皆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探索，而张石川对电影事业是怀有一种献身精神的。因此，他得以成为早期中国影坛上最成功的导演。
1937年，“明星”关门之后，张石川仍念念不忘重振“明星”的昔日雄风，后来竟不惜为日伪经营的影片公司服务，这是他历史上不甚光彩的一页。抗战胜利后，他曾被指控为汉奸，使他惊吓成病，从此一蹶不振。1953年病逝于上海。
邵醉翁：
邵醉翁（1896—1979），浙江宁波人。原名仁杰，别号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自此一心从事电影事业。
作为一位电影事业家和导演，他在这两方面各有成就，尤其是前者。他经营有方，使后起的“天一”能与“明星”相抗衡，尤可称道的是南洋电影市场的开辟，“天一”在南洋拥有的观众为其他公司无法匹敌。
由于“天一”的诞生而带来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对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作为一位导演，“天一”早期作品大多出自他之手。
虽然在导演艺术上，他并不是特别高明，但在挖掘新题材以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方面，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目光。率先拍摄古装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所拍的古装片虽然制作比较马虎，但古装片这一题材从此经久不衰。这个题材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天一”还培养和孕育了不少电影人材，当然，其中的很多人是离开“天一”后才走红的，“天一”未能留住他们并使之有用武之地，这与邵醉翁在电影艺术上不求精进有关。
但杜宇：
但杜宇（1897—1972），贵州贵阳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但祖龄。自幼学习绘画，尤其擅长美女和花卉画，故取艺名“杜宇”即杜鹃鸟之意。
13岁丧父，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杜宇不畏艰难，闯入上海滩，以绘画为生。他所绘的美女月份牌大受欢迎，他亦因此而闻名。他的漫画作品经常见诸报刊。
1920年，但杜宇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开拍长故事片《海誓》，从此献身电影事业，直至抗战爆发。其间17年，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编剧并兼摄影的。
他所导的影片，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在早期电影界中，摄影之美，但氏称霸一时，其得力于美术功底，实为重要原因。”著名导演程步高如是说。
但杜宇还以电影多面手而著称，他集编剧、导演、摄影、美工、布景、洗印等于一身，拍出多部影片，堪称一绝。他虽身兼数职，却从不马虎，对工作有着刻意求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于拍得不理想之处，总是不计成本重新拍摄，直到满意为止。
但杜宇特别勤于钻研和探索，在技术落后、条件简陋、资金有限的20年代，他因陋就简，开动脑筋，拍出了许多当时看来十分困难的镜头。
如拍《杨贵妃》时，需拍漫山遍野的逃难民众的镜头，却雇不起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但杜宇选择了农历七月十八日苏州乡民朝山进香，道路为之堵塞的机会，用远景拍摄，竟能以假乱真。
又如一次拍舞会镜头，剧情要求地板光亮照人，而影棚的地板却很粗糙，他令人用拖把将地板拖湿，摄入镜头后即晶亮透彻，饶有光泽的。
他总是用智慧，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然而，但杜宇的影片也有着共同的缺点，由于他崇尚唯美主义，他的影片美则美矣，却远离现实生活，且欧化色彩浓厚。
因此，但杜宇17年的电影生活，于中国电影事业虽有诸多贡献，却没能留下多少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独到地位的影片来。1937年，上海影戏公司的摄影场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但社宇夫妇迁居香港，复以卖画为生。
黎明伟：
黎明伟（1893—1953），广东新会人，生于日本，在香港求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组织人我镜剧社，同年初次试拍电影、摄成《庄子试妻》，从此即醉心于电影事业。1923年创办民新影片公司。
黎民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其次，在电影编导尤其是纪录片的编导和拍摄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对民主革命充满热情，黎民伟特别崇拜孙中山先生，他为广东革命政府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北伐开始后．他曾赴北伐前线拍摄军事纪录片，最终编成《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这一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纪录片。
黎民伟的主要兴趣在摄影方面，因此由他编导的影片并不多，但在他领导下的民新公司，曾罗致了欧阳予倩、侯曜、卜万苍等著名编导，为“民新”拍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影片。
黎民伟导演的《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也以其反帝题材而钦誉海内外，故而“民新”能独树一帜。此外，黎民伟还是“复兴国片”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与罗明佑携手创办了联华公司，并担任“联华一厂”的主任。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黎民伟返香港。后脱离影界经商，死于癌病。
杨小仲：
杨小仲（1899—1969），原名杨保泰，生于江苏常州。1916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20年，他应任彭年之请，为商务影片部代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改编剧本和撰写字幕说明，从此与电影结缘，并改名杨小仲。
此后，他先后为商务影片部、长城、大中华百合、联华、艺华、新华等公司编导了约20部影片。由于这些公司的制片方针各异，杨小仲所导的影片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上也显得参差不齐。
