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永远是被梁山好汉搭救的对象），因此，《水浒传》中对文士才会有对立与蔑视的双重态度。
游民的朴素的平等关系在游民从事一般非法活动和武装斗争的初期（如行窃集团，少数人的打家劫舍），基本上可以做到。当买卖做大了，或斗争发展了，就需要制度来维护集团的“工作”效率，以及集团的存在与发展。这时候所谓“兄弟关系”就要突出“长幼有序”的一面，不能胡乱来。“兄弟关系”逐渐变成只存在于口头的口号，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不是也有“天罡”、“地煞”之别吗？而且“天尊地卑”又是合乎自然实际的。梁山泊每一次增加新的血液的时候，都排一次“座次”。第七十一回天门大开，“石碣”从天而降，揭示出“天罡”、“地煞”的名位之后，宋江以代天宣旨的口气对众头领说：
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这位郓城小吏也学着皇权专制统治者的样子，神道设教，要兄弟们服从上天这种“上下有等”的安排。当然，如果斗争再发展，根据地扩大了，需要建立类似政府性质的机构时，游民们自然而然要向“贵贱有别”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明王朝不就是走的这条路吗）。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近世论者颇爱乐道梁山好汉们的“经济平等”，实际上，这种平等只是财物的均分，也就是盗跖所说的“盗亦有道”，“分均者，仁也”。《淮南子？盗应训》。游民们不事生产，他们的思考不能达到生产领域，因此，作为经济平等的生产资料的共有问题不可能提出。他们向往的只是金银财宝，“人均一份”，而且，这个“人”只包括“众头领”，小喽罗们是不在其内的。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7）
梁山好汉们的社会理想的闪光部分是他们对于不同个性的容忍和对于人尽其才局面的向往。一百零八将在进入梁山以前，他们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文化教养都有很大不同，性格也是千差万别的，除了“假文墨”、“大头巾”外，一切都能“求同存异”。作者主张，“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也就是说，他提倡不同个性的人们要学会互相容忍和理解。柴进和李逵从出身到性格都是天差地别的，作者不仅赋予了他们相同的绰号（李绰号“黑旋风”，柴绰号“小旋风”，这里包含有要柴向李靠拢之意），而且让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他们之间虽然对与殷天锡讲理一事有不同的见解，但还是能够做到相互关照，表现出兄弟情谊，并未因性格不同而造成冲突。其他如朱仝与雷横，杨雄与石秀，林冲与鲁智深，戴宗与李逵等等，都是性格上有较大的差异而又能互相理解，从而相处很好的范例。这些即使到了现代，仍然给人们以启示。
浪迹江湖的人们都有一定的才干，否则就不能存活，被淘汰掉。他们希望在理想的社会中，人们的特长和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从对才能的看法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游民，他们把能“偷”能“骗”也看成特长，一律加以赞美）。梁山泊是能够根据人们的材质使用人才的，不过这有些士大夫色彩了，也许它更着重表现了游民知识分子的愿望。
游民的社会理想带有空想性质，这种人际关系只能在游民团体中短暂地存在，但是它却使后世的游民对此无限神往。
上面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游民性格特征及其思想意识的特色，并分析了他们的人生追求。游民最突出的除了其攻击性性格外，就是对人际关系的注重，因为这是他们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一点在近代游民领袖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炙手可热的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有句“名言”：“我一生吃‘三碗面’——脸面、情面、场面”。他说得很“精辟”。这“三碗面”体现了杜月笙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刻意追求。“脸面”是一个游民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关键。所谓“脸面”也就是要体现出闯荡江湖的“英雄气”来，还要顾及江湖上的规矩，否则就不被江湖接受。“情面”是联络江湖同道的投资，没有这笔投资就不会有“过命的朋友”。宋江在江湖上的投资除了银子外就是“情面”（这一点晁盖就有点不顾情面）。江湖是游民奋斗的舞台，做大买卖的像杜月笙一类的人特别需要“场面”，“场面”越辉煌，越能唬住人，越会有更多的追随者，越能做成大买卖。仔细体味杜月笙的话，对照古代江湖人的作为，他们在精神上是有相通之处的。
◎从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转化（1）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当过游丐和游方和尚，应该说是个典型的游民。他经历多，对人间社会的情伪利弊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登上帝位以后，处于下位的臣民们也很难欺骗他，而且，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御比他英勇果敢、比他有谋略有文化的文臣武将。从朱元璋的经历说，他应该有较为浓重的游民意识，我们可以想见，在他的人生经历和夺取天下的斗争中，这些思想意识会驱使他作出多少生动精彩的表演。可惜的是，在朱元璋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之后，那些不能为主流社会所肯定的思想意识与行为经历，自然会被史官和《高皇帝御制文集》的编辑们所芟汰。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叹，司马迁也许是中国唯一敢于不为当朝统治者讳的史学家，因此，后人才能看到“汉高祖”刘邦那“无赖相”的一面，而且，这一面一直持续到他位登大宝以后。后世那些也许比刘邦更为“无赖”的皇帝们的表演，我们看不到了，这都是文人士大夫粉饰的结果。由于明代文人的加工，后世读者粗读《明实录？太祖实录》和《高皇帝御制文集》时，只感到朱元璋确实是一位有慈有威的大家长式的皇帝，而不是像清代赵翼所说的：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廿二史札记》卷三六
我们应该看到，朱元璋经历了从游民到帝王的变化以后，其头脑中考虑的问题，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产生了变化，说到底还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但是，独特的经历毕竟会给人们留下极深的痕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思想意识也是很难完全掩饰的。作为明王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毕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活动与言论的资料，如果我们认真和细致地分析这些资料，还是可以看到他在“圣贤”、“豪杰”之外的另外一面。何况独立于宗法社会之上的帝王和被排斥在宗法网络之外的游民，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是有若干重合点的（例如思想意识无所规范），有些事迹和行为是可以用不同的“话语”来阐释的，但其本质却没有多少差别。
1从反抗社会秩序到迷信对社会的控制力
关于游民的反社会性，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作了概括的介绍，朱元璋从一个典型的游民加入了红巾军，是动乱时期大多数游民所走的道路。可以设想，如果朱元璋没有“变泰发迹”当上皇帝的话，或者他只是一度做了“山大王”而最后失败的话，他是如何描述自己从“良民”到造反者这关键的一步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水浒传》的作者满怀激情地描绘梁山好汉一个个上山参加造反集团的过程，便可知道游民从内心到行为对反社会倾向都是认同的。可是因为朱元璋已成为明朝的开国君王，对于自己最初的造反行为的评价就不能不迁就社会的主流意识，不能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于是，当他提到自己取得帝位的过程时就显得非常尴尬。他在给被赶出大都的元顺帝的信中说到，天下大乱，生民涂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视，因人心之所向，遂仗义兴兵，群雄所据之地，悉为我有”。《全明文一》卷一九，《与元主书》。这是对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对手说的话，尽量抬高自己起事的自觉性和斗争的意义。可是在写给臣民看的一些文字中便不同了，他不能明目张胆地歌颂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武装反抗。这点在《纪梦》中表达得特别明确，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做坏的榜样。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元王朝的官军和首义的红巾军各打五十大板。红巾军是“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写官军“声攻城而逡巡不进，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则以绛系首，称为‘乱民’，献俘于上，请给其功”。当然这种描写也是真实的，不像现在一些史学家，言及“农民起义”，必说其军纪如何严明；如有相反的史料，必说是“地主阶级的诬蔑”。这里是朱元璋说自己归属的红巾军“焚烧闾舍，荡尽民财”，不能算污蔑吧。在这种“造反军”与“反造反军”的拉锯战争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广大平民百姓。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暮”。朱自己也感到“两畏而难前”。于是，出于求生的目的，通过投珓向神灵问吉凶。他详细地描写了自己求神问卜的过程，他说自己当时最大的希望是“出境以全生”，可是“神”几次给予的指示都是“倡义”，而且告诉他“倡义而后昌”，并且多次投珓都是这个结论。上面所引皆见《全明文一》，《纪梦》。朱元璋对当年参加武装反元斗争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做了皇帝，鼓励人们的造反精神使他感到危险，因此，他对元末的红巾起义是完全否定的。他认为当一个朝代不为“天命”所眷时，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起来推翻它也是必然的。但是第一个带头“作乱”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他提出了“首乱不祥”的主张。
◎从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转化（2）
朱元璋多次警告人们不要“首乱”（不要带头闹事）。他说，“古语云：‘天不与首乱’”。又说，“《春秋传》曰：毋首乱，首乱者必不能享其福”。《全明文一》卷二一，《谕故元国公白琐住书》。他还说：
民有厌居太平而好乱者，考之于汉隋唐宋，此等愚民，累代有之，呜呼惜哉！此等愚民，屡为造祸之源，一一身死，姓氏俱灭者多矣。
他还例举了历代“首乱”之人：
如此好乱者，遭如此苦殃，历代昭然，孰曾警省。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大诰三编》