抗战爆发后，他曾赴内蒙抗日前线拍摄纪录片。“孤岛”时期及抗战以后，他多受雇于私营公司，拍摄了为数不少的影片。
总的说来，杨小仲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主要在于中国电影的开创时代，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的一生也都奉献给了电影事业。
陆洁：
陆洁（1894—1967），字焕章，江苏嘉定人。17岁时赴上海当学徒，后又赴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上海。20年代初进入电影界，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他是创刊于1922年的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与顾肯夫创办的这份杂志介绍了外国电影知识，首译和统一了一批外来的电影名词术语，如“导演”一词，就是他在受到朋友来信中提到的“教习”一词的启发而译出的。
其次，作为一名电影编导，他为“大中华”和后来的“大中华百合”编写和导演过数部影片，是公司的主要编导人员。
“联华”成立后，陆洁出任二厂经理；1936年，“联华”改组为“华安”后，他又任“华安总厂丫长。在他的主持下，“联华二厂”和“华安总厂”曾拍出一大批优秀影片。
抗战爆发后，陆洁留在“孤岛”上海租界内，为吴性栽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吴性栽投资创办的文华公司常务董事兼厂长。陆洁的一生也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出生于浙江杭州。1914年自德清县立高小毕业，1915年被保送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夏衍被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录取。1924年加入国民党。
1927年7月，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夏衍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托参加了“左联”的筹建工作。
1932年，夏衍进入电影界，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著名倡导人与领导人，在他的一个个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的同时，他的话剧剧作也一一问世。1936年，他首次以夏衍为笔名创作的话剧《赛金花》曾作为国防文学的力作而轰动剧坛，此后又有《上海屋檐下》等话剧剧本问世。1937年，转入新闻界。
夏衍对中国电影，特别是30年代左翼电影有着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电影编剧，他的作品树立了左翼电影的楷模，从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到1937年创作的《摇钱树》，出自他手（包括与人合作）的电影剧作有12部之多。
这些影片不仅展示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以精巧的构思，独到的结构以及各种电影表现方法的恰当应用，显示了夏衍的电影剧作特有的魅力。
一个30年代初才涉足影坛的编剧能有如此的成就，固然是由于他本身业已具备的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但更与他踏入影界后的刻苦钻研密不可分。
在对电影特性的研究和把握方面，他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曾在编剧实践中尝试过对戏剧电影观的突破。在改编《春蚕》时，就有意冒着“很大风险”，采取了“不是戏剧化而是极端素描的题材”，在摄制时采取“很多电影方式”。
此外，夏衍在30年代还撰写了一批电影评论，通过影评推荐优秀影片或新方法、新理论；批判坏影片。在与软性电复论者的论战中，他的文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田汉
田汉（1889——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1921年，携妻归国，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并撰写有关电影的文章，后集成《银色的梦》出版。
1926年，田汉应新少年影片公司之请，编写了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翠艳亲王》，因触及时弊，公司未敢拍摄。1926年底，他发起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并亲拟发出启事：
“……酒、音乐和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也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唯梦不可以作伪……”
南国社投入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田汉自编自导的《到民间去》，但由于资金匮乏，这影片断断续续拍了两年，仍未能拍完。1927年，田汉又主持拍摄了《断笛余音》，也未能拍完。田汉还为“明星”编成《湖边春梦》，1927年摄成。这也是他第一部与观众见面的影片。
1930年，田汉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1931年他编写的电影剧本《母性之光》标志着他在电影创作上的转折。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左翼电影的创作和指导，直至1935年被捕。
1937年出狱后，首次以田汉为笔名，创作了《青年进行曲》这一电影剧本。1931年至抗战爆发，田汉有9部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田汉于抗战期间完成的《胜利交响曲》和战后完成的《忆江南》及《丽人行》也是该时期中重要的电影作品。
田汉对中国电影事业有卓越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电影编导，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浪漫的激情、传奇的色彩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使他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阳翰笙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继修，出生于四川高县罗场。1922年，就学于成部省立一中。1924年，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阳翰笙参加了“三罢”斗争。1926年，他奉调入黄埔军校，任中共入伍生总支书记、教官和政治部秘书。