“殃归首乱，福在殿兴”，这个结论的目的是告诫当代，所谓的“福在殿兴”，意在表明，他这位后起事者不是闹事，不是扰乱天下，而是为了“救民”，与首倡乱者有根本的不同。朱元璋多次提到自己能得到天下是天命眷顾的结果，为此，他还制造了许多神话，这在《纪梦》一文中就有详细的描写。朱元璋反对首乱的主张，与他承认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必为他人所替代的合理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既然元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人，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首创之功是不容否定的。司马迁就热情肯定了“首事”“发难”，歌颂了没有获得成功、又有许多缺点的陈胜、吴广，公正地评价了他们二人对于“卒灭暴秦”的巨大贡献。而朱元璋的“首乱不祥”完全是既得利益者的主张，实际上没有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一带首乱，带领民众艰苦奋斗，成为朱元璋的北方屏障，阻止元朝大军，也就不会有朱元璋的成功。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还用韩林儿年号，本年十二月暗害了韩林儿，次年才称“吴元年”。此时的朱元璋毛羽已丰，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反元力量，便与首义者断了关系。朱元璋对于“首乱”分子的声讨完全是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的。他怕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便竭力加强社会控制，对敢于反抗者，他认为这影响社会稳定，更重要的还是对明政权的威胁，因此，对此决不容忍，他采用了严刑峻法。这一点，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朱元璋认为要搞好社会控制，就要抓住两种人，一是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民；一是官，特别是在基层的地方官。他看到过元朝末年老百姓冒险“从乱”的情景：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大诰三编？造言好乱》
如果老百姓乐于“从乱”到如此地步，那时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权都要垮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朱元璋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首乱”者的引导，他认为在这些“乱雄”的带动下，即使是非常老实的平民百姓，也都“闻作乱翕然蜂起，其乱雄异其教，造言以倡之”。因此，朱元璋经常讲要严厉打击“首乱之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官逼民反。这一点，朱元璋也是亲闻亲见的。在《大诰？武诰》“耿良肆贪害民”条中言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勾结：
生事作为，百般科敛，将百姓每害得荒了，以至连年啸聚不已。及他事发，差人拿问，共计二十八招，都是害军害民歹勾当，因此上取回他来打杀了。及打杀了他，广西的百姓都安然无事，也不反了。这般看来呵，那是百姓每要反，则是被他逼凌得没奈何了，所以如此。
◎从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转化（3）
这是符合实际的。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只要有一线生机，也不会冒险作乱。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朱元璋认为必须把官吏管好，使他们不去坑民害民，保持国家的稳定。应该说《大诰》三编主要是管官吏的。《大诰？武臣》是管武官的。《大诰》正、续三编共二百零一条，专讲和同时涉及到官吏犯法的共一百五十六条，约占四分之三，其中处理官员们贪赃受贿、科敛害民等罪行的，约一百二十条左右，占全部条款的一半多。可见朱元璋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处理官员的贪污受贿的问题上，他是宁严勿宽的。在《大诰续编》“罪除滥设”条中，提到如何处理游民混迹于衙门作为编外吏役害民时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朱元璋在取得政权后对于加强社会控制的理解：当时松江、苏州两府有一两千游民帮闲于官府，“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这些人或是讼棍，或是帮助官府看管、羁押、捉拿犯人的。在朱元璋看来，他们“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这些人如果不加重处罚，则使老百姓不得安生。他说：
刑此等之徒，人以为君暴；宽此等之徒，法坏而纲弛，人以为君昏。具在方册，掌中可见，其为君者，不亦艰哉！
从朱元璋这段话的语气和对官吏的处理看，他是宁肯做“暴君”，也不做“昏君”的。他不仅察察以为明，而且查出之后，采取屠杀政策，认为这是一了百了，也真是“智者千虑”。明太祖归天之后，给他的继承者造成威胁的，不是民，更不是官，而是他分封作为“国之干城”的诸王。反抗中央王朝，并最终夺取了皇位的是燕王朱棣。
朱元璋迷信强制手段对社会的控制力，实际上就是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明王朝在有了模仿《唐律》但比《唐律》严密和残酷的《大明律》后，还觉得不够，又制定了严厉的“家法”——《皇明祖训》，教导其继承者如何实现有效的统治。对于特别不放心的开国功臣及其子孙，朱元璋制定了《铁榜》，榜中的“训诫之词”的核心就是要他们谨遵作为臣子的本分，警惕“高危满溢之祸”。胡惟庸、蓝玉案以后，朱元璋又鉴于以往的教训，编制了《稽古定制》，目的是“严公侯奢侈逾越之禁”。朱元璋还觉得条律不够严密，于是又有《大诰》的编制。另外还有很难统计的也带有强制性的律令，如洪武时在太学卧碑刻石上的关于秀才的十二条“禁例”，又如洪武二十三年颁布的刻在衙门里