1927年底，他辗转来到上海，即受郭沫若之邀，参加了“创造社”的工作。1928年起，陆续以华汉等笔名发表了以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一批长、中、短篇小说。
在左翼文艺工作者进军电影界之时，阳翰笙接受夏衍等人的建议，开始了电影剧本的编写，第一次以阳翰笙为笔名，编写了《铁板红泪录》，随后进入“艺华”。1940年，他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抗战结束，他又创作了《八百壮士》等4个电影剧本。
战后，他主持了昆仑公司的编导委员会，并创作了《万家灯火》，改编了《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的电影创作特色也是十分鲜明的，他的作品无一不是紧扣时代脉搏。他的电影文学创作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云，一类是通过对个人命运的描写揭示社会矛盾。他与夏衍、田汉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三员猛将。
孙瑜：
孙瑜（1900——1990），四川自贡人，生于重庆，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清华大学文学系。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学成回国，1927年正式跨入电影界。
孙瑜任编导的处女作是1928年为“长城”拍摄的《渔叉怪侠》。“长城”结束后，孙瑜转入“民新”，1929年编导了《风流剑客》。
“联华”成立后，孙瑜开始展现其非凡的导演才华，“联华”的最初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花闲草》均出自孙瑜之手，使“联华”一鸣惊人。此后，孙瑜走上了艰难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探索之路。
1931年、1932年编导的《自由魂》、《野玫瑰》、《火山情血》择取的均是勇敢地面对现实的题材。1933年编导的《小玩意》、《体育皇后》，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大路》，写下了30年代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
抗战期间，孙瑜编导了《火的洗礼》。抗战胜利后，赴美考察，1948年回国，参加了昆仑公司，并筹拍《武训传》。
作为一位杰出的电影编导，孙瑜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一方面他从不回避现实，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上，他的影片充满了乐观明快积极的情绪。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正是孙瑜影片的最大特征。
孙瑜还是一位善于发掘和培养演员的伯乐，金焰、王人美、郑君里等皆是因主演孙瑜编导的影片而成名的。他对于演员，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使演员与角色产生心理共鸣。
蔡楚生：
蔡楚生（1906——1968），广东潮阳人，12岁时到汕头一家小钱庄当学徒，18岁时即置身革命。后只身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在一家电影公司做个相当于打杂地位的职员。
1929年，蔡楚生结识了同乡名导演郑正秋，得到郑的赏识，从而进入“明星”，并师从郑正秋学习导演。1931年，蔡楚生加入“联华”，并编导了处女作《南国之春》。
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1933年以后编导或导演的影片《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既是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在艺术上几乎每部又都是可圈可点之作。
抗战期间，蔡楚生编导了《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两片。抗战胜利后，他成为昆仑公司的主要编导，拍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朽的名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的作品从精神到方法，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王义。他创造的主要银幕形象，不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或中间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而能为观众接受并难以忘怀的。
与郑正秋一样，蔡楚生也是民国电影史上拥有观众最多的电影编导之一。居于民国电影史上卖座率前列的三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和《姊妹花》，皆出于郑、蔡二人之手，而且前两部都是蔡的作品。
蔡楚生的成就得到了举世公认，他是第一个为中国电影赢得国际荣誉的编导。几十年后，他的作品再度在中外上映时，仍深深打动了观众，他的艺术才华，令中外同行们赞叹不己。
史东山：
史东山（1902——1955），原名史匡韶，浙江杭州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史东山就表现出了对艺术的特殊爱好，但家道中落，史东山被迫赴上海谋生，在上海电报局当报务员。不久，进入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从此即爱上电影这一行。
1925年，他所编写的《柳絮》被公司录用，并让他自己导演，新片映出时，他第一次用了史东山这个名字。此后他转入“大中华百合”，编导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和《王氏四侠》三片，流露出唯美主义倾向。
1930年，史东山进入“联华”，翌年，导演了描写男女爱情的《银汉双星》。九·一八的炮火使他从艺术的迷梦中惊醒，他参与编导了《共赴国难》、《奋斗》等片。1934年转入“艺华”，编导了《女人》和《人之初》。此时，史东山已从唯美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
他的影片，开始触及社会现实，同时，在影片的风格上，依然富有美感，并求得了与影片内容的融合。
“国防电影”的口号提出后，史东山在“新华”与田汉首次合作，导演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